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3章 好苗子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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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冬天，京城的风跟刀子似的，刮过光秃秃的梧桐枝桠，卷起路边干枯的黄土碎沙，扑在人脸上生疼。
可再烈的寒风，也压不住中央音乐学院门口翻涌的滚烫人气。
这是十年动荡结束后，这所国内顶尖的音乐学府，第一次面向全国公开招生。
中断了整整十一年的艺术招考通道彻底重启，无数被压抑了整个青春的音乐梦想，终于在这个凛冬，等到了破土重生的机会。
没人提前预料到，这场迟到了十一年的招生，会火爆到近乎失控的地步。
从北国林海到江南水乡，从偏远农场到工矿车间，无数攥着乐谱、摸着乐器长大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奔赴京城、上海、广州、成都四大考点。
最终统计下来，全国报名考生足足达到了人，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央音招生的报考纪录。
教务处的木格办公桌上，一沓沓用糙纸誊写、字迹工整的报名表层层堆叠，没人刻意细数，摞起来的高度已然超过半人，压得木桌边缘都微微下沉。
随着阅卷、初试工作逐步推进，所有参与招生的老师，心里都被巨大的惊喜狠狠冲击着。
这些被时代耽搁了十一年的考生，专业功底和艺术灵气，简直高得离谱。
尤其是竞争最激烈的作曲系，遍地都是天才。
不少考生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学，全靠私下偷偷钻研、熬夜苦练，笔下的作品却灵气炸裂、章法严谨，编曲技巧娴熟老道，立意和层次感远超同期在校毕业班学生。
许多从教三四十年、见惯了乐坛人才的老教授，捧着考生的乐谱、听完现场演奏，都忍不住反复摩挲谱纸，连连惊叹后生可畏。
可这份突如其来的狂喜，仅仅维持了短短几天，就被铺天盖地的无奈与惋惜彻底覆盖。
根据文化部11月9日正式下发的招生红头文件，彼时仍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的央音，本年度全国仅计划招收105人，分散覆盖28个细分专业。
一万七千多名追梦人，争抢一百零五个名额，算下来整体录取比例甚至不足0.6%，比千分之二还要残酷。
这冰冷的数字，像一盆刺骨的冰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忱。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倾尽所有奔赴考场的考生，最终只能空手而归，连踏入这所音乐殿堂的门槛都触之不及。
极致的人才盛况和极致的名额稀缺，形成了刺眼又残忍的反差。
那段时间，招生名额的局限、天才的遗憾，成了央音校园里唯一的话题。
课堂间隙、办公室里、食堂饭桌前，所有老师开口闭口，都是这场令人揪心的招生考试。
每日暮色降临、考试落幕之后，音乐学院的围墙外，总能看见无数落寞的身影。
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裤脚沾着尘土的年轻人们，三三两两蹲在冰冷的石阶上，怀里紧紧抱着裹着粗布的乐器，攥着边角被捏得发皱、印着红色编号的准考证。
有人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无声的泪水砸在干裂的手背上，冻得冰凉。
有人呆呆望着校门的牌匾，久久不肯挪步，眼底藏着不甘、茫然与深深的绝望。
他们有人放弃了工厂的正式工分，有人离开了插队多年的乡村田地，有人耗尽家里数月口粮凑路费，赌上了全部青春与未来。
可现实大概率会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
考生的煎熬肉眼可见，监考、阅卷的老师们，心里更是五味杂陈、堵得发慌。
他们是最直观见证这批天才实力的人，也是最清楚名额稀缺、无力回天的人。
深夜躺在床上，脑海里一遍遍回放考生们惊艳的演奏、灵气十足的乐谱，老师们满心都是发掘人才的振奋，翻来覆去睡不着。
可只要一想到严苛的招生指标，想到这些千里马终将被一纸名额挡在门外，满腔热忱瞬间化作无力的苦涩。
很多老教授连着几日茶饭不思，对着成绩单和乐谱叹气，满心都是惜才之痛。
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何当年的人，对一场艺术招考执念到近乎疯狂。
但在1977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人都清楚其中的分量。
正规国家级艺术院校的统招名额，等同于国家干部编制，毕业就是铁饭碗，包分配、有工龄、有待遇，是普通老百姓翻身改命最稳妥、最珍贵的机会。
