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3章 南岛国四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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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岛，黎明公社。
北村蹲在灶前添柴。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炖的是番薯芋头。没削皮，洗干净了直接扔进去。水开了，咕嘟咕嘟。满屋子都是土腥味。
李晨坐在门槛上。手里捧着个搪瓷缸。里面是北村泡的粗茶。梗多叶少。喝着涩。但回甘。
“北村叔，外面有人说南岛国是四不像。”
“四不像？哪四不像？”
“说我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四不像。”
北村用火钳拨了拨灶膛。火星子蹦出来。落在地上。灭了。
“那你说，四不像是什么？”
“麋鹿。一种动物。”
“麋鹿好不好？”
“好。稀有。珍贵。”
“那不就得了。四不像，说明它像自己。不像别人。像别人，那叫仿。仿出来的东西，长不大。你看那些年搞开发区。一窝蜂学硅谷。学来学去，学成了鬼谷。为什么？根不一样。土不一样。硬套，套不住。”
李晨喝了口茶。没接话。
北村从灶边摸出个番薯。掰开。黄瓤的。热气腾腾。递了一半过来。
“吃。比食堂的馒头甜。”
李晨接了。咬了一口。烫得直呵气。
“你说，要是有一天，把马克思请进一个会议室。再请四个诺贝尔奖得主。让他们吵一架。谁赢？”
“马克思一个人，对四个？”
“对。”
“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
“四个打一个。赢了不光彩。输了更丢人。”
“那就一个一个来。”
北村嘿嘿笑了。牙豁了一颗。笑起来有点漏风。
“你先说说，第一场，跟谁打？”
“门格尔。奥地利人。年轻的经济学家。”
“他拿什么打？”
“他问马克思，价值到底是谁创造的？马克思说，劳动。工人干活，才创造了价值。资本家的利润，就是工人没拿到的那部分。听起来对。可门格尔说，同样一块面包，便利店三块。景区八块。荒郊野外能换金子。面包还是那个面包。劳动没变。为什么价格变了？”
“为什么？”
“因为人的需求不一样。你在城里，面包不稀罕。你在山里快饿死了，面包就是命。价值不在工厂里。在人心里。”
北村把番薯皮扔进灶膛。火腾了一下。
“这话，像人说的。不像书说的。书喜欢把东西定死。人不一样。人活着，东西就活。人不活，东西就死。”
“所以门格尔赢了第一场。”
“马克思服了？”
“没有。马克思说，你讲的是价格。不是价值。价格会变。价值不会。你只回答了表面。”
“那门格尔怎么答？”
“门格尔说，我不管价值。我只管人怎么选。人买东西的时候，心里有杆秤。那杆秤，就是经济学的根。后来的人，都按他这杆秤做买卖。超市定价。股票涨跌。全是按‘人心里那杆秤’来的。”
“那马克思那一套，就没用了？”
“有用。马克思问的是，为什么有的人累死累活，还是穷。有的人啥也不干，钱生钱。这个问题，门格尔没回答。也回答不了。”
北村站起来。揭开锅盖。用筷子戳了戳芋头。熟了。捞出来。盛了一碗。没给李晨。先放灶王爷像前。拜了拜。
“你接着讲。第二场。”
“第二场。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问什么？”
“贫富差距，到底是谁造成的？马克思说，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没有剥削了。科斯说，不对。很多冲突，不是因为有私有制。是因为私有制没定清楚。谁的东西，谁的权，谁的责任，没说明白。”
“举个例子。”
“一家工厂，半夜开工。吵得旁边居民睡不着。到底是工厂搬走，还是居民搬走？马克思说，都是资本家的错。工厂别干了。科斯说，这俩答案都不对。关键是，房产权是谁的。噪音权是谁的。能不能坐下来谈。谈好了，工厂给居民赔钱。或者居民同意吵。只要交易成本够低，市场自己会摆平。”
