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8章 腐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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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寓之后，玛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冰箱。
那袋土豆还放在蔬菜格里，剩下的四个安静地躺在塑料袋里，表皮光滑，芽眼紧闭，看起来和她早上离开时没有任何区别。但她蹲下来凑近了看，就发现第三个土豆的底部有一小块软烂的褐色斑点，用手指轻轻一按就陷了下去，渗出暗色的汁液。早上切它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迹象。仅仅几个小时，它就开始腐烂了。
她把整个袋子拎出来，扔进垃圾桶。然后把垃圾桶的盖子扣紧，又往上压了一摞旧报纸。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几乎无法抵抗的冲动，想要把土豆从垃圾桶里重新捡出来。她的手指悬在报纸上方，颤抖了大约五秒钟，然后她猛地转身，在厨房的台面上重重拍了一掌。
疼痛让她的头脑清醒了几分。
她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让傍晚的天光透进来。都柏林的九月落日很晚，现在窗外还是明亮的蓝灰色，远处屋顶上停着一排沉默的海鸥。她把头骨从背包里取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用一块黑色绒布盖住。她不确定这样能不能挡住什么，如果那些的效力可以通过视觉传递，绒布大约起不到任何作用，但至少，她不需要在视线余光里时刻看到它。
她需要等她来。那个克劳利博士。
等待的时间漫长得不像话。玛拉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手里握着一杯冷却的茶，视线游移在墙壁上的裂纹和书架上的书脊之间。她的身体还在持续地发出各种信号，手臂上的疹子水泡破了之后开始结痂，痒意变成了钝痛；太阳穴的搏动像是一颗额外的心脏埋在了颅骨两侧；舌头上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像是被轻微烫伤过。
但她还能思考。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晚上七点四十二分，门铃响了。
玛拉从沙发上弹起来，走到门口时顿了一下，凑到猫眼往外看。走廊的感应灯亮着，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门外，约莫五十岁上下，头发灰白凌乱，穿着深灰色的夹克和褪色的牛仔裤。他手里没有提任何东西，但肩膀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带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发出叮当的轻响。他的面容疲惫，眼窝深陷，但眼神却异常警觉，正左右扫视着走廊的两端。
玛拉打开了门。对方的目光立刻锁定在她脸上，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开口：奥布赖恩女士。你读了多少？
他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沙哑，带着一种长期缺乏睡眠的干涩感。玛拉侧身让他进来，然后关上门，反锁了两道。
七个符号，她说，第一圈。
克劳利的脸色在公寓的灯光下显出了一种灰败的颜色。他快步走进客厅，目光扫过房间的陈设，像在检查每一个角落有没有隐藏的。最终他的视线落在她卧室的方向，那扇半开的门后面，黑色绒布覆盖的轮廓隐约可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七个，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压得很低，你读出声了。
克劳利闭上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然后他在沙发边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一沓厚厚的文件。玛拉注意到那些文件的边缘都磨毛了，显然是经过无数次的翻阅和整理。最上面的几页是打印的表格，印着基金会的标志，一个风格简洁的盾形图案。
你在三一学院的借阅记录让我找到了你，克劳利一边翻文件一边说，奥杜尔日记1848影印本，整个爱尔兰就你一个人申请过这个。基金会的信息封锁系统会标记每一个接触相关文献的人。我不是专门来找你的，我是来你的。但你比我先找到了实物，这就让整个局面变得复杂了。
他把一页纸递给玛拉。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正是她带回来的那个头骨，但背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灰色的金属墙壁，编号标签，以及测量尺。照片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Scp-077，摄于Site-19临时收容单元，1973年9月。
这是它在基金会里的最后一次正式记录，克劳利说，1973年，当时有个转移小组在爱尔兰执行重新收容协议。他们把它从那个村庄遗址的地下室里挖出来。那块金属底座，你看到的那个，就是我放上去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放回去？