一张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一整个家庭的境遇。
每一个作废的名额，每一个被淘汰的天才，都是一次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
“这根本不是学生的遗憾，是学校的损失，是整个国家文艺界的巨大损失！”
办公室里，常有老师拍着桌子长叹，语气里满是不甘。
“这么多好苗子白白浪费，太可惜了！要是能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争取扩招名额，该多好啊！”
这样的感慨，邓启元这段日子听了无数遍。
此刻的他，正坐在杨峻家老旧的八仙桌旁，周身萦绕着暖烘烘的煤炉热气，驱散了窗外的凛冽寒风。
他双手捧着一只掉了些许瓷釉的粗瓷茶缸，温热的茶水透过薄瓷暖着手心，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亮得惊人，哪怕静坐不语，也透着一股利落精气神。
因为这双格外有神的大眼，身边相熟的朋友，都爱打趣给他起个外号，叫“瞪大眼儿”。
邓启元是央音声乐系68届老牌毕业生，毕业后分配进铁路文工团任职。
虽不在母校任教，但他从未脱离央音的老友圈子。
尤其是和储望华，两人交情极深，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平日里他总亲切地喊储望华一声小弟。
两人的生死交情，是十年动荡最艰难的岁月里，一点点熬出来的。
当年一同下乡、一同进驻文艺小分队，白天顶着烈日寒风下乡巡演、慰问群众，夜里挤在一间简陋宿舍，偷偷摸黑练琴、钻研乐理，藏着各自对音乐的赤诚与热爱。
两人脾气相投、志趣相合，熬过了最苦的日子，成了无话不谈、彼此托付的铁哥们儿。
储望华的分量，整个央音上下无人不晓。
他是民国报坛巨星储安平之子，年少成名，1952年考入央音附中主修钢琴，十七岁顺利升入央音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由他参与创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红遍大江南北，激昂的旋律响彻全国每一座礼堂、每一处军营，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
几人的住处离得极近，算是央音家属院的核心圈子。
邓启元家住大六部口街，央音刚好卡在他家与铁路文工团的通勤路上。
因此他每日上下班，都会特意绕路拐进校园，到老三号楼找一众老友唠嗑蹭茶，已成了多年改不掉的习惯。
老三号楼是建校早年的红砖老楼，墙体斑驳、楼梯木质扶手磨得发亮，楼道里常年飘着淡淡的煤烟、茶水和旧书本混合的味道。
储望华住在一层，杨峻夫妇也在一层，潘一飞住二层。
三人皆是六十年代央音钢琴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全部留校任教，深耕乐坛多年，彼此互帮互助、扶持至今，关系亲如手足。
邓启元的时常到访，更是让这个小圈子愈发紧密。
杨峻的妻子左因，是管弦系优秀的青年教师，性格爽朗热心、心思细腻通透。
只要众人相聚，她总会主动烧水沏茶、收拾桌椅，安静陪在一旁听大家闲谈。
久而久之，老三号楼一层的杨家小屋，就成了这群央音骨干教师固定的聚集地。
自从本次全国招生工作启动，众人闲谈的话题，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各地考生。
每一天，他们都会分享各自监考、阅卷、听闻的考生盛况，为遍地天才满心振奋，转头又为名额稀缺满心遗憾。
屋内的气氛，此刻格外沉闷压抑。
储望华坐在木椅上，指尖无意识反复摩挲着八仙桌粗糙的木桌沿，指腹碾过深浅不一的木纹。
他素来温润的眉眼间，堆满了化不开的惋惜，语气低沉厚重，带着难以掩饰的痛心。
“这次的考生，好苗子根本不是一个两个，是成批成批的冒出来。”
“天赋、功底、悟性、心态，样样都拔尖，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乐坛璞玉，就这么被名额卡死，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
一句重复的叹息，道尽了所有爱才之人的心声。
杨峻靠在椅背上，轻轻吐出一口浊气，满脸无奈地接过话头。
“何止是我们感慨，所有主考老师都快愁坏了。”
“就拿管弦系长笛专业的朱同德老师来说，今年考生整体水平断层式拔高，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够得上录取标准。”
他手里攥着薄薄的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笔尖悬在录取名单上空半天落不下去，哪个都舍不得放弃，哪个都不忍心淘汰。
可名额就那么几个，终究要有人遗憾离场。
站在三尺讲台教了半辈子书，他第一次体会到，择优录取原来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