“那政府呢？”
“科斯说，政府只有在谈不拢的时候才出手。平时，让市场自己玩。这叫产权清晰。契约完善。后来的公司法、环保法、邻里纠纷，全是按这套来的。”
“那马克思又输了？”
“马克思说，你讲的是技术。不是根本。根本还是谁掌握生产资料。科斯没反对。但科斯说，你把所有权定清楚了，工人也能买股票。也能当股东。也能进董事会。不一定非要革命。可以通过制度改。”
北村把碗推过来。芋头冒着热气。
“你吃。听你讲，比我自己想还费脑子。”
李晨接过碗。芋头烫手。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
“第三场。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
“又是个老外？”
“美国人。他问的问题是，政府真的比市场聪明吗？马克思说，市场有毛病。所以国家应该统一配置资源。布坎南说，等等。你凭什么觉得，进了政府的人，就一定是圣人？”
“这问题，问得好。”
“布坎南说，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人都有私心。市场里的人追利润。政府里的人追预算。追升迁。追权力。你把这些全忽略了，再好的制度也得走样。所以，别指望谁永远正确。得建一套规则。让所有人都被关在笼子里。包括领导。”
“这话，你敢在大会上讲？”
“北村叔，你当年干赤军，讲的就是这个。”
“那是我们讲。现在是他们讲。讲法不一样。意思差不多。谁都不能一家独大。谁都得有人盯着。盯着盯着，就成了规矩。”
“所以布坎南赢了第三场。他的理论，后来成了现代公共财政、反腐败、权力制衡的基础。很多国家设计制度，都先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位置上坐的是个混蛋，怎么办？”
“那马克思服不服？”
“马克思说，你讲的是怎么分权。我讲的是谁掌权。你分得再细，根子不动，还是资本家说了算。布坎南说，那就把规则定死。谁上来，都得守规则。规则错了，改规则。但改规则，也得按规则来。”
“绕。太绕。比我们当年打游击还绕。”
“绕，但管用。”
希望岛，黎明公社。
北村蹲在灶前添柴。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炖的是番薯芋头。没削皮，洗干净了直接扔进去。水开了，咕嘟咕嘟。满屋子都是土腥味。
李晨坐在门槛上。手里捧着个搪瓷缸。里面是北村泡的粗茶。梗多叶少。喝着涩。但回甘。
“北村叔，外面有人说南岛国是四不像。”
“四不像？哪四不像？”
“说我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四不像。”
北村用火钳拨了拨灶膛。火星子蹦出来。落在地上。灭了。
“那你说，四不像是什么？”
“麋鹿。一种动物。”
“麋鹿好不好？”
“好。稀有。珍贵。”
“那不就得了。四不像，说明它像自己。不像别人。像别人，那叫仿。仿出来的东西，长不大。你看那些年搞开发区。一窝蜂学硅谷。学来学去，学成了鬼谷。为什么？根不一样。土不一样。硬套，套不住。”
李晨喝了口茶。没接话。
北村从灶边摸出个番薯。掰开。黄瓤的。热气腾腾。递了一半过来。
“吃。比食堂的馒头甜。”
李晨接了。咬了一口。烫得直呵气。
“你说，要是有一天，把马克思请进一个会议室。再请四个诺贝尔奖得主。让他们吵一架。谁赢？”
“马克思一个人，对四个？”
“对。”
“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
“四个打一个。赢了不光彩。输了更丢人。”
“那就一个一个来。”
北村嘿嘿笑了。牙豁了一颗。笑起来有点漏风。
“你先说说，第一场，跟谁打？”
“门格尔。奥地利人。年轻的经济学家。”
“他拿什么打？”
“他问马克思，价值到底是谁创造的？马克思说，劳动。工人干活，才创造了价值。资本家的利润，就是工人没拿到的那部分。听起来对。可门格尔说，同样一块面包，便利店三块。景区八块。荒郊野外能换金子。面包还是那个面包。劳动没变。为什么价格变了？”
