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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是在日军指挥部里听到方先觉的告全军书的。
那天是8月5日，衡阳已经被围了四十多天。指挥部的收音机里在播日军战报，横山勇站在地图前听翻译，陈默站在角落里听原文。屋里很闷，窗户关着，窗帘拉着，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另一根在头顶嗡嗡地响，一闪一闪的，把墙上那张地图照得一明一暗。
突然收音机里的声音变了。日语播音员换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沙哑的，疲惫的，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在场所有人耳朵里。
“第10军全体将士，方先觉在此。”
就这一句，屋里所有人都抬起了头。翻译没来得及开口，陈默已经听懂了。那个声音里有湖南口音，咬字很重，尾音下沉，像一个人在往地里打桩。声音的背后还有炮声，很近的炮声，就在城墙外面，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面很厚的鼓。那面鼓已经敲了四十多天了，从来没有停过。
“衡阳已被围四十余日，援军不至，粮弹将尽。本军将士伤亡惨重，但阵地犹在，军旗犹在。本军誓与衡阳共存亡，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第10军，没有退路。”
收音机里沙沙地响了一阵，然后彻底安静了。那个声音消失了，像一个人说完最后一句话，转过身，走进了炮火里。
屋里没有人说话。翻译站在那里，张着嘴，不知道该不该翻。横山勇站在窗前，背对着所有人，久久没有转身。陈默看着他的背影，那个背影很直，很硬，像一把插在地上的军刀，但军刀也有砍钝的时候。一个少佐低着头看地图，铅笔在手里转来转去，一个字都没写。一个中佐站在墙角抽烟，烟灰掉了，落在军靴上，他没掸。
陈默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铅笔在纸上游走，字迹工工整整，和平时写的任何一篇报道没有任何区别。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写的不是报道，是方先觉的声音。那个沙哑的、疲惫的、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的声音，他不记下来，怕自己忘了。
方先觉这个人，陈默没见过。但他知道第10军的事，知道他们在长沙会战打过硬仗，知道他们在常德会战守过孤城，知道他们从来不打逃跑的仗。一万八千人，守一座没有援军的城，守了四十多天。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炸，大炮在地上轰，坦克往阵地上碾。第10军的人用步枪、用机枪、用迫击炮、用刺刀、用石头、用拳头，硬是把六万人的攻势挡在了城墙外面。
指挥部的门开了，一个参谋跑进来，递上一份战报。横山勇转过身接过去看了一眼，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没有说话，把战报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里。纸团在纸篓边沿弹了一下，掉了进去。
陈默看见纸团上露出几个字——“张家山”。又是张家山。那座小山头已经易手好几次了，白天被日军占领，晚上又被第10军夺回去。夺回去，丢了，再夺回去，再丢了。那座山上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土都炸成了灰，树都炸成了桩，石头都炸成了粉。但第10军还在那里，还在守，还在打。
下午，陈默跟着报道班去了前线。不是去采访，是去拍照。他们要拍一组“皇军英勇攻城”的照片发回东京，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看看。陈默端着相机站在一处高地上，镜头对准了远处的张家山，山头上光秃秃的，树全炸没了，只剩下一片焦土。日军的炮在轰，炮弹落下去，炸起一团一团的烟尘。烟尘散开，山头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草，没有人，只有土。
但陈默知道那里有人。那些人趴在战壕里，等着炮停了，等着步兵冲上去，然后从泥土里爬起来，端起枪，扣动扳机。他们的枪里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大部分人在用刺刀，没有刺刀的用枪托，枪托砸断了用石头，石头扔完了用拳头。他们在用一切能用的东西，挡住那些冲上来的敌人。
他按下了快门。快门声很轻，被炮声盖住了。
傍晚的时候，陈默在指挥部里听到一个消息——方先觉的指挥所被炸了。不知道是飞机炸的还是大炮炸的，不知道方先觉有没有死，不知道他受伤了没有。只知道指挥所被炸了，通讯断了，联系不上了。