潘一飞也跟着开口，语气里交织着激动与无尽惋惜，声音都微微拔高了几分。
“我亲自听过不少考生的现场演奏，说实话，震撼到我了。”
“很多年轻考生的演奏技巧、情感把控，已经达到国内顶尖水准，就算放到国际乐坛，也是毫不逊色的好手。”
“最离谱的是作曲系，人才扎堆爆发。”
“不少考生独立创作的曲目，结构完整、情感饱满、立意新颖，成熟度和完成度，远超我们现在在校的毕业班学生。”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聊越揪心，越说越无力。
他们深耕音乐领域数十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 spontaneous 迸发的天赋有多难得。
时代耽搁了这群年轻人十一年，好不容易等到曙光，却要被冰冷的名额制度拦死前路。
这种眼睁睁看着璞玉蒙尘、千里马被埋没的无力感，沉甸甸压在众人心头，让人喘不过气。
就在众人陷入沉默、满心郁结之时，左因端着一壶刚烧开的热水，提着一摞茶杯走了过来。
她轻轻放下水壶，顺势落座，脸上带着刚刚听闻重磅消息的凝重。
她刚刚从同事李西安那里，听闻了上海考点的招考细节，每一个名字、每一段经历，都让人动容。
李西安驻守上海考点，整整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和搭档两人批阅四百多份作曲系考卷，见过了太多背负梦想、负重前行的年轻人。
左因定了定神，缓缓开口，将那些鲜活又心酸的故事一一道出。
“有个叫林德虹的考生，家在东北，为了参加这次考试，千里迢迢一路南下赶路。”
“绿皮火车挤得人动弹不得，过道、座椅底下全是人，他背着自己最珍贵的琴，一路站票辗转，中途换乘汽车、徒步赶路。”
途中人群拥挤磕碰，琴身被狠狠磕碰，裂开一道刺眼的破洞，琴弦被震得松弛走音，琴身漆面斑驳脱落。
可他没钱修缮，也没有多余的乐器可用，只能抱着这把破损的旧琴走进考场。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把音色残缺的破琴，让他弹出了整场考试最纯粹、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所有考官。
“还有个叫叶小钢的小伙子，上海本地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眉眼清秀，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浪漫的艺术底蕴。”
“他的父亲是知名音乐家叶纯之，本该子承父业、顺理成章走上艺术道路。”
可十年动荡里，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家人受尽牵连，叶小钢身怀绝世才华，却数次报考文工团，次次都因出身问题被无情拒之门外。
这次重启招生，是他蛰伏十一年，唯一一次翻身圆梦的机会。
“21岁的胡咏言，更是天赋惊人，年纪轻轻就敢触碰宏大题材。”
“他亲手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用来悼念周总理，曲风厚重、格局宏大、情感真挚，乐理功底扎实得让人惊叹。”
“还有金月苓，大家都不陌生。”
“《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两首家喻户晓、传遍全国的童谣，全都出自她手，早已火遍大江南北。”
“最后是陈其纲，央音附中科班出身，基本功扎实、审美绝佳，乐理、演奏、创作样样均衡，是妥妥的全能型天才。”
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一段段坎坷坚韧的经历，缓缓铺开在众人眼前。
屋内彻底陷入寂静，只剩下煤炉轻微的噼啪声，格外清晰。
所有人都沉默了，心底的惋惜和不甘，被无限放大。
邓启元全程静静听着，没有插一句话。
他眉头一点点紧紧蹙起，眉心拧出一道深深的褶皱，握着茶缸的手指悄然收紧，指节微微泛白，眼底的温和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与坚定。
直到左因说完所有考生的故事，他才缓缓抬眼，嗓音低沉有力，字字铿锵。
“这么多万里挑一的好苗子，熬过了动荡，熬过了蛰伏，最终却要栽在区区几个招生名额上。”
“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淘汰、被埋没，彻底断送艺术前路，我们这群教书的，真的做不到坐视不管。”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屋内几人同时抬眼，彼此对视。
眼神交汇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惋惜与无奈，而是多了一丝隐秘的躁动与决断。
谁也未曾料到，11月9日那份看似规矩严明、不容变通的招生文件，那105个冰冷的固定名额，看似是横亘在万千天才面前的铜墙铁壁。
却没人知道，正是这群心怀爱才之心、不甘遗憾的教师，即将掀起一场撼动全国艺术界的变革。
