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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夏天热得像蒸笼。陈默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混着煤烟味、江水腥味和码头特有的汗酸味。
报道班的集合地点在汉口的一栋灰色小楼里，离江边不远。陈默到的时候，楼里已经有人了。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在走廊里抽烟聊天，看见他进来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他上了二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把皮箱放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此起彼伏，对岸的武昌在热浪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没有干透的水墨画。
他在武汉的第一天没有出门，在房间里整理此行的资料。报道班的行程安排、第11军的作战计划、衡阳的兵力部署。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过了好几遍，每过一遍都会冒出新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找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就只能猜，猜错了就是命。他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太阳穴。
第二天，他去江边走了走。不是闲逛，是熟悉地形，这是他的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先把周边的路摸清楚。哪条路通向哪里，哪个巷子是死胡同，哪个码头几点有船。这些信息平时用不上，但用上的时候就是救命的时候。他沿着江岸走了很远，路过一个码头的时候停下来，看着一艘货船正在卸货。扛包的工人在跳板上走，喊着号子，一声长一声短。
他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回走。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蹲在码头的角落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脸上抹着油污，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码头苦力。他正在修一艘小舢板，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船板。动作很慢，每一锤都不轻不重，像是怕把船板敲裂了。他蹲在那里，腰背微微佝偻着，草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陈默认出了他。
不是因为那张脸，是因为那双手。那双手握锤的姿势——食指搭在锤柄上，其余四指收拢，虎口紧贴锤柄。这种握法不是干苦力的人会的，是握枪的人才会的。教官当年在训练场上说过——“你们这些人，以后握枪的时候比握手的时候多。把枪握好了，命就长一半。”那个人握锤的姿势和当年握枪的姿势一模一样。
哑巴。
陈默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不到半秒。他继续往前走，脚步不紧不慢。从那个人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锤子在半空中顿了一下。
两张脸在那一瞬间对上了。两张都变了，比以前瘦了，老了，眼角的纹路多了。但眼睛没变。哑巴的眼睛还是那样，不大，但很深，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你往里扔什么都听不到回响。他看了陈默一眼，只一眼，就低下头继续敲船板。锤子落下去，笃，笃，笃。
陈默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停，没有回头。他走出码头，走到大街上，汇入人流，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
培训班的日子是几年前的事了，但陈默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在重庆郊区一座破旧的院子里，二十几个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哑巴是他的室友，睡他对面那张床。哑巴真的很不爱说话，一天说不了十句。但他不孤僻，有人找他说话，他会听，会点头，会摇头，会用最简单的词回答。是，不是，好，行。他的声音很低，哑哑的，所以大家叫他哑巴。
他们在一起待了一年。一年里他们一起出操，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在深夜的操场上跑步。哑巴跑得很慢，但从不偷懒。别人跑十圈，他也跑十圈，别人停了他还在跑，问他怎么不停，他说“再跑一圈”。他永远比别人多跑一圈，比别人多练一个小时，比别人多背一页密码本。他不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用功的。
结业那天，哑巴走到他面前，伸出手。他们握了手，没有说话。然后他背起背包走了，走出院子，走上山路，走进那片茫茫的晨雾里。陈默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雾吞没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直到今天。
陈默走在大街上，脚步很稳，心里在翻江倒海。哑巴在武汉。他是重庆方面的人，潜伏在这里，做着和他一样的事。他们的任务不同，上线不同，情报渠道也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是谁。即使在码头那种地方偶遇，即使认出了对方，也不能打招呼，不能说话，不能有任何让旁人觉得异常的反应。他们必须装作不认识。因为在这个行当里，认识一个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认识你的人越多，炸弹越多，不知道哪一颗会在什么时候爆炸。