克劳利交叉十指，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神落在卧室方向，像是在透过墙壁注视着头骨。因为收容它在任何永久性的设施里都没有成功。每次我们把它搬进一个新地方，不超过三周，收容单元里就会出现裂痕。混凝土地面上会长出黑色的霉菌，空气滤清系统会堵塞，而且他顿了一下，所有接触到它的人员都会开始产生一种共同的倾向。厌恶所有食物，除了土豆。生土豆。整日整夜地吃，直到消化系统崩溃。
玛拉的手指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她今天下午在办公桌前吃那三个土豆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1973年的转移小组最终撤离了，克劳利继续说，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它，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换个地方收容这个策略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尊头骨，这些符文，它们是有的。把它从原来的地方移走，会触发某种不稳定性。符号的变化周期加快，气体释放的阈值降低。我们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密闭实验室里关着它，它反而比在野外更危险。所以最终协议是把它放回原地，用人造的物理阻碍掩蔽它，然后用他比了一个引号的手势，看管式忽略来处理。
玛拉消化了一会儿这段话，然后问：基金会现在还在监视它吗？
基金会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至少，它不再是它曾经的样子。克劳利的语气里有一丝疲惫的苦涩。大量信息在收容突破事件中被销毁了。我脱离组织已经十一年了。但他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手绘的地图，展开在茶几上，我还保留着当年的一部分记录。关于Scp-077，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在这些纸里。
玛拉俯身去看那张地图。那是她昨晚去过的那个村庄遗址的详细地形图，标注着教堂、墓地、农田的旧界标。在教堂遗址的位置有一个红色的大叉，旁边写着日期：1848年首次记录，1869年第一次，1973年第二次，以及最新的一个日期，1998年，字迹明显不同，像是后来加上去的。
1998年发生了什么？
克劳利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有人找到了它。不是基金会的人。是另一些。他们试图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翻译它。他们成功了大约三分之一，然后收容间内气体泄露，三个在场的都死了。从那以后我就放了一块金属板在上面，写上警告，希望不会有下一个人。
玛拉抬起手臂，露出红斑和水疱结痂的区域。那我现在经历的这些，是翻译的代价？
克劳利注视着她的手臂，眉头紧锁。你出现的症状比预期的要早，也更严重。7个符号通常不会引起这么明显的反应。你之前接触它的方式可能他停下来，目光落在她的指尖上，你触碰过它。没有隔层。对吗？
玛拉承认了。她把昨晚用手指接触头骨眼窝边缘、被刺出血珠的过程简短地描述了。克劳利听完之后，整个人往后靠在沙发背上，手掌捂住了眼睛。
你让它接触了你的血液，他闷声说，这就解释了。符号刻槽里的填充物，那不是树脂。我们做过成分分析，它的有机基部分与你血液中的某些成分存在亲和性。简单的触碰不会激活什么。但一旦有体液交换，它就会你。你读过的每一个符号都会通过这种标记在你体内产生更强烈的对应反应。
它标记我做什么？
克劳利放下手，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让玛拉不安的、近乎怜悯的神色。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研究它的时候，语言学家组有个假设，说这可能是一种钥匙锁机制。符文构成文本，文本必须被朗读，而朗读文本的人必须存在于的状态中。但什么算，我们一直没有完全弄明白。他深吸一口气，不过根据你现在的身体情况，那个状态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玛拉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站起身，走到卧室门口。她掀开黑色绒布的一角，看着头骨在昏暗中静默的轮廓。它安静得像是普通的、毫无生命的文物，但她现在知道那些刻槽的深处流动着什么。
我今晚还会继续翻译，她说，但你得告诉我一个事。
什么？
1869年。你说那是第一次。发生了什么？
克劳利的表情凝固了一下。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老旧的文件夹，从中抽出一张发黄的纸页，上面是一段手抄的文字，字迹潦草而急促，像是写作者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玛拉接过来辨认，发现那是奥杜尔教士后继者的笔记，日期标注为1869年秋。
她低声念出了那段文字：祂的眼中溢出绿火，田里的薯蓣在黑夜里融化。孩童喃喃说着石头上的言语，他们的母亲将生薯喂入他们的口中，塞进去，塞进去，直到呼吸停止。神父下令封石。埋葬它。让它忘记。让它沉眠。但祂在睡中仍醒着。祂在看。祂永不停止地看。
玛拉放下纸页，觉得自己的喉咙干得像砂纸。她的视线再次转向卧室里的头骨，那个被黑色绒布覆盖的、小小的颅骨上半部分，此刻在她眼中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
它，看过那么多人了？