这场轰轰烈烈的恢复招生考试，看似是无数年轻人的命运博弈，实则暗流涌动，一场改写无数乐坛天才人生、改写央音招生史的大事，已然悄然酝酿。
1977年的冬天，京城的风跟刀子似的，刮过光秃秃的梧桐枝桠，卷起路边干枯的黄土碎沙，扑在人脸上生疼。
可再烈的寒风，也压不住中央音乐学院门口翻涌的滚烫人气。
这是十年动荡结束后，这所国内顶尖的音乐学府，第一次面向全国公开招生。
中断了整整十一年的艺术招考通道彻底重启，无数被压抑了整个青春的音乐梦想，终于在这个凛冬，等到了破土重生的机会。
没人提前预料到，这场迟到了十一年的招生，会火爆到近乎失控的地步。
从北国林海到江南水乡，从偏远农场到工矿车间，无数攥着乐谱、摸着乐器长大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奔赴京城、上海、广州、成都四大考点。
最终统计下来，全国报名考生足足达到了人，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央音招生的报考纪录。
教务处的木格办公桌上，一沓沓用糙纸誊写、字迹工整的报名表层层堆叠，没人刻意细数，摞起来的高度已然超过半人，压得木桌边缘都微微下沉。
随着阅卷、初试工作逐步推进，所有参与招生的老师，心里都被巨大的惊喜狠狠冲击着。
这些被时代耽搁了十一年的考生，专业功底和艺术灵气，简直高得离谱。
尤其是竞争最激烈的作曲系，遍地都是天才。
不少考生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学，全靠私下偷偷钻研、熬夜苦练，笔下的作品却灵气炸裂、章法严谨，编曲技巧娴熟老道，立意和层次感远超同期在校毕业班学生。
许多从教三四十年、见惯了乐坛人才的老教授，捧着考生的乐谱、听完现场演奏，都忍不住反复摩挲谱纸，连连惊叹后生可畏。
可这份突如其来的狂喜，仅仅维持了短短几天，就被铺天盖地的无奈与惋惜彻底覆盖。
根据文化部11月9日正式下发的招生红头文件，彼时仍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的央音，本年度全国仅计划招收105人，分散覆盖28个细分专业。
一万七千多名追梦人，争抢一百零五个名额，算下来整体录取比例甚至不足0.6%，比千分之二还要残酷。
这冰冷的数字，像一盆刺骨的冰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忱。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倾尽所有奔赴考场的考生，最终只能空手而归，连踏入这所音乐殿堂的门槛都触之不及。
极致的人才盛况和极致的名额稀缺，形成了刺眼又残忍的反差。
那段时间，招生名额的局限、天才的遗憾，成了央音校园里唯一的话题。
课堂间隙、办公室里、食堂饭桌前，所有老师开口闭口，都是这场令人揪心的招生考试。
每日暮色降临、考试落幕之后，音乐学院的围墙外，总能看见无数落寞的身影。
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裤脚沾着尘土的年轻人们，三三两两蹲在冰冷的石阶上，怀里紧紧抱着裹着粗布的乐器，攥着边角被捏得发皱、印着红色编号的准考证。
有人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无声的泪水砸在干裂的手背上，冻得冰凉。
有人呆呆望着校门的牌匾，久久不肯挪步，眼底藏着不甘、茫然与深深的绝望。
他们有人放弃了工厂的正式工分，有人离开了插队多年的乡村田地，有人耗尽家里数月口粮凑路费，赌上了全部青春与未来。
可现实大概率会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
考生的煎熬肉眼可见，监考、阅卷的老师们，心里更是五味杂陈、堵得发慌。
他们是最直观见证这批天才实力的人，也是最清楚名额稀缺、无力回天的人。
深夜躺在床上，脑海里一遍遍回放考生们惊艳的演奏、灵气十足的乐谱，老师们满心都是发掘人才的振奋，翻来覆去睡不着。
可只要一想到严苛的招生指标，想到这些千里马终将被一纸名额挡在门外，满腔热忱瞬间化作无力的苦涩。
很多老教授连着几日茶饭不思，对着成绩单和乐谱叹气，满心都是惜才之痛。
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何当年的人，对一场艺术招考执念到近乎疯狂。
但在1977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人都清楚其中的分量。
正规国家级艺术院校的统招名额，等同于国家干部编制，毕业就是铁饭碗，包分配、有工龄、有待遇，是普通老百姓翻身改命最稳妥、最珍贵的机会。
一张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一整个家庭的境遇。
每一个作废的名额，每一个被淘汰的天才，都是一次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
