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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文馆的偏厅里,炭火烧得很旺,但切尔内绍夫的后背依然感到一阵阵发冷。

    不是因为天气。二月的北京,倒春寒裹着大雪扑城,门窗紧闭也挡不住那股子往骨头缝里钻的寒意。但他发冷不是因为天气。他发冷是因为他已经在这间偏厅里坐了一个半时辰,面前的茶换了四道,从武夷山的正山小种换到苏州的碧螺春再换到浙江的龙井——伺候的侍者大概以为他不喜欢前两种口味,于是不厌其烦地替他更换品种。但他们不知道,他根本不在乎杯子里泡的是什么叶子。他在乎的是,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带他去见太子。

    第四道茶也已经凉了。

    切尔内绍夫端起杯子,又放下了。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飞雪上,二月间的北京城又落了一场大雪,庭院里的青石板路已经被一层薄薄的白色覆盖,几个馆役正在廊下扫雪,笤帚摩擦地面的声音单调而绵长,像是在一寸一寸地磨着他的耐心。

    从一入城到现在,他已经记不清自己递了多少次求见东宫的帖子了。

    第一次,他通过礼部递交了文书。礼部主事倒是客气,收了帖子,说会转呈东宫。三天后,东宫洗马遣人来回复——太子殿下近日政务繁忙,待稍有空闲,必当接见。话很周全,滴水不漏,但“近日”两个字就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水里,再也没有泛起过任何涟漪。

    第二次,他借着伊万·彼得罗夫案的名义,直接派人送了书信到东宫。信中委婉提及此人可能涉及蒙古事务,恳请面陈详情。这一次回信来得很快,措辞也极尽礼貌——太子殿下感谢先生的用心,此事已有专人处置,先生不必挂怀。他拿着那封回信看了很久,试图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弦外之音。但什么也没有。那封信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所有的意思都写在明面上:我们知道这件事了,但我们不需要你。

    第三次,他直接去了锦衣卫衙门。

    那是他刚到北京不久干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鲁莽。但当时他别无选择——伊万·彼得罗夫被锦衣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是本能地做出了反应。那个人嘴里装着太多东西了:外喀尔喀三部的动向,硕垒与俄罗斯之间的秘密联络,甚至可能还包括一些他切尔内绍夫自己都不知道的机密——因为大牧首菲拉列特从来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伊万·彼得罗夫既然是外喀尔喀派到大明的使者,他身上背负的任务必然不止一个。

    他必须抢在大明把伊万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之前,把人要回来,或者至少弄清楚大明知道了多少。

    于是他去了锦衣卫衙门。

    锦衣卫的人见了他。态度很客气,甚至还给他上了一杯茶。但那位接待他的倒不是什么千户之类的闲人,是右都督朱正之,可后都督说的话,他至今记忆犹新——“切尔内绍夫先生,您的要求我们已经记录了。但伊万·彼得罗夫一案涉及蒙古事务,已由东宫直接过问,非本部所能擅专。如果您对此案有异议,请通过礼部正式提交文书,由礼部转呈东宫裁夺。”

    一句话,把他踢回了原点。

    他当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潜台词。直到后来,他在同文馆里辗转反侧了几个晚上,才终于想明白——锦衣卫的意思是:你一个外国使团的先行官,跑到我们这里来要人,你有这个资格吗?

    这不是傲慢,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在大明的行政逻辑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位置都有对应的权限。他切尔内绍夫的位置是“先行官”,而“先行官”的权限不包括直接与锦衣卫打交道,更不包括要求引渡一名被东宫点名要走的犯人。

    他越级了。而越级的代价,就是被客气地弹回来。

    第四次,他在会同馆宴席散场时,抓住了一个机会。

    那天晚上,太子与沃罗滕斯基公爵交谈完毕,正准备登车离去。切尔内绍夫站在人群的边缘,看着太子在一众官员的簇拥下走向马车,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冲动。他快步上前,在太子即将踩上车凳的那一刻,躬身行礼,用他练习了很多遍的汉语说道:“外臣切尔内绍夫,参见太子殿下。”

    太子停下了脚步。

    他转过身来,看了切尔内绍夫一眼。

    那一眼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两次呼吸那么长。但就在那两次呼吸的时间里,切尔内绍夫感觉自己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了脚——太子的目光平静、清澈,没有任何多余的意味,既不惊讶,也不好奇,更没有恼怒。那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件意料之中的东西:他知道有人会拦住他,他也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甚至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他只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以这种方式来回应。

