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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送进去之后的第三天,哑巴又来找陈默了。这次不是在湘江边,是在报道班驻地后面的巷子里。天快黑了,巷子里没有灯,只有远处街口路灯的光微弱地漫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哑巴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过来。陈默接过纸条凑到巷口的光线下看了一眼,纸条上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子弹打光了。”
他把纸条叠好塞进口袋里。哑巴看着他,黑暗中看不清表情,但那两道目光穿过昏暗的光线落在他脸上,不是在等一个答复,是在等一个行动。他知道陈默不会说“我试试”,陈默只会说“好”或者“不行”。
“好。”陈默说。
哑巴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渐渐远去,笃笃笃的,一下一下地敲在青石板路面上。陈默靠在墙上点了一支烟,火柴的火光在他脸上亮了一下又灭了。弹药不比药品,药品可以从野战医院的药房里偷,一瓶一瓶地拿,一箱一箱地搬,只要时间够、空间够,多少都能搬走。
弹药不行,弹药看管得比药品严得多,每一箱都有编号、有登记,少一箱都要追查到底。他不能从仓库里偷,那会打草惊蛇,只能从运输途中截。在运输途中丢了几箱,可以推给前线消耗,推给路途颠簸,推给任何不会引起怀疑的理由。
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补给站设了三处,都在湘江边上。每天都有船从长沙运弹药过来,卸在码头上,再用卡车转运到各个部队。补给站的守卫不算严,因为日本人想不到会有人在自己的后方打补给站的主意。但这不是偷几箱药,是要偷能供守军撑过下一次进攻的弹药量,那么多弹药,他不能一箱一箱地搬,太慢了,风险太大了,得让日本人自己把弹药送进去。
陈默花了两天时间摸清了补给站的运转规律。船什么时候到,卸货多长时间,卡车什么时候来转运,巡逻队多久经过一次。这些信息被他一条一条地记在笔记本上,又一条一条地刻进脑子里。
补给站的管理有一个漏洞——卸货和转运之间的时间差。船到了,弹药卸在码头上,要等一两个小时后卡车才来拉走。在这一两个小时的窗口期里,弹药就堆在码头上,盖着帆布,由几个卫兵看守。
第三天晚上,陈默找到了哑巴,把计划告诉了他。哑巴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码头上那几个卫兵,哑巴说他来解决。船那边他有内应,是从长沙过来的船工,在日军的运输船队里干了两年多了,对这条水路比对自己的掌纹还熟悉,愿意帮这个忙。至于弹药怎么进衡阳城,进了城之后怎么送到守军手里,那是方先觉的人该操心的事,不用他们管。
当夜,凌晨两点。湘江边的码头上没有灯,只有星光,江面上有船停靠,船工在往码头上卸货。弹药箱一个接一个地落在码头上,木箱碰撞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沉闷的,短促的,像一个人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两个卫兵站在码头上抽烟,枪斜挎在肩上,刺刀在星光下闪着冷光。
陈默蹲在远处的一堆木箱后面,看着那两个卫兵。他们抽完烟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在码头上踱步,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脚步声在木质的码头上笃笃地响着,和心跳混在一起。哑巴从暗处走了出来,穿着日军工兵的衣服,头上戴着钢盔,肩上扛着一箱弹药,步伐不紧不慢的,和码头上任何一个搬运工没有任何区别。
两个卫兵看见他没有在意,搬运弹药的人多了,谁认识谁。哑巴走到他们身边时忽然停下来,把弹药箱放在地上,站直了,手从腰间抽出来,手里多了一把刀。刀刃短而锋利,在星光下闪了一下。一个卫兵的喉咙被割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另一个卫兵刚要喊,哑巴的手已经捂住了他的嘴,刀从他的肋下捅进去,转了一下,拔出来。两个人几乎同时倒下,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哑巴把他们拖到码头边上,推进了江里。水声响了一下,不大,被夜风吞没了。陈默从木箱后面站起来,走到码头上。船工从船上跳下来,开始往船上搬。动作很麻利,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每一箱都码得整整齐齐,缝隙里塞满了稻草,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磕碰。陈默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没有问他从哪里来,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在这个年代,有些问题不需要问,有些答案不需要知道。