“为什么？”
“因为人的需求不一样。你在城里，面包不稀罕。你在山里快饿死了，面包就是命。价值不在工厂里。在人心里。”
北村把番薯皮扔进灶膛。火腾了一下。
“这话，像人说的。不像书说的。书喜欢把东西定死。人不一样。人活着，东西就活。人不活，东西就死。”
“所以门格尔赢了第一场。”
“马克思服了？”
“没有。马克思说，你讲的是价格。不是价值。价格会变。价值不会。你只回答了表面。”
“那门格尔怎么答？”
“门格尔说，我不管价值。我只管人怎么选。人买东西的时候，心里有杆秤。那杆秤，就是经济学的根。后来的人，都按他这杆秤做买卖。超市定价。股票涨跌。全是按‘人心里那杆秤’来的。”
“那马克思那一套，就没用了？”
“有用。马克思问的是，为什么有的人累死累活，还是穷。有的人啥也不干，钱生钱。这个问题，门格尔没回答。也回答不了。”
北村站起来。揭开锅盖。用筷子戳了戳芋头。熟了。捞出来。盛了一碗。没给李晨。先放灶王爷像前。拜了拜。
“你接着讲。第二场。”
“第二场。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问什么？”
“贫富差距，到底是谁造成的？马克思说，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没有剥削了。科斯说，不对。很多冲突，不是因为有私有制。是因为私有制没定清楚。谁的东西，谁的权，谁的责任，没说明白。”
“举个例子。”
“一家工厂，半夜开工。吵得旁边居民睡不着。到底是工厂搬走，还是居民搬走？马克思说，都是资本家的错。工厂别干了。科斯说，这俩答案都不对。关键是，房产权是谁的。噪音权是谁的。能不能坐下来谈。谈好了，工厂给居民赔钱。或者居民同意吵。只要交易成本够低，市场自己会摆平。”
“那政府呢？”
“科斯说，政府只有在谈不拢的时候才出手。平时，让市场自己玩。这叫产权清晰。契约完善。后来的公司法、环保法、邻里纠纷，全是按这套来的。”
“那马克思又输了？”
“马克思说，你讲的是技术。不是根本。根本还是谁掌握生产资料。科斯没反对。但科斯说，你把所有权定清楚了，工人也能买股票。也能当股东。也能进董事会。不一定非要革命。可以通过制度改。”
北村把碗推过来。芋头冒着热气。
“你吃。听你讲，比我自己想还费脑子。”
李晨接过碗。芋头烫手。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
“第三场。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
“又是个老外？”
“美国人。他问的问题是，政府真的比市场聪明吗？马克思说，市场有毛病。所以国家应该统一配置资源。布坎南说，等等。你凭什么觉得，进了政府的人，就一定是圣人？”
“这问题，问得好。”
“布坎南说，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人都有私心。市场里的人追利润。政府里的人追预算。追升迁。追权力。你把这些全忽略了，再好的制度也得走样。所以，别指望谁永远正确。得建一套规则。让所有人都被关在笼子里。包括领导。”
“这话，你敢在大会上讲？”
“北村叔，你当年干赤军，讲的就是这个。”
“那是我们讲。现在是他们讲。讲法不一样。意思差不多。谁都不能一家独大。谁都得有人盯着。盯着盯着，就成了规矩。”
“所以布坎南赢了第三场。他的理论，后来成了现代公共财政、反腐败、权力制衡的基础。很多国家设计制度，都先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位置上坐的是个混蛋，怎么办？”
“那马克思服不服？”
“马克思说，你讲的是怎么分权。我讲的是谁掌权。你分得再细，根子不动，还是资本家说了算。布坎南说，那就把规则定死。谁上来，都得守规则。规则错了，改规则。但改规则，也得按规则来。”
“绕。太绕。比我们当年打游击还绕。”
“绕，但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