    所以太子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辛苦了”,然后转身上了马车。

    马车驶离会同馆,消失在夜色中。切尔内绍夫站在原地,看着马车远去的方向,感觉到周围其他使团成员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自己背上。他能想象他们在想什么——看啊,那个俄罗斯人,像个不懂规矩的乡下人一样拦住了太子的车驾,结果只换来了一句“辛苦了”。

    他回到同文馆的那个晚上,一夜未眠。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他已经不愿意再去数了。每一次求见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东宫洗马的回复永远是那几句话,措辞越来越客气,但意思从来没有变过。他甚至开始怀疑,太子到底知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在一次次地求见?还是说,所有的求见都被东宫的属官们过滤掉了,根本到不了太子的案头?

    后来他从一个礼部小吏的口中侧面打听到了一些情况——东宫洗马确实每次都会把他的求见帖呈报给太子,但太子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知道了,先放着。”

    知道了,先放着。

    这五个字,就是他这几个月来所有努力的全部回报。

    切尔内绍夫坐在偏厅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的纽扣。那颗纽扣是银质的,上面刻着切尔内绍夫家族的纹章——一只展翅的鹰,爪中握着一支箭。这个纹章是他的祖父伊利亚·弗拉基米罗维奇从波兰带过来的。说起来,切尔内绍夫家族的历史并不光彩——始祖米哈伊尔·切尔尼茨基本是波兰的一个小贵族,1493年赴莫斯科投奔大公伊凡三世,改姓“切尔内绍夫”,靠着在边境战争中卖命换来了一个杜马贵族的头衔。但米哈伊尔没有子嗣,家族的血脉差点就此断绝。直到1534年,他的侄子伊利亚·弗拉基米罗维奇在俄波冲突中被俘,为了活命选择了效忠莫斯科,这才让切尔内绍夫这个姓氏延续了下来。

    从那以后,切尔内绍夫家族世代在莫斯科军中服役,当过宫廷侍从,当过边境督军,打过波兰人,打过立窝尼亚人,打过克里米亚鞑靼人。1614年,家族正式被列入俄罗斯贵族名录,算是熬出了头。但即便如此,切尔内绍夫家族在莫斯科的贵族圈子里依然算不上什么显赫门第——他们没有留里克血统,没有波雅尔头衔,甚至连领地都少得可怜。他们只是一群靠军功吃饭的中等贵族,命运完全系于上位者的喜怒哀乐。

    这也是为什么大牧首菲拉列特会选择他来执行这次任务。

    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好用,而且用完可以扔。

    大牧首需要的是一把刀,而不是一尊需要供起来的雕像。沃罗滕斯基公爵是雕像——他有留里克血统,有波雅尔头衔,有崇高的社会声望,摆在台面上好看。但真正要干事的时候,雕像是不顶用的。雕像太重了,挪不动,转不开,稍有不慎还会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他切尔内绍夫来了。他品级不高,不引人注目,就算在北京惹出了什么麻烦,莫斯科方面也可以轻易地撇清关系——“那只是一个先行官的个人行为,不代表俄罗斯的立场。”而如果他成功了,功劳自然归于大牧首的英明决策。

    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大牧首稳赚,他切尔内绍夫不赔——因为他的命运从来就不属于自己。

    他收回思绪,目光重新落在窗外的雪地上。

    扫雪的馆役已经扫完了一条路,正在往第二段延伸。笤帚在青石板上发出的刷刷声,混合着北风的呼啸,构成了一种单调而催眠的背景音。但切尔内绍夫没有丝毫睡意。他的脑海中反复盘旋着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还是见不到太子,他该怎么办?

    继续等下去?他已经等了将近两个月了。他等来了沃罗滕斯基公爵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北京城,等来了会同馆的四国宴,等来了伊万·彼得罗夫被锦衣卫提走的消息,等来了大明兵部和户部的官员对他越来越客气但也越来越疏远的敷衍——但就是等不来一张进入东宫的通行证。

    他还能等多久?大牧首在莫斯科等他的消息,瑞典那边的使团已经失败了,如果东方这条路再走不通,俄罗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他不敢去想。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切尔内绍夫停下脚步,目光投向门口。脚步声很急促,不像是一般侍者的步伐。果然,门被推开后,出现在门口的是他的随从谢尔盖,肩上落了一层还没来得及融化的雪花,鼻尖冻得通红,但脸上的表情却不是沮丧,而是一种混合着兴奋和紧张的复杂神色。

    “大人!”