一直都有人在看它，克劳利说，反过来也一样。问题在于，每当有人长时间地注视它、阅读它、试图理解它，它的就会变得更宽广一些。你看这些记录，1848年它的影响范围只限于那个村庄。1869年扩大到了邻村。1973年我们需要在方圆十公里内设立生物隔离区。而1998年
他没说完，但玛拉明白了。她想起自己在离开学院时看到的地砖缝隙里的腐烂土豆。那是在都柏林市中心。距离那个已经消失的村庄将近两百公里。
所以现在，她说，视野正在扩张。因为我把它从那个底座上拿走了。因为我读了它。因为你当年放的底座根本没能真正挡住任何东西。
克劳利没有否认。他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好消息是，你现在手里的那个物体，它的文本本身，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过去一直试图它，就像用厚厚的毯子捂住一个正在鸣叫的铃铛。但也许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听懂它在叫什么。
玛拉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你希望我继续翻译。即使那可能会让我失去理智，或者死掉。
我希望你选择。我不会强迫你。但如果你决定做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密封的塑料盒，里面装着几支注射器和小玻璃瓶，这些可能会帮你缓解一些症状。我们开发的拮抗剂，用来对抗气体造成的组织转化。不是解药，但能延缓。
玛拉接过盒子，掂了掂它的重量。然后她走回卧室，把绒布整个揭掉，把头骨端起来，放回客厅的茶几中央，灯光之下。克劳利的呼吸明显地急促了一瞬，但他没有阻止她。
那我们继续，玛拉说，从第八个符号开始。你在这屋子里待着。如果我倒了，你负责把我弄醒。如果你看到任何绿色的东西出现
我知道该做什么。克劳利从帆布包里抽出一支细长的金属器具，看起来像是某种特殊设计的喷雾器，泵里储着一种透明的液体。这不是来杀你的。是来你身上的标记的。紧急情况下用。
玛拉点了点头，重新坐下来。她打开笔记本翻到画展开图的那一页，指尖停在第一圈第七个符号的末端，倒置的水滴，她直觉解读为的那一个。接下来，从眉心起点向外螺旋的第二圈开始了。
她握紧笔，在纸上落下了第八个符号的轮廓。
然后她的手臂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像有什么东西正沿着她的血管从指尖逆流而上。她的视野边缘染上一层极淡的绿色。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中，她仿佛看见了一个画面，一个巨大的、黑暗的空间中央，那个之前见过的搏动光点正在变大，光点的边缘伸出了七条发光的触须，像是一朵正在盛开的花。
第八个符号在她舌尖下成形，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低低地念了出来。克劳利在客厅的另一端惊呼了一句什么，但她没有听清。她的注意力完全被那片黑暗中的光花吸引住了。
它在看她。而且它在微笑。
回到公寓之后，玛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冰箱。
那袋土豆还放在蔬菜格里，剩下的四个安静地躺在塑料袋里，表皮光滑，芽眼紧闭，看起来和她早上离开时没有任何区别。但她蹲下来凑近了看，就发现第三个土豆的底部有一小块软烂的褐色斑点，用手指轻轻一按就陷了下去，渗出暗色的汁液。早上切它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迹象。仅仅几个小时，它就开始腐烂了。
她把整个袋子拎出来，扔进垃圾桶。然后把垃圾桶的盖子扣紧，又往上压了一摞旧报纸。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几乎无法抵抗的冲动，想要把土豆从垃圾桶里重新捡出来。她的手指悬在报纸上方，颤抖了大约五秒钟，然后她猛地转身，在厨房的台面上重重拍了一掌。
疼痛让她的头脑清醒了几分。
她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让傍晚的天光透进来。都柏林的九月落日很晚，现在窗外还是明亮的蓝灰色，远处屋顶上停着一排沉默的海鸥。她把头骨从背包里取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用一块黑色绒布盖住。她不确定这样能不能挡住什么，如果那些的效力可以通过视觉传递，绒布大约起不到任何作用，但至少，她不需要在视线余光里时刻看到它。
她需要等她来。那个克劳利博士。
等待的时间漫长得不像话。玛拉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手里握着一杯冷却的茶，视线游移在墙壁上的裂纹和书架上的书脊之间。她的身体还在持续地发出各种信号，手臂上的疹子水泡破了之后开始结痂，痒意变成了钝痛；太阳穴的搏动像是一颗额外的心脏埋在了颅骨两侧；舌头上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像是被轻微烫伤过。
但她还能思考。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晚上七点四十二分，门铃响了。
玛拉从沙发上弹起来，走到门口时顿了一下，凑到猫眼往外看。走廊的感应灯亮着，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门外，约莫五十岁上下，头发灰白凌乱，穿着深灰色的夹克和褪色的牛仔裤。他手里没有提任何东西，但肩膀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带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发出叮当的轻响。他的面容疲惫，眼窝深陷，但眼神却异常警觉，正左右扫视着走廊的两端。