弹药箱在木质的码头上摞成了一座小山。哑巴站在码头边上望风,陈默和船工两个人往船上搬。一箱,两箱,三箱。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搬。两个人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脚步声杂沓而急促。哑巴蹲在码头边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只偶尔转过头朝巷口的方向看一眼,确认没有巡逻队经过。
不知道搬了多久,最后一箱弹药上了船。船工跳上船,撑起竹篙,船离了岸,无声地滑进了黑暗里。江面上没有月亮,船很快就融进了夜色中,什么都看不见了。哑巴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变成了一尊真的石像。
陈默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着他的脸,也照见了哑巴的脸。哑巴的脸在火光中一闪而过——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嘴唇干裂起皮。陈默把烟递给他,他接过去吸了一口,呛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把烟递了回来。
“多久能到?”陈默问。
“天亮之前。”哑巴的声音很低,低到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气声。
陈默接过烟吸了最后一口,掐灭了,蹲下来把烟头塞进了木板的缝隙里。他在码头上蹲了很久,看着江面。江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吹起的水纹,一圈一圈的,扩散,消失。天亮之后,那些弹药会送到方先觉的手里,变成子弹,从枪膛里射出去,打在日军的身上。
他不知道那些子弹能打死多少人,他只知道衡阳守军没有弹药了,他们只能用刺刀、用石头、用拳头。他见过那些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有的是被子弹打的,有的是被炮弹弹片削的,有的是被刺刀捅的。但还有一些,身上没有伤口,只有淤青和擦伤,那是跟日军肉搏时留下的。他们没有子弹了,只能用拳头。
他站起来,腿蹲得发麻,站了一下才站稳。沿着江岸往回走,脚下的路坑坑洼洼的,皮鞋踩在碎石子上,咯吱咯吱的。身后传来鸡叫声,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抹灰白,不是光,是比黑夜淡一些的灰。那抹灰在天边慢慢扩散着,像一滴墨落进了水里,洇开,洇开。
药品送进去之后的第三天,哑巴又来找陈默了。这次不是在湘江边,是在报道班驻地后面的巷子里。天快黑了,巷子里没有灯,只有远处街口路灯的光微弱地漫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哑巴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过来。陈默接过纸条凑到巷口的光线下看了一眼,纸条上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子弹打光了。”
他把纸条叠好塞进口袋里。哑巴看着他,黑暗中看不清表情,但那两道目光穿过昏暗的光线落在他脸上,不是在等一个答复,是在等一个行动。他知道陈默不会说“我试试”,陈默只会说“好”或者“不行”。
“好。”陈默说。
哑巴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渐渐远去,笃笃笃的,一下一下地敲在青石板路面上。陈默靠在墙上点了一支烟,火柴的火光在他脸上亮了一下又灭了。弹药不比药品,药品可以从野战医院的药房里偷,一瓶一瓶地拿,一箱一箱地搬,只要时间够、空间够,多少都能搬走。
弹药不行,弹药看管得比药品严得多,每一箱都有编号、有登记,少一箱都要追查到底。他不能从仓库里偷,那会打草惊蛇,只能从运输途中截。在运输途中丢了几箱,可以推给前线消耗,推给路途颠簸,推给任何不会引起怀疑的理由。
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补给站设了三处,都在湘江边上。每天都有船从长沙运弹药过来,卸在码头上,再用卡车转运到各个部队。补给站的守卫不算严,因为日本人想不到会有人在自己的后方打补给站的主意。但这不是偷几箱药,是要偷能供守军撑过下一次进攻的弹药量,那么多弹药,他不能一箱一箱地搬,太慢了,风险太大了,得让日本人自己把弹药送进去。
陈默花了两天时间摸清了补给站的运转规律。船什么时候到,卸货多长时间,卡车什么时候来转运,巡逻队多久经过一次。这些信息被他一条一条地记在笔记本上,又一条一条地刻进脑子里。
补给站的管理有一个漏洞——卸货和转运之间的时间差。船到了,弹药卸在码头上,要等一两个小时后卡车才来拉走。在这一两个小时的窗口期里,弹药就堆在码头上,盖着帆布,由几个卫兵看守。
第三天晚上,陈默找到了哑巴,把计划告诉了他。哑巴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码头上那几个卫兵,哑巴说他来解决。船那边他有内应,是从长沙过来的船工,在日军的运输船队里干了两年多了,对这条水路比对自己的掌纹还熟悉,愿意帮这个忙。至于弹药怎么进衡阳城,进了城之后怎么送到守军手里,那是方先觉的人该操心的事,不用他们管。
