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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报道班去江边拍一组“皇军渡江”的照片，陈默端着相机在岸边走，哑巴蹲在码头修船。
江面上有几艘木船在来回穿梭，运的是弹药和粮食。夕阳把江水染成了暗红色，像血，但比血浓，浓到化不开。陈默在哑巴身边蹲下来，举起相机对着江面拍了一张，快门声很轻，被浪花声盖住了。哑巴低着头继续修船，手里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他的动作很慢，每一锤都落在同一个位置，不是真的在修船，是在等人，等周围的人走远。
两个人蹲在码头上，一个在修船，一个在拍照。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和远处战场上传来的硝烟味。陈默放下相机，把镜头盖盖上。
“弹药快没了，”哑巴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浪花声淹没，“药品也没了。再没有补给，撑不过半个月。”
陈默没有看哑巴，目光落在江面上。一艘木船从面前驶过，船上装着几个弹药箱，用帆布盖着。船工撑着竹篙，一下一下的，竹篙在水里划出一道道细细的波纹，扩散，碰撞，消失。
“需要什么？”陈默问。
“子弹，迫击炮弹，药品。”哑巴把锤子放在船板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布擦了擦手，“主要是消炎药和止血药。伤兵太多了，没有药，只能看着他们死。有些人其实能救回来，子弹打穿了肩膀、腿上中了一炮，伤口感染了，没有消炎药，烧了几天，人就没了。”
陈默沉默了。他用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敲了三下，节奏不紧不慢的。江风吹过来，把他想说但还没说出口的话吹散了。
“等我消息。”陈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把相机挂在脖子上，走了。脚步不紧不慢，和平时一样。皮鞋踩在碎石路面上，沙沙的，和浪花声混在一起。
哑巴低下头，继续修船。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
当天晚上，陈默把哑巴需要的物资清单整理成了一份报告，不是写给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子弹，多少发，什么口径。迫击炮弹，多少枚，什么型号。消炎药，多少瓶，什么牌子。止血药，多少包，什么规格。每一样东西都标注了数量和规格，精确到每一个数字。他把清单收进了随身空间，那里最安全，不会被人发现，不会被炮火炸毁，不会在任何一个关键时刻掉链子。
日军的野战医院在城西的一所小学里。教学楼改成了病房，操场改成了临时停尸场，食堂改成了手术室。陈默是以“采访”的名义去的，挂着相机，拿着记者证，门口的卫兵看了一眼就放行了。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伤兵躺在病床上，军医在手术台前忙碌，护士在给伤员换药。那些人没有看他，他们在忙，忙着活，忙着救，忙着在死神的镰刀下抢人。
药房在教学楼一层最里面的房间，门上挂着锁，一把铜锁，个头不小。木门上有一个小窗户，贴着毛玻璃纸。他经过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药架子上摆满了药瓶和药箱，地上还堆着几个大木箱子。青霉素、磺胺、止血粉、绷带、麻醉剂，那些东西在玻璃瓶里泛着光，白的，黄的，透明的。
他没有停。继续往前走，走到走廊尽头，推开厕所的门进去，在里面待了几分钟，然后出来，往回走。从药房门口经过的时候，右手从口袋里伸出来，用一根细铁丝捅进了锁眼。锁开了，门无声地推开了一条缝。他闪身进去，把门带上。
药房不大，三面墙都是架子，架子上摆满了药瓶和药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刺鼻的化学气味，混着酒精和来苏水的味道，呛得人喉咙发紧。陈默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帆布袋，开始往里面装东西。青霉素，拿。磺胺，拿。止血粉，拿。绷带，拿。麻醉剂，拿。他的手很稳，拿起一瓶，放进袋子，再拿起一瓶，再放进袋子。每拿一样就在心里记一笔，像账房先生在打算盘。
日军的药房管理员随时可能回来，卫兵随时可能过来巡查，走廊里随时可能有人经过。他的心跳很稳，呼吸很稳，手也很稳。那些药瓶在掌心里凉丝丝的，他攥紧一瓶，松开，再攥紧另一瓶。
够了。他把帆布袋收进了空间。不是拎着出去，是收进了空间里。
他退到门边，把锁重新锁上，铁丝从锁眼里抽出来。锁舌咔嗒一声弹了回去，和没开过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整了整衣领，推门出去，走过走廊，走出教学楼，走出医院大门。门口的卫兵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他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他约哑巴在湘江边的一个废弃码头上见面。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江面上有船经过，船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眨眼的萤火虫。那盏灯从远处来，到远处去，经过他们的时候亮了一下，过去了，暗了。
陈默把面前的草扒开，下面是他提前从空间里取出那个帆布袋。
哑巴蹲下来，拉开袋口的绳子，把手伸进去摸了摸，药瓶，药箱，绷带。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摸着，像盲人在读盲文。摸到了青霉素，摸到了磺胺，摸到了止血粉。那些冰凉的、圆润的、方正的轮廓在他的指尖下依次排列着，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摸完了，把袋口的绳子拉紧，站起来。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陈默认得那种沉默。那种沉默不是无话可说，是有太多话想说，但一句都说不出来。