玛拉打开了门。对方的目光立刻锁定在她脸上，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开口：奥布赖恩女士。你读了多少？
他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沙哑，带着一种长期缺乏睡眠的干涩感。玛拉侧身让他进来，然后关上门，反锁了两道。
七个符号，她说，第一圈。
克劳利的脸色在公寓的灯光下显出了一种灰败的颜色。他快步走进客厅，目光扫过房间的陈设，像在检查每一个角落有没有隐藏的。最终他的视线落在她卧室的方向，那扇半开的门后面，黑色绒布覆盖的轮廓隐约可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七个，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压得很低，你读出声了。
克劳利闭上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然后他在沙发边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一沓厚厚的文件。玛拉注意到那些文件的边缘都磨毛了，显然是经过无数次的翻阅和整理。最上面的几页是打印的表格，印着基金会的标志，一个风格简洁的盾形图案。
你在三一学院的借阅记录让我找到了你，克劳利一边翻文件一边说，奥杜尔日记1848影印本，整个爱尔兰就你一个人申请过这个。基金会的信息封锁系统会标记每一个接触相关文献的人。我不是专门来找你的，我是来你的。但你比我先找到了实物，这就让整个局面变得复杂了。
他把一页纸递给玛拉。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正是她带回来的那个头骨，但背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灰色的金属墙壁，编号标签，以及测量尺。照片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Scp-077，摄于Site-19临时收容单元，1973年9月。
这是它在基金会里的最后一次正式记录，克劳利说，1973年，当时有个转移小组在爱尔兰执行重新收容协议。他们把它从那个村庄遗址的地下室里挖出来。那块金属底座，你看到的那个，就是我放上去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放回去？
克劳利交叉十指，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神落在卧室方向，像是在透过墙壁注视着头骨。因为收容它在任何永久性的设施里都没有成功。每次我们把它搬进一个新地方，不超过三周，收容单元里就会出现裂痕。混凝土地面上会长出黑色的霉菌，空气滤清系统会堵塞，而且他顿了一下，所有接触到它的人员都会开始产生一种共同的倾向。厌恶所有食物，除了土豆。生土豆。整日整夜地吃，直到消化系统崩溃。
玛拉的手指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她今天下午在办公桌前吃那三个土豆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1973年的转移小组最终撤离了，克劳利继续说，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它，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换个地方收容这个策略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尊头骨，这些符文，它们是有的。把它从原来的地方移走，会触发某种不稳定性。符号的变化周期加快，气体释放的阈值降低。我们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密闭实验室里关着它，它反而比在野外更危险。所以最终协议是把它放回原地，用人造的物理阻碍掩蔽它，然后用他比了一个引号的手势，看管式忽略来处理。
玛拉消化了一会儿这段话，然后问：基金会现在还在监视它吗？
基金会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至少，它不再是它曾经的样子。克劳利的语气里有一丝疲惫的苦涩。大量信息在收容突破事件中被销毁了。我脱离组织已经十一年了。但他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手绘的地图，展开在茶几上，我还保留着当年的一部分记录。关于Scp-077，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在这些纸里。
玛拉俯身去看那张地图。那是她昨晚去过的那个村庄遗址的详细地形图，标注着教堂、墓地、农田的旧界标。在教堂遗址的位置有一个红色的大叉，旁边写着日期：1848年首次记录，1869年第一次，1973年第二次，以及最新的一个日期，1998年，字迹明显不同，像是后来加上去的。
1998年发生了什么？
克劳利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有人找到了它。不是基金会的人。是另一些。他们试图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翻译它。他们成功了大约三分之一，然后收容间内气体泄露，三个在场的都死了。从那以后我就放了一块金属板在上面，写上警告，希望不会有下一个人。
玛拉抬起手臂，露出红斑和水疱结痂的区域。那我现在经历的这些，是翻译的代价？