“这根本不是学生的遗憾，是学校的损失，是整个国家文艺界的巨大损失！”
办公室里，常有老师拍着桌子长叹，语气里满是不甘。
“这么多好苗子白白浪费，太可惜了！要是能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争取扩招名额，该多好啊！”
这样的感慨，邓启元这段日子听了无数遍。
此刻的他，正坐在杨峻家老旧的八仙桌旁，周身萦绕着暖烘烘的煤炉热气，驱散了窗外的凛冽寒风。
他双手捧着一只掉了些许瓷釉的粗瓷茶缸，温热的茶水透过薄瓷暖着手心，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亮得惊人，哪怕静坐不语，也透着一股利落精气神。
因为这双格外有神的大眼，身边相熟的朋友，都爱打趣给他起个外号，叫“瞪大眼儿”。
邓启元是央音声乐系68届老牌毕业生，毕业后分配进铁路文工团任职。
虽不在母校任教，但他从未脱离央音的老友圈子。
尤其是和储望华，两人交情极深，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平日里他总亲切地喊储望华一声小弟。
两人的生死交情，是十年动荡最艰难的岁月里，一点点熬出来的。
当年一同下乡、一同进驻文艺小分队，白天顶着烈日寒风下乡巡演、慰问群众，夜里挤在一间简陋宿舍，偷偷摸黑练琴、钻研乐理，藏着各自对音乐的赤诚与热爱。
两人脾气相投、志趣相合，熬过了最苦的日子，成了无话不谈、彼此托付的铁哥们儿。
储望华的分量，整个央音上下无人不晓。
他是民国报坛巨星储安平之子，年少成名，1952年考入央音附中主修钢琴，十七岁顺利升入央音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由他参与创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红遍大江南北，激昂的旋律响彻全国每一座礼堂、每一处军营，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
几人的住处离得极近，算是央音家属院的核心圈子。
邓启元家住大六部口街，央音刚好卡在他家与铁路文工团的通勤路上。
因此他每日上下班，都会特意绕路拐进校园，到老三号楼找一众老友唠嗑蹭茶，已成了多年改不掉的习惯。
老三号楼是建校早年的红砖老楼，墙体斑驳、楼梯木质扶手磨得发亮，楼道里常年飘着淡淡的煤烟、茶水和旧书本混合的味道。
储望华住在一层，杨峻夫妇也在一层，潘一飞住二层。
三人皆是六十年代央音钢琴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全部留校任教，深耕乐坛多年，彼此互帮互助、扶持至今，关系亲如手足。
邓启元的时常到访，更是让这个小圈子愈发紧密。
杨峻的妻子左因，是管弦系优秀的青年教师，性格爽朗热心、心思细腻通透。
只要众人相聚，她总会主动烧水沏茶、收拾桌椅，安静陪在一旁听大家闲谈。
久而久之，老三号楼一层的杨家小屋，就成了这群央音骨干教师固定的聚集地。
自从本次全国招生工作启动，众人闲谈的话题，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各地考生。
每一天，他们都会分享各自监考、阅卷、听闻的考生盛况，为遍地天才满心振奋，转头又为名额稀缺满心遗憾。
屋内的气氛，此刻格外沉闷压抑。
储望华坐在木椅上，指尖无意识反复摩挲着八仙桌粗糙的木桌沿，指腹碾过深浅不一的木纹。
他素来温润的眉眼间，堆满了化不开的惋惜，语气低沉厚重，带着难以掩饰的痛心。
“这次的考生，好苗子根本不是一个两个，是成批成批的冒出来。”
“天赋、功底、悟性、心态，样样都拔尖，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乐坛璞玉，就这么被名额卡死，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
一句重复的叹息，道尽了所有爱才之人的心声。
杨峻靠在椅背上，轻轻吐出一口浊气，满脸无奈地接过话头。
“何止是我们感慨，所有主考老师都快愁坏了。”
“就拿管弦系长笛专业的朱同德老师来说，今年考生整体水平断层式拔高，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够得上录取标准。”
他手里攥着薄薄的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笔尖悬在录取名单上空半天落不下去，哪个都舍不得放弃，哪个都不忍心淘汰。
可名额就那么几个，终究要有人遗憾离场。
站在三尺讲台教了半辈子书，他第一次体会到，择优录取原来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
潘一飞也跟着开口，语气里交织着激动与无尽惋惜，声音都微微拔高了几分。
“我亲自听过不少考生的现场演奏，说实话，震撼到我了。”
“很多年轻考生的演奏技巧、情感把控，已经达到国内顶尖水准，就算放到国际乐坛，也是毫不逊色的好手。”
“最离谱的是作曲系，人才扎堆爆发。”