当夜,凌晨两点。湘江边的码头上没有灯,只有星光,江面上有船停靠,船工在往码头上卸货。弹药箱一个接一个地落在码头上,木箱碰撞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沉闷的,短促的,像一个人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两个卫兵站在码头上抽烟,枪斜挎在肩上,刺刀在星光下闪着冷光。
陈默蹲在远处的一堆木箱后面,看着那两个卫兵。他们抽完烟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在码头上踱步,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脚步声在木质的码头上笃笃地响着,和心跳混在一起。哑巴从暗处走了出来,穿着日军工兵的衣服,头上戴着钢盔,肩上扛着一箱弹药,步伐不紧不慢的,和码头上任何一个搬运工没有任何区别。
两个卫兵看见他没有在意,搬运弹药的人多了,谁认识谁。哑巴走到他们身边时忽然停下来,把弹药箱放在地上,站直了,手从腰间抽出来,手里多了一把刀。刀刃短而锋利,在星光下闪了一下。一个卫兵的喉咙被割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另一个卫兵刚要喊,哑巴的手已经捂住了他的嘴,刀从他的肋下捅进去,转了一下,拔出来。两个人几乎同时倒下,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哑巴把他们拖到码头边上,推进了江里。水声响了一下,不大,被夜风吞没了。陈默从木箱后面站起来,走到码头上。船工从船上跳下来,开始往船上搬。动作很麻利,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每一箱都码得整整齐齐,缝隙里塞满了稻草,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磕碰。陈默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没有问他从哪里来,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在这个年代,有些问题不需要问,有些答案不需要知道。
弹药箱在木质的码头上摞成了一座小山。哑巴站在码头边上望风,陈默和船工两个人往船上搬。一箱,两箱,三箱。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搬。两个人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脚步声杂沓而急促。哑巴蹲在码头边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只偶尔转过头朝巷口的方向看一眼,确认没有巡逻队经过。
不知道搬了多久,最后一箱弹药上了船。船工跳上船,撑起竹篙,船离了岸,无声地滑进了黑暗里。江面上没有月亮,船很快就融进了夜色中,什么都看不见了。哑巴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变成了一尊真的石像。
陈默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着他的脸,也照见了哑巴的脸。哑巴的脸在火光中一闪而过——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嘴唇干裂起皮。陈默把烟递给他,他接过去吸了一口,呛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把烟递了回来。
“多久能到?”陈默问。
“天亮之前。”哑巴的声音很低,低到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气声。
陈默接过烟吸了最后一口,掐灭了,蹲下来把烟头塞进了木板的缝隙里。他在码头上蹲了很久,看着江面。江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吹起的水纹,一圈一圈的,扩散,消失。天亮之后,那些弹药会送到方先觉的手里,变成子弹,从枪膛里射出去,打在日军的身上。
他不知道那些子弹能打死多少人,他只知道衡阳守军没有弹药了,他们只能用刺刀、用石头、用拳头。他见过那些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有的是被子弹打的,有的是被炮弹弹片削的,有的是被刺刀捅的。但还有一些,身上没有伤口,只有淤青和擦伤,那是跟日军肉搏时留下的。他们没有子弹了,只能用拳头。
他站起来,腿蹲得发麻,站了一下才站稳。沿着江岸往回走,脚下的路坑坑洼洼的,皮鞋踩在碎石子上,咯吱咯吱的。身后传来鸡叫声,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抹灰白,不是光,是比黑夜淡一些的灰。那抹灰在天边慢慢扩散着,像一滴墨落进了水里,洇开,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