    “怎么了?”

    谢尔盖快步走进来,反手关上门,压低声音说道:“大人,属下刚从外面回来,遇到了一个人。”

    “谁?”

    “兵部武选司的一位主事,姓王。就是之前咱们打听火器行情时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今天他在东安门外的酒肆里喝酒,恰好属下也从那里路过,被他拉住了说了几句话。”

    切尔内绍夫皱起眉头:“他跟你说了什么?”

    谢尔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他说,太子殿下最近确实很忙,但不是因为一般的公务——而是因为辽东那边出了大事。具体是什么事他没敢细说,只说‘北边要变天了’,还说东宫这几天连夜议事,几位内阁大臣和锦衣卫指挥使频繁出入,连兵部尚书都被叫去问话了。”

    北边。

    切尔内绍夫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辽东以北,就是蒙古人的地盘。而蒙古人的事情,正是他此行最核心的关注点之一。大牧首菲拉列特交给他的任务清单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摸清明朝对蒙古草原的态度——外喀尔喀三部是俄罗斯的潜在盟友还是潜在的敌人?那位自称成吉思汗继承人的羽柴赖陆,是真的有能力统一蒙古各部,还是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冒险家?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关系是战是和,还是会走向某种新的平衡?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关系到俄罗斯在东方的战略布局。

    而现在,辽东出事了。

    切尔内绍夫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大脑飞速运转着。他想起自己在喀山遇到的那个鞑靼商人——那个卖貂皮的家伙曾经神秘兮兮地对他说,草原上的牧民都在传,说东方有一位大汗,正在召集各部会盟。那位大汗自称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已经收服了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下一个目标就是外喀尔喀。

    当时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个消息。草原上的传言向来真假参半,今天说某位大汗崛起了,明天又说某位可汗被杀了,这种事情每隔几年就会来一轮,大部分最后都不了了之。但结合谢尔盖今天带回来的消息,他开始觉得那个鞑靼商人说的可能是真的。

    如果那位大汗真的已经收服了科尔沁和内喀尔喀,那么辽东的“变天”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明朝不可能对蒙古高原上的势力重组坐视不理,尤其是当这股势力已经逼近了他们的边境。

    而伊万·彼得罗夫的价值,也因此变得更加沉重。

    那个人是从外喀尔喀回来的。他知道外喀尔喀三部对那位大汗的真实态度,知道硕垒有没有暗中与那位大汗通信,甚至可能知道更多——比如俄罗斯在外喀尔喀的影响力还剩多少,比如那条从西伯利亚南下通往草原的商路是否还安全。

    这些东西,锦衣卫一定在挖。而一旦他们挖出来了,大明对蒙古草原的了解就会超过俄罗斯。到那个时候,俄罗斯再想跟大明谈蒙古事务,就完全失去了主动权。

    切尔内绍夫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谢尔盖:“那个王主事还说了别的吗?”

    谢尔盖摇了摇头:“他就说了这些。说完之后像是突然醒酒了一样,脸色变了,匆匆告辞走了。属下想追上去再问几句,但他走得很快,转眼就消失在人群里了。”

    切尔内绍夫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点了点头:“他说的已经够多了。”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雪景。雪还在下,但比早晨小了一些,天空的颜色从铅灰变成了灰白,云层似乎正在变薄。远处的屋顶上,几只麻雀在积雪中跳跃,留下一串细碎的爪印。

    “谢尔盖,你说,如果我现在去见沃罗滕斯基公爵,他会怎么对我?”

    谢尔盖愣了一下,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他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回答:“公爵大人……应该会对您以礼相待吧。毕竟您是大牧首亲自指定的人。”

    “以礼相待。”切尔内绍夫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没错,他会以礼相待。他会请我坐下,会让人给我上茶,会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会跟我聊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但当我提到想请他出面安排与太子的会谈时,他就会开始打太极。”

    他转过身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大牧首给他的指令只有两条——送礼,要人。他没有被告知更多的内容。所以他不敢轻易配合我,因为他不知道我的行动会不会超出他的指令范围,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那您打算怎么办?”