“不少考生独立创作的曲目，结构完整、情感饱满、立意新颖，成熟度和完成度，远超我们现在在校的毕业班学生。”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聊越揪心，越说越无力。
他们深耕音乐领域数十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 spontaneous 迸发的天赋有多难得。
时代耽搁了这群年轻人十一年，好不容易等到曙光，却要被冰冷的名额制度拦死前路。
这种眼睁睁看着璞玉蒙尘、千里马被埋没的无力感，沉甸甸压在众人心头，让人喘不过气。
就在众人陷入沉默、满心郁结之时，左因端着一壶刚烧开的热水，提着一摞茶杯走了过来。
她轻轻放下水壶，顺势落座，脸上带着刚刚听闻重磅消息的凝重。
她刚刚从同事李西安那里，听闻了上海考点的招考细节，每一个名字、每一段经历，都让人动容。
李西安驻守上海考点，整整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和搭档两人批阅四百多份作曲系考卷，见过了太多背负梦想、负重前行的年轻人。
左因定了定神，缓缓开口，将那些鲜活又心酸的故事一一道出。
“有个叫林德虹的考生，家在东北，为了参加这次考试，千里迢迢一路南下赶路。”
“绿皮火车挤得人动弹不得，过道、座椅底下全是人，他背着自己最珍贵的琴，一路站票辗转，中途换乘汽车、徒步赶路。”
途中人群拥挤磕碰，琴身被狠狠磕碰，裂开一道刺眼的破洞，琴弦被震得松弛走音，琴身漆面斑驳脱落。
可他没钱修缮，也没有多余的乐器可用，只能抱着这把破损的旧琴走进考场。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把音色残缺的破琴，让他弹出了整场考试最纯粹、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所有考官。
“还有个叫叶小钢的小伙子，上海本地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眉眼清秀，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浪漫的艺术底蕴。”
“他的父亲是知名音乐家叶纯之，本该子承父业、顺理成章走上艺术道路。”
可十年动荡里，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家人受尽牵连，叶小钢身怀绝世才华，却数次报考文工团，次次都因出身问题被无情拒之门外。
这次重启招生，是他蛰伏十一年，唯一一次翻身圆梦的机会。
“21岁的胡咏言，更是天赋惊人，年纪轻轻就敢触碰宏大题材。”
“他亲手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用来悼念周总理，曲风厚重、格局宏大、情感真挚，乐理功底扎实得让人惊叹。”
“还有金月苓，大家都不陌生。”
“《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两首家喻户晓、传遍全国的童谣，全都出自她手，早已火遍大江南北。”
“最后是陈其纲，央音附中科班出身，基本功扎实、审美绝佳，乐理、演奏、创作样样均衡，是妥妥的全能型天才。”
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一段段坎坷坚韧的经历，缓缓铺开在众人眼前。
屋内彻底陷入寂静，只剩下煤炉轻微的噼啪声，格外清晰。
所有人都沉默了，心底的惋惜和不甘，被无限放大。
邓启元全程静静听着，没有插一句话。
他眉头一点点紧紧蹙起，眉心拧出一道深深的褶皱，握着茶缸的手指悄然收紧，指节微微泛白，眼底的温和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与坚定。
直到左因说完所有考生的故事，他才缓缓抬眼，嗓音低沉有力，字字铿锵。
“这么多万里挑一的好苗子，熬过了动荡，熬过了蛰伏，最终却要栽在区区几个招生名额上。”
“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淘汰、被埋没，彻底断送艺术前路，我们这群教书的，真的做不到坐视不管。”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屋内几人同时抬眼，彼此对视。
眼神交汇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惋惜与无奈，而是多了一丝隐秘的躁动与决断。
谁也未曾料到，11月9日那份看似规矩严明、不容变通的招生文件，那105个冰冷的固定名额，看似是横亘在万千天才面前的铜墙铁壁。
却没人知道，正是这群心怀爱才之心、不甘遗憾的教师，即将掀起一场撼动全国艺术界的变革。
这场轰轰烈烈的恢复招生考试，看似是无数年轻人的命运博弈，实则暗流涌动，一场改写无数乐坛天才人生、改写央音招生史的大事，已然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