屋里有人小声议论，说第10军完了，指挥官都没了，这仗还怎么打。陈默没有出声，他端着相机拍地图，快门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拍完之后他低着头看相机，过片，再举起，再拍。他在想方先觉，那个人不会死，他的仗还没打完。
天黑之后，陈默一个人回了驻地。报道班的其他人去喝酒了，他没有去，说累了，想早点休息。他没有撒谎，他是真的累了，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累，怎么歇都歇不过来。
他坐在床沿上，没有开灯。窗帘拉着，屋里很暗。窗外的街道上有士兵唱歌，唱的是日本军歌，调子很悲，像哭。唱了几句不唱了，街道安静下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亮他指尖那道深深的指甲印——那是上次在巷子里掐的，已经结痂了，发紫的，周围一圈是青的。他盯着那道印子看了几秒，把目光移开了。
方先觉的告全军书还在他脑子里转，每一句话都像刻进去的，怎么都忘不掉。“城在人在，城亡人亡。”这句话他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在电报里读到过，在别人嘴里听到过，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觉得每一个字都在烧。一万八千个人，守了四十多天，没有援军，没有补给，没有希望。但他们没有投降，还在守，还在打，还在用石头和拳头跟坦克和飞机拼命。
有意义吗？他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长沙问过，在衡阳又问了一遍。他找不到答案，但他知道，方先觉的声音里有答案，那个沙哑的、疲惫的、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的声音，在告诉他——有意义。守住一天是一天，打死一个算一个，站着死比跪着活强。
他把烟抽完了，掐灭，把烟头扔进纸篓里。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像一条干涸的河。他盯着那道裂缝，听着远处的炮声，一下一下的，闷闷的，像一个人的心跳。那个人还活着，还在守，还在等那个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援军。
他不知道方先觉现在在哪里，是死是活，身边还有几个人。他只知道，那个声音会一直在他脑子里响，响到他死的那一天。
陈默是在日军指挥部里听到方先觉的告全军书的。
那天是8月5日，衡阳已经被围了四十多天。指挥部的收音机里在播日军战报，横山勇站在地图前听翻译，陈默站在角落里听原文。屋里很闷，窗户关着，窗帘拉着，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另一根在头顶嗡嗡地响，一闪一闪的，把墙上那张地图照得一明一暗。
突然收音机里的声音变了。日语播音员换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沙哑的，疲惫的，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在场所有人耳朵里。
“第10军全体将士，方先觉在此。”
就这一句，屋里所有人都抬起了头。翻译没来得及开口，陈默已经听懂了。那个声音里有湖南口音，咬字很重，尾音下沉，像一个人在往地里打桩。声音的背后还有炮声，很近的炮声，就在城墙外面，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面很厚的鼓。那面鼓已经敲了四十多天了，从来没有停过。
“衡阳已被围四十余日，援军不至，粮弹将尽。本军将士伤亡惨重，但阵地犹在，军旗犹在。本军誓与衡阳共存亡，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第10军，没有退路。”
收音机里沙沙地响了一阵，然后彻底安静了。那个声音消失了，像一个人说完最后一句话，转过身，走进了炮火里。
屋里没有人说话。翻译站在那里，张着嘴，不知道该不该翻。横山勇站在窗前，背对着所有人，久久没有转身。陈默看着他的背影，那个背影很直，很硬，像一把插在地上的军刀，但军刀也有砍钝的时候。一个少佐低着头看地图，铅笔在手里转来转去，一个字都没写。一个中佐站在墙角抽烟，烟灰掉了，落在军靴上，他没掸。
陈默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铅笔在纸上游走，字迹工工整整，和平时写的任何一篇报道没有任何区别。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写的不是报道，是方先觉的声音。那个沙哑的、疲惫的、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的声音，他不记下来，怕自己忘了。