    切尔内绍夫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回桌边,拿起那封已经写了三遍又撕掉三遍的书信,看了一眼,然后缓缓地将它撕碎,扔进了炭火盆里。纸片落入火焰中,瞬间卷曲、发黑、化为灰烬。

    “写信没用。求见也没用。我必须换一种方式。”

    他抬起头,目光变得坚定:“明天一早,我去见沃罗滕斯基公爵。不是去求他帮忙,而是去告诉他——我需要他帮忙。这两者听起来差不多,但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同。求他帮忙,是把选择权交给他;告诉他我需要他帮忙,是把责任压到他肩上。”

    “他会答应吗?”

    “他会答应的。”切尔内绍夫的声音很轻,但很笃定,“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俄罗斯人。瑞典人已经堵死了我们的西大门,波兰人在磨刀霍霍,鞑靼人在南方虎视眈眈。如果东方这条路再走不通,莫斯科就只能被困死在陆地上。他不想看到那一天,我也不想。”

    第二天清晨,雪停了。

    切尔内绍夫踩着没过鞋面的积雪,穿过同文馆的回廊,来到沃罗滕斯基公爵下榻的院落。公爵住在二楼最东边的一个套间,窗户朝南,采光很好。切尔内绍夫上楼的时候,正好看见公爵的随从端着一盆洗脸水从房间里出来。随从朝他行了个礼,侧身让开了路。

    他敲了敲门。

    “进来。”

    切尔内绍夫推门而入。沃罗滕斯基公爵正坐在窗前的书桌旁,手里拿着一本书,晨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一道瘦削的轮廓。公爵今年六十二岁了,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邃,但一双眼睛依然明亮,带着一种经历过风浪的人才有的沉稳。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公爵放下书,微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这么早就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切尔内绍夫行了一礼,在椅子上坐下。他没有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公爵大人,我想请您以正使的身份,向大明礼部递交一份文书,请求与皇太子殿下举行正式会谈。”

    公爵的笑容没有消失,但眼神微微变了。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目光在切尔内绍夫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哦?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要求?”

    切尔内绍夫把昨晚从谢尔盖那里得到的消息说了一遍,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消息来源,只说“据可靠消息”。他强调了自己对辽东局势的判断,以及对蒙古草原形势的担忧,最后说道:“公爵大人,如果我们不及时与太子沟通,等到大明做出了决策,我们再想影响他们就来不及了。伊万·彼得罗夫已经被锦衣卫带走多日,他们从他嘴里得到了多少东西,我们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沉默就是被动。”

    公爵听完,没有立即回答。他的手指在书封上轻轻敲击着,节奏缓慢而均匀,像是在权衡着什么。房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声。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公爵终于开口了,声音平和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你知道大牧首给我的指令是什么吗?”

    “知道。送礼,索要伊万·彼得罗夫。”

    “那你知不知道,我对你这些日子做的事情,其实一直看在眼里?”

    切尔内绍夫的心猛地一紧,但面上没有露出任何异色。他迎上公爵的目光,平静地回答:“我知道。”

    公爵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坦诚感到满意。“你去兵部打听火器价格,去户部询问贸易章程,去锦衣卫要人——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我都知道。我只是假装不知道。”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切尔内绍夫,望着窗外银装素裹的世界。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吗?”

    切尔内绍夫没有回答。他知道公爵并不是真的在问他。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自作主张。”公爵的声音从窗口传来,带着一种平静的、近乎悲凉的坦然,“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大牧首的意思。而我——我只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老头子。大牧首需要我的血统和头衔来撑门面,但并不需要我知道太多。”

    他转过身来,目光直视着切尔内绍夫,那双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

    “我不年轻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我经历过戈东诺夫的时代,经历过伪季米特里的闹剧,经历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垮台,也经历过波兰人占领莫斯科的屈辱。我看过太多人为了权力争得你死我活,也看过太多人在权力斗争中粉身碎骨。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我是一个留里克血统的波雅尔,我的价值就在于我的血统和我的头衔。大牧首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坐好。他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该我知道的,我就不问。”

    他走回桌边,重新坐下,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但是,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这不代表我是瞎子,也不代表我是傻子。我看得出来,你这次来北京,背负的任务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重。我也看得出来,你一直在想办法见到太子,但一直被挡在外面。我还看得出来,你今天来找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切尔内绍夫张了张嘴,想要辩解,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公爵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

