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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卷是陈默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的。
报道班的暗房设在一栋被征用的民房里，窗户用黑纸糊了三层，门缝塞了棉条，一点光都透不出去。红灯亮着，把整间屋子染成了血的颜色。
他把底片从相机里取出来，放进显影液里，红灯下，影像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机枪掩体、迫击炮阵地、弹药堆放点，那些沙袋、铁丝网、战壕的走向。每一条壕沟的转折，每一个掩体的开口方向，每一门迫击炮的射界，都在底片上清清楚楚的。
他把底片从显影液里夹出来，放进定影液里泡了几分钟，取出来用清水冲洗，挂起来晾干。那些底片在晾干架上轻轻晃着，影像在晃动中忽明忽暗的，像一条条从水底浮上来的鱼。他盯着那些鱼看了几秒，伸手把最关键的几张取下来，用油纸包好，塞进了一个小铁盒里。那个铁盒比烟盒大不了多少，是他在上海的时候就准备好的，防潮、防压、防x光。他把铁盒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
哑巴是在第二天下午来取胶卷的。他在报道班驻地后面的巷子里等陈默，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脸上抹着油污，蹲在墙角活像一个等活儿干的苦力。陈默从后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蹲了有一会儿了，脚边的地上有好几个烟头，有的已经灭了，有的还冒着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青烟。
“拍到了？”哑巴没有站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
陈默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递给他。哑巴接过铁盒塞进内衣口袋，手在胸口上按了按，确认放好了，然后站起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握手，没有告别的话，甚至没有多余的眼神。哑巴转过身，走进巷子深处，脚步声在青石板路面上笃笃笃地响着。
陈默蹲在墙角，看着他的背影被巷口的阳光吞没。他没有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巷口有人经过，一个挑着担子的老头，箩筐里装着几棵蔫了的青菜，走得很慢，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老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巷子深处一眼，走过去了。
哑巴死了。
消息是当天晚上传回来的。报道班的一个司机从外面回来，说城东那边出事了，一个中国人被巡逻队打死了，好像是偷东西的，身上什么也没有。陈默正在写报道，手里的铅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笔尖在纸上游走，字迹还是那么工整，和平时写的任何一篇报道没有任何区别。
他写完了那篇报道，放下笔，走到窗边。窗外天已经黑了，远处的炮声比白天稀疏了一些，但仍然在响，一下一下的，闷闷的。他点了一支烟，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他想起哑巴接过铁盒时手在胸口上按了一下的动作——那不是检查，是确认。确认东西在身上，确认任务可以开始，确认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早就准备好了，从他决定走这条路的那一天起，就准备好了。只是陈默一直没有想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安静，这么没有道理。
烟烧到了手指。他把烟头掐灭，扔进烟灰缸里。
他走到桌边坐下来，把台灯拧亮了一些。光更亮了，照在桌面上，照在那盆枯死的文竹上，文竹早就死了，叶子全黄了，干得像纸。他盯着那盆文竹看了几秒，把目光移到笔记本上。
哑巴死了。但胶卷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这是他唯一能安慰自己的事情。哑巴在被击毙之前，把胶卷毁了。他把那个小铁盒里的底片全部抽出来，撕碎，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巡逻队搜遍了他的全身，只找到几张撕碎了的、泡了水的、连影子都看不清的底片。他们不知道他在给谁送情报，不知道他要把情报送到哪里去，不知道他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鬼鬼祟祟的中国人，在黑夜里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身上带着不该带的东西。
陈默把台灯关了，一个人坐在黑暗中。
他想起哑巴的手。那双握过锤子的手，那双握过枪的手，那双在码头上帮他搬弹药箱的手。那双手在黑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写着“子弹打光了”。那双手接过铁盒的时候，指尖微微发颤，不是怕，是冷。那天风大，江边风更大，哑巴在码头上站了不知道多久，手冻僵了。他接过铁盒的时候，手指从陈默的掌心里滑过。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片黑暗里坐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窗外的炮声停了，街道也安静了，连风都停了，整个世界像是被什么东西摁住了，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
第二天，陈默去了一趟城东。
不是去凭吊，他不能让人看出来他和哑巴有任何关系。他是去拍照的，报道班的任务，拍一组“皇军维持治安”的照片。他在哑巴死的那条巷口站了一会儿，举着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巷口的墙上有弹孔，地面的石板上有血迹，血迹已经干了，发黑的，和石板的颜色混在一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拍完之后，过片，把相机挂在脖子上，转身走了。
他走得很慢，脚步不紧不慢的。没有人看出他和平时有什么不同。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他的眼里没有泪，他的手很稳，他的心跳很平。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有一块地方塌了。不是突然塌的，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往下陷的，像沙漏里的沙，每过一天就陷一点，每陷一点就深一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陷到底，也许永远不会。
