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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巴中县城静静地卧在盆地中央。城墙上只有零星几盏灯笼在风里摇晃，几处垛口后面偶尔有守军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城外黑漆漆的原野，又缩了回去。城内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安静下来。
凌晨两点，红八军团各部队已完成对巴中县城的合围。北门方向，二十三师的突击队已经潜伏到城墙脚下的阴影里。县城的土坡后面，红二十三军，二十五军队抵达预定位置，周亦云看着怀表，秒针一格一格地指向了凌晨两点他低声对身边的参谋说道：“打开始。”
信号弹从城北的土坡上升起，拖着一道暗红色的尾迹划破夜空，在天空中短暂停留后缓缓落下，北门方向，几发迫击炮弹同时落地，在城墙根和城门附近炸开，砖石碎片和尘土向外飞散，在爆炸声响过后迅速沉降，地面上散布着碎石和灰尘。红军的突击队从潜伏位置跃起，在炮火掩护下快速接近城墙，几组战士同时将长梯架到城墙上，梯顶架在垛口边缘，在城墙的砖面上形成一条向上的通道，梯身靠在墙面上，梯脚扎入地面，在支撑点牢固后不会滑动。
突击队沿着梯子向上攀爬，登城速度很快，第一批战士翻过垛口落在城墙上时，城楼上的守军才刚开始向发出信号弹的方向张望。城墙上的守军措手不及，部分士兵开始从城墙上撤向城内，但有枪声传来，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响动的方向正向北门方向推进。突击队从北门城墙向两侧展开，肃清城墙上的火力点，城门内侧的锁链在几声枪响后被切断，北门在沉重的门轴摩擦声中缓缓打开。
城内的守军在大门被打开的瞬间被完全打蒙。指挥部所在的院落里，几名军官拿着电话不停拨号，始终没能接通任何一处城门或城墙上的驻守单位，在换了几个号码仍然无人接听后放下话筒，开始收拾桌面上的文件。街巷中到处是混乱的脚步声，有人正在城墙缺口处向外攀爬，有人在大街上向城外方向奔跑，本地的保安团士兵已经散了，有人穿过城墙缺口跑向田野，有人沿街道向南城门方向移动，有人在巷口脱下军装，混入居民区。
红军部队在入城后没有在街道上停留，立即按计划沿主干道推进，占领县政府、电报局、粮库和城门等要点。城内的抵抗在半小时内便完全瓦解，枪声渐稀，街面上只剩下急促的脚步声和短促的命令声。天亮前，红八军团已经控制了巴中县城的主要设施。
红八军团收获颇丰将孙震的后勤补给基地一并端了收获颇丰。
天还没亮透，城南老街的豆腐坊里，王老汉已经起来生火了。四个月前红四方面军撤走的时候，他以为川军最多驻几天就走，没想到邓锡侯的部队不走，还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挨家挨户查“赤匪家属”。王老汉的弟弟跟着红军过了嘉陵江，他被罚了二十块大洋的“连坐金”，磨了三个月的豆腐才还清。
门外的街上很安静，跟这四个月来每一个早晨一样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王老汉端着一碗豆浆正要喝，忽然听见街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但脚步不重、不杂、不乱，带着一种压抑过的整齐。他放下碗，走到门边，把门板拉开一条缝往外看。
灰布军装。八角帽。红旗。
王老汉的手抖了一下，门板差点脱手。
他用力把门推开，整个人站到门口，眯着眼睛往街那头看——队伍正在开进，沿着老街由北向南行进。走在前面的几个战士脸上还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帽檐上沾着山里的泥土，但他们走的每一步都稳稳当当，旗杆上那面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红底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
“红军……”王老汉的喉咙发紧，喊不出声。他转身朝屋里喊了一句：“他娘！出来看！”