陈默回到那栋灰色小楼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在门口遇到了报道班的一个同事，姓田中的日本记者。田中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去江边走了走。田中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跟他一起上了楼，在走廊里分了手。陈默推开房间的门，没有开灯，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江面上有船经过，船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眨眼的萤火虫。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江水里，随着波浪晃动，碎成一地的金子。
他在想哑巴。哑巴还活着，还在执行任务。这个念头让他心里踏实了一些。这个行当里的人，能活着就不容易，能活着就还有希望。他不知道哑巴在武汉做什么，不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上线、下线、同伴。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互相帮助，他们会认出彼此。不需要暗号，不需要信物，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语言。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够了。
第二天，陈默在报道班的会议上见到了哑巴。不是偶然，是必然。哑巴被派来当向导，他从小在衡阳长大，对那里的地形了如指掌，闭着眼都能走。他还是穿着那身灰蓝色的工装，但洗得很干净，草帽换了一顶新的，脸上的油污洗干净了。他站在会议室门口，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夹。
报道班的班长介绍他：“这位是刘先生，衡阳人，给我们做向导。”
哑巴抬起头，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扫过陈默的时候没有停，像看一个陌生人。他微微鞠了一躬，声音很低，哑哑的：“请多关照。”
陈默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的笔记本上写着几行字。他没有抬头，没有看哑巴，笔尖在纸上游走，写的是今天的会议议程。他的字写得很稳，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哑巴坐在了长桌的另一头，和陈默隔着好几个人。他翻开文件夹，开始讲衡阳的地形。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哑哑的，像砂纸在木头上摩擦。但他的思路很清楚，从湘江到蒸水，从市区到郊区，从铁路到公路，每一条路都讲得明明白白。
陈默听着那个声音，想起了多年前的夜晚。熄灯之后宿舍里很黑，哑巴躺在床上，偶尔会说一两句话——“你睡了吗？”“明天几点起床？”“外面是不是下雨了？”那些话很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地方，平常就是奢侈。他们用那些平常的话度过了那段不平常的日子。
会议结束后，陈默收拾好笔记本走出会议室。走廊里人很多，有人叫他，他停下来跟人说了几句话。余光里，一个穿灰蓝色工装的身影从走廊另一头走过来，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脚步没有停，目光没有偏。
陈默继续跟人说话，声音不大不小，和平时一样
武汉的夏天热得像蒸笼。陈默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混着煤烟味、江水腥味和码头特有的汗酸味。
报道班的集合地点在汉口的一栋灰色小楼里，离江边不远。陈默到的时候，楼里已经有人了。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在走廊里抽烟聊天，看见他进来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他上了二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把皮箱放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此起彼伏，对岸的武昌在热浪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没有干透的水墨画。
他在武汉的第一天没有出门，在房间里整理此行的资料。报道班的行程安排、第11军的作战计划、衡阳的兵力部署。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过了好几遍，每过一遍都会冒出新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找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就只能猜，猜错了就是命。他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太阳穴。
第二天，他去江边走了走。不是闲逛，是熟悉地形，这是他的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先把周边的路摸清楚。哪条路通向哪里，哪个巷子是死胡同，哪个码头几点有船。这些信息平时用不上，但用上的时候就是救命的时候。他沿着江岸走了很远，路过一个码头的时候停下来，看着一艘货船正在卸货。扛包的工人在跳板上走，喊着号子，一声长一声短。
他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回走。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蹲在码头的角落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脸上抹着油污，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码头苦力。他正在修一艘小舢板，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船板。动作很慢，每一锤都不轻不重，像是怕把船板敲裂了。他蹲在那里，腰背微微佝偻着，草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陈默认出了他。
不是因为那张脸，是因为那双手。那双手握锤的姿势——食指搭在锤柄上，其余四指收拢，虎口紧贴锤柄。这种握法不是干苦力的人会的，是握枪的人才会的。教官当年在训练场上说过——“你们这些人，以后握枪的时候比握手的时候多。把枪握好了，命就长一半。”那个人握锤的姿势和当年握枪的姿势一模一样。
哑巴。