    公爵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摊开在桌上。那是一份已经写好的文书,上面用工整的俄语写着请求与大明皇太子举行正式会谈的内容,下方已经有签名和印章。

    “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公爵淡淡地说,“我猜你这两天就会来找我。果然被我料中了。”

    切尔内绍夫愣住了。他看着那份文书,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拿去吧。”公爵将文书推到他面前,“我已经签了名,盖了印。你把它翻译成汉文,交给礼部。以正使的名义递交,他们不会再推诿了。”

    切尔内绍夫接过文书,手指微微颤抖。纸张的触感坚实而清晰,上面的墨迹已经完全干了,显然是昨夜写好后特意晾了一夜。

    “公爵大人……我……”

    “不用谢我。”公爵摆了摆手,重新拿起那本书,翻到刚才读到的那一页,“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俄罗斯。”

    他的目光落在书页上,但并没有在看字。他的视线穿透了书页,落在了某个更遥远的地方。

    “瑞典人已经把《斯托尔博沃和约》当成了铁律,古斯塔夫二世的态度你也看到了——舒伊斯基和波扎尔斯基在斯德哥尔摩吃了四十天的闭门羹,带回来的那封国书,每一个字都在说‘不’。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已经被堵死了,芬兰湾的贸易线路也被掐断了。1625年的出口额比起十年前跌了三分之二,再这样下去,莫斯科连买火药的银子都凑不齐。”

    他抬起头,看着切尔内绍夫:“波兰人还在西边虎视眈眈,天主教世界的扩张欲望永远不会满足。南边的鞑靼人随时可能扑上来抢劫,奥斯曼帝国虽然在衰落,但还没有虚弱到我们可以忽视的地步。如果东方再没有一个朋友,俄罗斯就会被困死在这片土地上。”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我不想活着看到那一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所以,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把东方的窗户打开。哪怕只开一条缝,也比四面都是墙要好。”

    切尔内绍夫紧紧握着那份文书,站起身来,深深地向公爵鞠了一躬。他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是苍白的。

    他转身走出房间,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积满白雪的庭院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切尔内绍夫走出楼门,迎面吹来的寒风让他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手中握着那份盖了公爵印章的文书,纸张在寒风中微微颤动,但他的手指攥得很紧,像是握着某种救命的绳索。

    有了这份文书,他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打发的“先行官”了。他是俄罗斯使团的正式代表,拥有与大明皇太子面对面会谈的资格。礼部没有理由再拒绝他的求见,东宫也没有理由再把他挡在门外。

    但这也意味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他需要在不暴露大牧首全部底牌的前提下,从太子口中探出大明对蒙古草原的态度。他需要用火器贸易作为诱饵,让太子对俄罗斯产生兴趣——但他也必须小心,不能让太子觉得俄罗斯是有求于人,否则就会在谈判中失去主动权。他还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沃罗滕斯基公爵在场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公爵虽然愿意配合他,但公爵并不知道大牧首的真正计划,万一在会谈中说漏了嘴,后果不堪设想。

    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回廊往回走。

    走到拐角处时,他忽然停下了脚步。

    前方不远处,两个穿着锦衣卫制服的人正站在院子里,似乎在等人。其中一个看见他,快步走了过来,拱手行礼:

    “请问是切尔内绍夫先生吗?”

    切尔内绍夫心中一凛,但面上不动声色:“正是在下。阁下是?”

    “在下锦衣卫北镇抚司百户刘勇。”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双手奉上,“奉太子殿下之命,将此信转交先生。”

    切尔内绍夫接过信,手指微微颤抖。他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笺。信上只有短短几行字,字迹端正有力,笔画之间透着一股从容不迫的气度:

    “闻先生数次求见,皆因公务繁忙未能如愿,甚感抱歉。明日巳时,东宫敬候先生驾临。若有要事相商,届时可畅所欲言。——朱康朝”

    切尔内绍夫拿着信,站在雪地里,久久没有动弹。

    阳光洒在信笺上,将那几行字映得格外清晰。他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缓缓地将信折好,贴身收好。

    他终于等到了。

    但他心中涌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更深沉的紧张。太子主动约见他——不是在他反复求见之后勉强答应,而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派人送来了这封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太子一直都知道他在求见,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还是意味着辽东的局势已经紧迫到连太子都觉得有必要见他了?

    他不知道答案。

    但他知道,明天巳时,一切都将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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