“谢了。”他说。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哑哑的。
陈默摇了摇头。哑巴转过身，扛着那袋药品走进了黑暗里。脚步声在碎石路面上越来越远，越来越轻，被浪花声吞没了。陈默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个方向，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他在走，背着那袋能救很多条命的药，穿过废墟，穿过战壕，穿过那些还在坚守的阵地，走到方先觉的指挥部里，走到那些需要这些药的人面前。
他在码头上站了片刻，转过身，走上台阶。月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照在江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光。那些银光随着波浪晃动，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怎么也拢不到一块去，像这个时代里所有人的命运。
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楼里很安静，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一明一暗地闪着，把墙上的影子切成一截一截的，像被人铰碎的黑绸子。他没有开灯，走到床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空烟盒，捏扁了，扔进纸篓。没有烟了。他从空间里取出一包新的，拆开，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着他的脸。
哑巴是组织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是在武汉知道的，是在那个培训班里就知道了。哑巴不爱说话，但他的手会说话。他的手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紧张，什么时候放松，什么时候在说谎，什么时候在说实话。他的手从来没有骗过陈默。
哑巴现在是军统衡阳站的站长。这个身份不是他自己选的，是组织安排的。军统需要人，组织需要人在军统。他在那边做他该做的事，在这边也做他该做的事。两条线，一个目标。
陈默把那根烟抽完了，掐灭，把烟头扔进纸篓。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裂缝，石灰是新刷的，白得很扎眼。他盯着那片刺目的白，想起了那些药瓶在掌心里的触感，凉的，圆的，光滑的。每一瓶药都能救一条命，也许两条，也许更多。他不知道那些药能救多少人，他只知道衡阳守军还在守，还在打，还在用血肉之躯挡着六万日军的轮番进攻。他们需要药，他就给他们药。他们需要子弹，他就给他们子弹。他能给的不多，但他能给的他都给了。
傍晚，报道班去江边拍一组“皇军渡江”的照片，陈默端着相机在岸边走，哑巴蹲在码头修船。
江面上有几艘木船在来回穿梭，运的是弹药和粮食。夕阳把江水染成了暗红色，像血，但比血浓，浓到化不开。陈默在哑巴身边蹲下来，举起相机对着江面拍了一张，快门声很轻，被浪花声盖住了。哑巴低着头继续修船，手里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他的动作很慢，每一锤都落在同一个位置，不是真的在修船，是在等人，等周围的人走远。
两个人蹲在码头上，一个在修船，一个在拍照。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和远处战场上传来的硝烟味。陈默放下相机，把镜头盖盖上。
“弹药快没了，”哑巴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浪花声淹没，“药品也没了。再没有补给，撑不过半个月。”
陈默没有看哑巴，目光落在江面上。一艘木船从面前驶过，船上装着几个弹药箱，用帆布盖着。船工撑着竹篙，一下一下的，竹篙在水里划出一道道细细的波纹，扩散，碰撞，消失。
“需要什么？”陈默问。
“子弹，迫击炮弹，药品。”哑巴把锤子放在船板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布擦了擦手，“主要是消炎药和止血药。伤兵太多了，没有药，只能看着他们死。有些人其实能救回来，子弹打穿了肩膀、腿上中了一炮，伤口感染了，没有消炎药，烧了几天，人就没了。”
陈默沉默了。他用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敲了三下，节奏不紧不慢的。江风吹过来，把他想说但还没说出口的话吹散了。
“等我消息。”陈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把相机挂在脖子上，走了。脚步不紧不慢，和平时一样。皮鞋踩在碎石路面上，沙沙的，和浪花声混在一起。
哑巴低下头，继续修船。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
当天晚上，陈默把哑巴需要的物资清单整理成了一份报告，不是写给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子弹，多少发，什么口径。迫击炮弹，多少枚，什么型号。消炎药，多少瓶，什么牌子。止血药，多少包，什么规格。每一样东西都标注了数量和规格，精确到每一个数字。他把清单收进了随身空间，那里最安全，不会被人发现，不会被炮火炸毁，不会在任何一个关键时刻掉链子。
日军的野战医院在城西的一所小学里。教学楼改成了病房，操场改成了临时停尸场，食堂改成了手术室。陈默是以“采访”的名义去的，挂着相机，拿着记者证，门口的卫兵看了一眼就放行了。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伤兵躺在病床上，军医在手术台前忙碌，护士在给伤员换药。那些人没有看他，他们在忙，忙着活，忙着救，忙着在死神的镰刀下抢人。