老伴从灶台边跑出来，扶着门框往外一看，先是一愣，然后整个人靠着门框往下滑，坐在地上，泪水和鼻涕一起淌下来。四个月前，她亲眼看着川军把隔壁李家的儿子捆在街口的树上鞭打，逼问“赤匪家属还有谁”。李家的儿媳妇受不了，抱着孩子跳了井。那之后，巴中城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没人敢说“红军”两个字，连提都不敢提。
但现在，红旗就在街上飘着。
王老汉把老伴扶起来，自己大步走到街中间。队伍里一个年轻的战士看到他，停下来敬了个礼：“大爷，我们是红八军团，昨晚从米仓山翻过来的。没打扰你们吧？”
王老汉看着那张年轻的脸，嘴巴张了几次，才憋出一句：“不打扰、不打扰……你们可算来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四个月的委屈、四个月的提心吊胆、四个月夜夜惊醒的恐惧，此刻全堵在喉咙里，只化作一句“可算来了”。
这时候，街两边的门板一扇接一扇地打开了。
先是一些胆子大的男人探出头来，看到红旗后整个人僵住，然后猛地回头冲屋里喊：“快出来！红军回来了！”然后是女人们从门里涌出来，有的抱孩子，有的扶老人，所有人第一眼看到那面红旗时表情都差不多——先是不敢相信，然后是眼眶泛红，最后是捂着脸哭出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跌跌撞撞地冲出家门，抓住一个战士的胳膊，声音嘶哑：“同志……我男人是苏维埃主席，四个月前川军把他抓走了，你们能不能救他回来？他被关在县衙大牢里……”
那战士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连长。连长走过来，蹲下身握住女人的手：“大姐，你放心，今天上午我们就去打开县衙大牢。你男人叫什么名字？”
“王大林……通江县苏维埃的……”
连长在本子上记下来：“我记住了，今天一定放人。”
女人松开手，退了两步，对着那军官连鞠了三个躬，然后蹲在街边哭得直不起腰来。
曾中声走在队伍中段，看着眼前这幅场面——没有欢呼，没有鼓掌，到处是压抑的哭声、颤抖的手、拉住袖子不肯放开的老人。那些目光里有激动、有信任，但更多的是劫后余生般的后怕和终于等到天亮的那一刻的宣泄。
他快步走到前面，找到周亦云：“老周，情况不对。老百姓的反应比咱们预想的激烈得多——不是高兴，是……是吓坏了之后的哭。”
周亦云站住了，扫了一眼街边那些哭泣的面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说：“四个月前红四方面军才走，川军在这里清了四个月的乡。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不用想也知道。咱们来得正是时候——再晚一个月，这座城可能就彻底凉了。”
他转身对一个参谋说：“传令下去：第一，全军团不进民房，街边檐下宿营；第二，立即打开县衙大牢，释放所有政治犯；第三，粮仓今天中午开仓放粮，优先分给红属和困难户；第四，政治部立刻上街贴安民告示。”
参谋跑步去传令。周亦云走到刚才那个女人面前，弯下腰说：“大姐，你叫上几家红属，跟我们的同志一起去县衙认人。今天出狱的，你们一家一家领回去。”
女人擦着眼泪拼命点头。
上午九时，县衙大牢的铁锁被砸开。二十几名关押了四个月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红属被搀扶出来，他们大多瘦得脱了形，有的身上还带着刑伤。当他们站在阳光下、看到街上的红旗时，好几个人当场跪在地上，抱着红军的腿放声大哭。
与此同时，县政府粮仓打开了。三年来被地主保长囤积的谷子一袋袋搬出来，在街边摆成几长排。政治部的战士用粉笔在地上写着大字——“红属优先”“困难户先领”“每人一斗”。
到中午时分，全巴中城都知道了——红军回来了，苏维埃回来了，天又亮了。
城南祠堂门口，一拨又一拨的人涌来。有来领粮的，有来报失联亲人的，有来告状申冤的，还有悄悄把家里藏起来的苏维埃证件拿出来、问“组织还在不在”的老党员。政治部的登记员忙得头都抬不起来，桌上堆满了写着名字和诉求的纸条。
下午，周亦云和曾中声在祠堂里碰头。曾中声递上一份粗略统计：“半天时间，报名的已经超过二百人。最让我意外的是——有三十多个原来苏维埃的基层干部主动来归队，他们说四个月前部队走的时候让他们留下来隐蔽，今天听到红旗响了，自己就找来了。”
周亦云把那份名单看了一遍，放在桌上：“老曾，这样不行啊，我们的目标是调动敌军，你看看现在巴中的情况。”