方先觉这个人，陈默没见过。但他知道第10军的事，知道他们在长沙会战打过硬仗，知道他们在常德会战守过孤城，知道他们从来不打逃跑的仗。一万八千人，守一座没有援军的城，守了四十多天。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炸，大炮在地上轰，坦克往阵地上碾。第10军的人用步枪、用机枪、用迫击炮、用刺刀、用石头、用拳头，硬是把六万人的攻势挡在了城墙外面。
指挥部的门开了，一个参谋跑进来，递上一份战报。横山勇转过身接过去看了一眼，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没有说话，把战报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里。纸团在纸篓边沿弹了一下，掉了进去。
陈默看见纸团上露出几个字——“张家山”。又是张家山。那座小山头已经易手好几次了，白天被日军占领，晚上又被第10军夺回去。夺回去，丢了，再夺回去，再丢了。那座山上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土都炸成了灰，树都炸成了桩，石头都炸成了粉。但第10军还在那里，还在守，还在打。
下午，陈默跟着报道班去了前线。不是去采访，是去拍照。他们要拍一组“皇军英勇攻城”的照片发回东京，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看看。陈默端着相机站在一处高地上，镜头对准了远处的张家山，山头上光秃秃的，树全炸没了，只剩下一片焦土。日军的炮在轰，炮弹落下去，炸起一团一团的烟尘。烟尘散开，山头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草，没有人，只有土。
但陈默知道那里有人。那些人趴在战壕里，等着炮停了，等着步兵冲上去，然后从泥土里爬起来，端起枪，扣动扳机。他们的枪里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大部分人在用刺刀，没有刺刀的用枪托，枪托砸断了用石头，石头扔完了用拳头。他们在用一切能用的东西，挡住那些冲上来的敌人。
他按下了快门。快门声很轻，被炮声盖住了。
傍晚的时候，陈默在指挥部里听到一个消息——方先觉的指挥所被炸了。不知道是飞机炸的还是大炮炸的，不知道方先觉有没有死，不知道他受伤了没有。只知道指挥所被炸了，通讯断了，联系不上了。
屋里有人小声议论，说第10军完了，指挥官都没了，这仗还怎么打。陈默没有出声，他端着相机拍地图，快门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拍完之后他低着头看相机，过片，再举起，再拍。他在想方先觉，那个人不会死，他的仗还没打完。
天黑之后，陈默一个人回了驻地。报道班的其他人去喝酒了，他没有去，说累了，想早点休息。他没有撒谎，他是真的累了，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累，怎么歇都歇不过来。
他坐在床沿上，没有开灯。窗帘拉着，屋里很暗。窗外的街道上有士兵唱歌，唱的是日本军歌，调子很悲，像哭。唱了几句不唱了，街道安静下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亮他指尖那道深深的指甲印——那是上次在巷子里掐的，已经结痂了，发紫的，周围一圈是青的。他盯着那道印子看了几秒，把目光移开了。
方先觉的告全军书还在他脑子里转，每一句话都像刻进去的，怎么都忘不掉。“城在人在，城亡人亡。”这句话他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在电报里读到过，在别人嘴里听到过，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觉得每一个字都在烧。一万八千个人，守了四十多天，没有援军，没有补给，没有希望。但他们没有投降，还在守，还在打，还在用石头和拳头跟坦克和飞机拼命。
有意义吗？他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长沙问过，在衡阳又问了一遍。他找不到答案，但他知道，方先觉的声音里有答案，那个沙哑的、疲惫的、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的声音，在告诉他——有意义。守住一天是一天，打死一个算一个，站着死比跪着活强。
他把烟抽完了，掐灭，把烟头扔进纸篓里。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像一条干涸的河。他盯着那道裂缝，听着远处的炮声，一下一下的，闷闷的，像一个人的心跳。那个人还活着，还在守，还在等那个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援军。
他不知道方先觉现在在哪里，是死是活，身边还有几个人。他只知道，那个声音会一直在他脑子里响，响到他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