药房在教学楼一层最里面的房间，门上挂着锁，一把铜锁，个头不小。木门上有一个小窗户，贴着毛玻璃纸。他经过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药架子上摆满了药瓶和药箱，地上还堆着几个大木箱子。青霉素、磺胺、止血粉、绷带、麻醉剂，那些东西在玻璃瓶里泛着光，白的，黄的，透明的。
他没有停。继续往前走，走到走廊尽头，推开厕所的门进去，在里面待了几分钟，然后出来，往回走。从药房门口经过的时候，右手从口袋里伸出来，用一根细铁丝捅进了锁眼。锁开了，门无声地推开了一条缝。他闪身进去，把门带上。
药房不大，三面墙都是架子，架子上摆满了药瓶和药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刺鼻的化学气味，混着酒精和来苏水的味道，呛得人喉咙发紧。陈默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帆布袋，开始往里面装东西。青霉素，拿。磺胺，拿。止血粉，拿。绷带，拿。麻醉剂，拿。他的手很稳，拿起一瓶，放进袋子，再拿起一瓶，再放进袋子。每拿一样就在心里记一笔，像账房先生在打算盘。
日军的药房管理员随时可能回来，卫兵随时可能过来巡查，走廊里随时可能有人经过。他的心跳很稳，呼吸很稳，手也很稳。那些药瓶在掌心里凉丝丝的，他攥紧一瓶，松开，再攥紧另一瓶。
够了。他把帆布袋收进了空间。不是拎着出去，是收进了空间里。
他退到门边，把锁重新锁上，铁丝从锁眼里抽出来。锁舌咔嗒一声弹了回去，和没开过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整了整衣领，推门出去，走过走廊，走出教学楼，走出医院大门。门口的卫兵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他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他约哑巴在湘江边的一个废弃码头上见面。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江面上有船经过，船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眨眼的萤火虫。那盏灯从远处来，到远处去，经过他们的时候亮了一下，过去了，暗了。
陈默把面前的草扒开，下面是他提前从空间里取出那个帆布袋。
哑巴蹲下来，拉开袋口的绳子，把手伸进去摸了摸，药瓶，药箱，绷带。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摸着，像盲人在读盲文。摸到了青霉素，摸到了磺胺，摸到了止血粉。那些冰凉的、圆润的、方正的轮廓在他的指尖下依次排列着，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摸完了，把袋口的绳子拉紧，站起来。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陈默认得那种沉默。那种沉默不是无话可说，是有太多话想说，但一句都说不出来。
“谢了。”他说。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哑哑的。
陈默摇了摇头。哑巴转过身，扛着那袋药品走进了黑暗里。脚步声在碎石路面上越来越远，越来越轻，被浪花声吞没了。陈默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个方向，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他在走，背着那袋能救很多条命的药，穿过废墟，穿过战壕，穿过那些还在坚守的阵地，走到方先觉的指挥部里，走到那些需要这些药的人面前。
他在码头上站了片刻，转过身，走上台阶。月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照在江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光。那些银光随着波浪晃动，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怎么也拢不到一块去，像这个时代里所有人的命运。
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楼里很安静，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一明一暗地闪着，把墙上的影子切成一截一截的，像被人铰碎的黑绸子。他没有开灯，走到床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空烟盒，捏扁了，扔进纸篓。没有烟了。他从空间里取出一包新的，拆开，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着他的脸。
哑巴是组织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是在武汉知道的，是在那个培训班里就知道了。哑巴不爱说话，但他的手会说话。他的手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紧张，什么时候放松，什么时候在说谎，什么时候在说实话。他的手从来没有骗过陈默。
哑巴现在是军统衡阳站的站长。这个身份不是他自己选的，是组织安排的。军统需要人，组织需要人在军统。他在那边做他该做的事，在这边也做他该做的事。两条线，一个目标。
陈默把那根烟抽完了，掐灭，把烟头扔进纸篓。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裂缝，石灰是新刷的，白得很扎眼。他盯着那片刺目的白，想起了那些药瓶在掌心里的触感，凉的，圆的，光滑的。每一瓶药都能救一条命，也许两条，也许更多。他不知道那些药能救多少人，他只知道衡阳守军还在守，还在打，还在用血肉之躯挡着六万日军的轮番进攻。他们需要药，他就给他们药。他们需要子弹，他就给他们子弹。他能给的不多，但他能给的他都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