曾中声点头自然知道周亦云的意思，必须给人民群众说清楚。
夜晚，巴中县城静静地卧在盆地中央。城墙上只有零星几盏灯笼在风里摇晃，几处垛口后面偶尔有守军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城外黑漆漆的原野，又缩了回去。城内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安静下来。
凌晨两点，红八军团各部队已完成对巴中县城的合围。北门方向，二十三师的突击队已经潜伏到城墙脚下的阴影里。县城的土坡后面，红二十三军，二十五军队抵达预定位置，周亦云看着怀表，秒针一格一格地指向了凌晨两点他低声对身边的参谋说道：“打开始。”
信号弹从城北的土坡上升起，拖着一道暗红色的尾迹划破夜空，在天空中短暂停留后缓缓落下，北门方向，几发迫击炮弹同时落地，在城墙根和城门附近炸开，砖石碎片和尘土向外飞散，在爆炸声响过后迅速沉降，地面上散布着碎石和灰尘。红军的突击队从潜伏位置跃起，在炮火掩护下快速接近城墙，几组战士同时将长梯架到城墙上，梯顶架在垛口边缘，在城墙的砖面上形成一条向上的通道，梯身靠在墙面上，梯脚扎入地面，在支撑点牢固后不会滑动。
突击队沿着梯子向上攀爬，登城速度很快，第一批战士翻过垛口落在城墙上时，城楼上的守军才刚开始向发出信号弹的方向张望。城墙上的守军措手不及，部分士兵开始从城墙上撤向城内，但有枪声传来，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响动的方向正向北门方向推进。突击队从北门城墙向两侧展开，肃清城墙上的火力点，城门内侧的锁链在几声枪响后被切断，北门在沉重的门轴摩擦声中缓缓打开。
城内的守军在大门被打开的瞬间被完全打蒙。指挥部所在的院落里，几名军官拿着电话不停拨号，始终没能接通任何一处城门或城墙上的驻守单位，在换了几个号码仍然无人接听后放下话筒，开始收拾桌面上的文件。街巷中到处是混乱的脚步声，有人正在城墙缺口处向外攀爬，有人在大街上向城外方向奔跑，本地的保安团士兵已经散了，有人穿过城墙缺口跑向田野，有人沿街道向南城门方向移动，有人在巷口脱下军装，混入居民区。
红军部队在入城后没有在街道上停留，立即按计划沿主干道推进，占领县政府、电报局、粮库和城门等要点。城内的抵抗在半小时内便完全瓦解，枪声渐稀，街面上只剩下急促的脚步声和短促的命令声。天亮前，红八军团已经控制了巴中县城的主要设施。
红八军团收获颇丰将孙震的后勤补给基地一并端了收获颇丰。
天还没亮透，城南老街的豆腐坊里，王老汉已经起来生火了。四个月前红四方面军撤走的时候，他以为川军最多驻几天就走，没想到邓锡侯的部队不走，还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挨家挨户查“赤匪家属”。王老汉的弟弟跟着红军过了嘉陵江，他被罚了二十块大洋的“连坐金”，磨了三个月的豆腐才还清。
门外的街上很安静，跟这四个月来每一个早晨一样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王老汉端着一碗豆浆正要喝，忽然听见街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但脚步不重、不杂、不乱，带着一种压抑过的整齐。他放下碗，走到门边，把门板拉开一条缝往外看。
灰布军装。八角帽。红旗。
王老汉的手抖了一下，门板差点脱手。
他用力把门推开，整个人站到门口，眯着眼睛往街那头看——队伍正在开进，沿着老街由北向南行进。走在前面的几个战士脸上还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帽檐上沾着山里的泥土，但他们走的每一步都稳稳当当，旗杆上那面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红底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
“红军……”王老汉的喉咙发紧，喊不出声。他转身朝屋里喊了一句：“他娘！出来看！”
老伴从灶台边跑出来，扶着门框往外一看，先是一愣，然后整个人靠着门框往下滑，坐在地上，泪水和鼻涕一起淌下来。四个月前，她亲眼看着川军把隔壁李家的儿子捆在街口的树上鞭打，逼问“赤匪家属还有谁”。李家的儿媳妇受不了，抱着孩子跳了井。那之后，巴中城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没人敢说“红军”两个字，连提都不敢提。