陈默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不到半秒。他继续往前走，脚步不紧不慢。从那个人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锤子在半空中顿了一下。
两张脸在那一瞬间对上了。两张都变了，比以前瘦了，老了，眼角的纹路多了。但眼睛没变。哑巴的眼睛还是那样，不大，但很深，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你往里扔什么都听不到回响。他看了陈默一眼，只一眼，就低下头继续敲船板。锤子落下去，笃，笃，笃。
陈默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停，没有回头。他走出码头，走到大街上，汇入人流，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
培训班的日子是几年前的事了，但陈默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在重庆郊区一座破旧的院子里，二十几个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哑巴是他的室友，睡他对面那张床。哑巴真的很不爱说话，一天说不了十句。但他不孤僻，有人找他说话，他会听，会点头，会摇头，会用最简单的词回答。是，不是，好，行。他的声音很低，哑哑的，所以大家叫他哑巴。
他们在一起待了一年。一年里他们一起出操，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在深夜的操场上跑步。哑巴跑得很慢，但从不偷懒。别人跑十圈，他也跑十圈，别人停了他还在跑，问他怎么不停，他说“再跑一圈”。他永远比别人多跑一圈，比别人多练一个小时，比别人多背一页密码本。他不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用功的。
结业那天，哑巴走到他面前，伸出手。他们握了手，没有说话。然后他背起背包走了，走出院子，走上山路，走进那片茫茫的晨雾里。陈默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雾吞没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直到今天。
陈默走在大街上，脚步很稳，心里在翻江倒海。哑巴在武汉。他是重庆方面的人，潜伏在这里，做着和他一样的事。他们的任务不同，上线不同，情报渠道也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是谁。即使在码头那种地方偶遇，即使认出了对方，也不能打招呼，不能说话，不能有任何让旁人觉得异常的反应。他们必须装作不认识。因为在这个行当里，认识一个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认识你的人越多，炸弹越多，不知道哪一颗会在什么时候爆炸。
陈默回到那栋灰色小楼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在门口遇到了报道班的一个同事，姓田中的日本记者。田中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去江边走了走。田中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跟他一起上了楼，在走廊里分了手。陈默推开房间的门，没有开灯，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江面上有船经过，船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眨眼的萤火虫。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江水里，随着波浪晃动，碎成一地的金子。
他在想哑巴。哑巴还活着，还在执行任务。这个念头让他心里踏实了一些。这个行当里的人，能活着就不容易，能活着就还有希望。他不知道哑巴在武汉做什么，不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上线、下线、同伴。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互相帮助，他们会认出彼此。不需要暗号，不需要信物，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语言。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够了。
第二天，陈默在报道班的会议上见到了哑巴。不是偶然，是必然。哑巴被派来当向导，他从小在衡阳长大，对那里的地形了如指掌，闭着眼都能走。他还是穿着那身灰蓝色的工装，但洗得很干净，草帽换了一顶新的，脸上的油污洗干净了。他站在会议室门口，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夹。
报道班的班长介绍他：“这位是刘先生，衡阳人，给我们做向导。”
哑巴抬起头，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扫过陈默的时候没有停，像看一个陌生人。他微微鞠了一躬，声音很低，哑哑的：“请多关照。”
陈默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的笔记本上写着几行字。他没有抬头，没有看哑巴，笔尖在纸上游走，写的是今天的会议议程。他的字写得很稳，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哑巴坐在了长桌的另一头，和陈默隔着好几个人。他翻开文件夹，开始讲衡阳的地形。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哑哑的，像砂纸在木头上摩擦。但他的思路很清楚，从湘江到蒸水，从市区到郊区，从铁路到公路，每一条路都讲得明明白白。
陈默听着那个声音，想起了多年前的夜晚。熄灯之后宿舍里很黑，哑巴躺在床上，偶尔会说一两句话——“你睡了吗？”“明天几点起床？”“外面是不是下雨了？”那些话很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地方，平常就是奢侈。他们用那些平常的话度过了那段不平常的日子。
会议结束后，陈默收拾好笔记本走出会议室。走廊里人很多，有人叫他，他停下来跟人说了几句话。余光里，一个穿灰蓝色工装的身影从走廊另一头走过来，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脚步没有停，目光没有偏。
陈默继续跟人说话，声音不大不小，和平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