克劳利注视着她的手臂，眉头紧锁。你出现的症状比预期的要早，也更严重。7个符号通常不会引起这么明显的反应。你之前接触它的方式可能他停下来，目光落在她的指尖上，你触碰过它。没有隔层。对吗？
玛拉承认了。她把昨晚用手指接触头骨眼窝边缘、被刺出血珠的过程简短地描述了。克劳利听完之后，整个人往后靠在沙发背上，手掌捂住了眼睛。
你让它接触了你的血液，他闷声说，这就解释了。符号刻槽里的填充物，那不是树脂。我们做过成分分析，它的有机基部分与你血液中的某些成分存在亲和性。简单的触碰不会激活什么。但一旦有体液交换，它就会你。你读过的每一个符号都会通过这种标记在你体内产生更强烈的对应反应。
它标记我做什么？
克劳利放下手，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让玛拉不安的、近乎怜悯的神色。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研究它的时候，语言学家组有个假设，说这可能是一种钥匙锁机制。符文构成文本，文本必须被朗读，而朗读文本的人必须存在于的状态中。但什么算，我们一直没有完全弄明白。他深吸一口气，不过根据你现在的身体情况，那个状态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玛拉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站起身，走到卧室门口。她掀开黑色绒布的一角，看着头骨在昏暗中静默的轮廓。它安静得像是普通的、毫无生命的文物，但她现在知道那些刻槽的深处流动着什么。
我今晚还会继续翻译，她说，但你得告诉我一个事。
什么？
1869年。你说那是第一次。发生了什么？
克劳利的表情凝固了一下。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老旧的文件夹，从中抽出一张发黄的纸页，上面是一段手抄的文字，字迹潦草而急促，像是写作者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玛拉接过来辨认，发现那是奥杜尔教士后继者的笔记，日期标注为1869年秋。
她低声念出了那段文字：祂的眼中溢出绿火，田里的薯蓣在黑夜里融化。孩童喃喃说着石头上的言语，他们的母亲将生薯喂入他们的口中，塞进去，塞进去，直到呼吸停止。神父下令封石。埋葬它。让它忘记。让它沉眠。但祂在睡中仍醒着。祂在看。祂永不停止地看。
玛拉放下纸页，觉得自己的喉咙干得像砂纸。她的视线再次转向卧室里的头骨，那个被黑色绒布覆盖的、小小的颅骨上半部分，此刻在她眼中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
它，看过那么多人了？
一直都有人在看它，克劳利说，反过来也一样。问题在于，每当有人长时间地注视它、阅读它、试图理解它，它的就会变得更宽广一些。你看这些记录，1848年它的影响范围只限于那个村庄。1869年扩大到了邻村。1973年我们需要在方圆十公里内设立生物隔离区。而1998年
他没说完，但玛拉明白了。她想起自己在离开学院时看到的地砖缝隙里的腐烂土豆。那是在都柏林市中心。距离那个已经消失的村庄将近两百公里。
所以现在，她说，视野正在扩张。因为我把它从那个底座上拿走了。因为我读了它。因为你当年放的底座根本没能真正挡住任何东西。
克劳利没有否认。他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好消息是，你现在手里的那个物体，它的文本本身，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过去一直试图它，就像用厚厚的毯子捂住一个正在鸣叫的铃铛。但也许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听懂它在叫什么。
玛拉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你希望我继续翻译。即使那可能会让我失去理智，或者死掉。
我希望你选择。我不会强迫你。但如果你决定做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密封的塑料盒，里面装着几支注射器和小玻璃瓶，这些可能会帮你缓解一些症状。我们开发的拮抗剂，用来对抗气体造成的组织转化。不是解药，但能延缓。
玛拉接过盒子，掂了掂它的重量。然后她走回卧室，把绒布整个揭掉，把头骨端起来，放回客厅的茶几中央，灯光之下。克劳利的呼吸明显地急促了一瞬，但他没有阻止她。
那我们继续，玛拉说，从第八个符号开始。你在这屋子里待着。如果我倒了，你负责把我弄醒。如果你看到任何绿色的东西出现
我知道该做什么。克劳利从帆布包里抽出一支细长的金属器具，看起来像是某种特殊设计的喷雾器，泵里储着一种透明的液体。这不是来杀你的。是来你身上的标记的。紧急情况下用。
玛拉点了点头，重新坐下来。她打开笔记本翻到画展开图的那一页，指尖停在第一圈第七个符号的末端，倒置的水滴，她直觉解读为的那一个。接下来，从眉心起点向外螺旋的第二圈开始了。
她握紧笔，在纸上落下了第八个符号的轮廓。
然后她的手臂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像有什么东西正沿着她的血管从指尖逆流而上。她的视野边缘染上一层极淡的绿色。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中，她仿佛看见了一个画面，一个巨大的、黑暗的空间中央，那个之前见过的搏动光点正在变大，光点的边缘伸出了七条发光的触须，像是一朵正在盛开的花。
第八个符号在她舌尖下成形，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低低地念了出来。克劳利在客厅的另一端惊呼了一句什么，但她没有听清。她的注意力完全被那片黑暗中的光花吸引住了。
它在看她。而且它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