但现在，红旗就在街上飘着。
王老汉把老伴扶起来，自己大步走到街中间。队伍里一个年轻的战士看到他，停下来敬了个礼：“大爷，我们是红八军团，昨晚从米仓山翻过来的。没打扰你们吧？”
王老汉看着那张年轻的脸，嘴巴张了几次，才憋出一句：“不打扰、不打扰……你们可算来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四个月的委屈、四个月的提心吊胆、四个月夜夜惊醒的恐惧，此刻全堵在喉咙里，只化作一句“可算来了”。
这时候，街两边的门板一扇接一扇地打开了。
先是一些胆子大的男人探出头来，看到红旗后整个人僵住，然后猛地回头冲屋里喊：“快出来！红军回来了！”然后是女人们从门里涌出来，有的抱孩子，有的扶老人，所有人第一眼看到那面红旗时表情都差不多——先是不敢相信，然后是眼眶泛红，最后是捂着脸哭出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跌跌撞撞地冲出家门，抓住一个战士的胳膊，声音嘶哑：“同志……我男人是苏维埃主席，四个月前川军把他抓走了，你们能不能救他回来？他被关在县衙大牢里……”
那战士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连长。连长走过来，蹲下身握住女人的手：“大姐，你放心，今天上午我们就去打开县衙大牢。你男人叫什么名字？”
“王大林……通江县苏维埃的……”
连长在本子上记下来：“我记住了，今天一定放人。”
女人松开手，退了两步，对着那军官连鞠了三个躬，然后蹲在街边哭得直不起腰来。
曾中声走在队伍中段，看着眼前这幅场面——没有欢呼，没有鼓掌，到处是压抑的哭声、颤抖的手、拉住袖子不肯放开的老人。那些目光里有激动、有信任，但更多的是劫后余生般的后怕和终于等到天亮的那一刻的宣泄。
他快步走到前面，找到周亦云：“老周，情况不对。老百姓的反应比咱们预想的激烈得多——不是高兴，是……是吓坏了之后的哭。”
周亦云站住了，扫了一眼街边那些哭泣的面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说：“四个月前红四方面军才走，川军在这里清了四个月的乡。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不用想也知道。咱们来得正是时候——再晚一个月，这座城可能就彻底凉了。”
他转身对一个参谋说：“传令下去：第一，全军团不进民房，街边檐下宿营；第二，立即打开县衙大牢，释放所有政治犯；第三，粮仓今天中午开仓放粮，优先分给红属和困难户；第四，政治部立刻上街贴安民告示。”
参谋跑步去传令。周亦云走到刚才那个女人面前，弯下腰说：“大姐，你叫上几家红属，跟我们的同志一起去县衙认人。今天出狱的，你们一家一家领回去。”
女人擦着眼泪拼命点头。
上午九时，县衙大牢的铁锁被砸开。二十几名关押了四个月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红属被搀扶出来，他们大多瘦得脱了形，有的身上还带着刑伤。当他们站在阳光下、看到街上的红旗时，好几个人当场跪在地上，抱着红军的腿放声大哭。
与此同时，县政府粮仓打开了。三年来被地主保长囤积的谷子一袋袋搬出来，在街边摆成几长排。政治部的战士用粉笔在地上写着大字——“红属优先”“困难户先领”“每人一斗”。
到中午时分，全巴中城都知道了——红军回来了，苏维埃回来了，天又亮了。
城南祠堂门口，一拨又一拨的人涌来。有来领粮的，有来报失联亲人的，有来告状申冤的，还有悄悄把家里藏起来的苏维埃证件拿出来、问“组织还在不在”的老党员。政治部的登记员忙得头都抬不起来，桌上堆满了写着名字和诉求的纸条。
下午，周亦云和曾中声在祠堂里碰头。曾中声递上一份粗略统计：“半天时间，报名的已经超过二百人。最让我意外的是——有三十多个原来苏维埃的基层干部主动来归队，他们说四个月前部队走的时候让他们留下来隐蔽，今天听到红旗响了，自己就找来了。”
周亦云把那份名单看了一遍，放在桌上：“老曾，这样不行啊，我们的目标是调动敌军，你看看现在巴中的情况。”
曾中声点头自然知道周亦云的意思，必须给人民群众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