哑巴没有名字。不是没有，是没有人知道。陈默和他同窗一年，并肩作战这几个月，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在培训班的时候大家叫他哑巴，在军统叫他老刘，在组织里叫他同志。但那些都不是他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一个称呼，一个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地点、某群人中间用来指代他的符号。真正的他，没有人知道。
陈默在巷口站了片刻，转过身，走了。身后的巷子空空荡荡的，墙上那排弹孔像一只只闭不上的眼睛，盯着他离开的背影。
哑巴死了。方明远死了。老吴死了。那些从他生命里走过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有人死了，有人走了，有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他不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那天。他只知道，他还活着，还在演，还在送那些不知道能不能救人的情报。
胶卷是陈默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的。
报道班的暗房设在一栋被征用的民房里，窗户用黑纸糊了三层，门缝塞了棉条，一点光都透不出去。红灯亮着，把整间屋子染成了血的颜色。
他把底片从相机里取出来，放进显影液里，红灯下，影像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机枪掩体、迫击炮阵地、弹药堆放点，那些沙袋、铁丝网、战壕的走向。每一条壕沟的转折，每一个掩体的开口方向，每一门迫击炮的射界，都在底片上清清楚楚的。
他把底片从显影液里夹出来，放进定影液里泡了几分钟，取出来用清水冲洗，挂起来晾干。那些底片在晾干架上轻轻晃着，影像在晃动中忽明忽暗的，像一条条从水底浮上来的鱼。他盯着那些鱼看了几秒，伸手把最关键的几张取下来，用油纸包好，塞进了一个小铁盒里。那个铁盒比烟盒大不了多少，是他在上海的时候就准备好的，防潮、防压、防x光。他把铁盒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
哑巴是在第二天下午来取胶卷的。他在报道班驻地后面的巷子里等陈默，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脸上抹着油污，蹲在墙角活像一个等活儿干的苦力。陈默从后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蹲了有一会儿了，脚边的地上有好几个烟头，有的已经灭了，有的还冒着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青烟。
“拍到了？”哑巴没有站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
陈默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递给他。哑巴接过铁盒塞进内衣口袋，手在胸口上按了按，确认放好了，然后站起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握手，没有告别的话，甚至没有多余的眼神。哑巴转过身，走进巷子深处，脚步声在青石板路面上笃笃笃地响着。
陈默蹲在墙角，看着他的背影被巷口的阳光吞没。他没有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巷口有人经过，一个挑着担子的老头，箩筐里装着几棵蔫了的青菜，走得很慢，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老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巷子深处一眼，走过去了。
哑巴死了。
消息是当天晚上传回来的。报道班的一个司机从外面回来，说城东那边出事了，一个中国人被巡逻队打死了，好像是偷东西的，身上什么也没有。陈默正在写报道，手里的铅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笔尖在纸上游走，字迹还是那么工整，和平时写的任何一篇报道没有任何区别。
他写完了那篇报道，放下笔，走到窗边。窗外天已经黑了，远处的炮声比白天稀疏了一些，但仍然在响，一下一下的，闷闷的。他点了一支烟，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他想起哑巴接过铁盒时手在胸口上按了一下的动作——那不是检查，是确认。确认东西在身上，确认任务可以开始，确认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早就准备好了，从他决定走这条路的那一天起，就准备好了。只是陈默一直没有想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安静，这么没有道理。
烟烧到了手指。他把烟头掐灭，扔进烟灰缸里。
他走到桌边坐下来，把台灯拧亮了一些。光更亮了，照在桌面上，照在那盆枯死的文竹上，文竹早就死了，叶子全黄了，干得像纸。他盯着那盆文竹看了几秒，把目光移到笔记本上。
哑巴死了。但胶卷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这是他唯一能安慰自己的事情。哑巴在被击毙之前，把胶卷毁了。他把那个小铁盒里的底片全部抽出来，撕碎，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巡逻队搜遍了他的全身，只找到几张撕碎了的、泡了水的、连影子都看不清的底片。他们不知道他在给谁送情报，不知道他要把情报送到哪里去，不知道他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鬼鬼祟祟的中国人，在黑夜里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身上带着不该带的东西。
陈默把台灯关了，一个人坐在黑暗中。
他想起哑巴的手。那双握过锤子的手，那双握过枪的手，那双在码头上帮他搬弹药箱的手。那双手在黑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写着“子弹打光了”。那双手接过铁盒的时候，指尖微微发颤，不是怕，是冷。那天风大，江边风更大，哑巴在码头上站了不知道多久，手冻僵了。他接过铁盒的时候，手指从陈默的掌心里滑过。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片黑暗里坐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窗外的炮声停了，街道也安静了，连风都停了，整个世界像是被什么东西摁住了，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
第二天，陈默去了一趟城东。
不是去凭吊，他不能让人看出来他和哑巴有任何关系。他是去拍照的，报道班的任务，拍一组“皇军维持治安”的照片。他在哑巴死的那条巷口站了一会儿，举着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巷口的墙上有弹孔，地面的石板上有血迹，血迹已经干了，发黑的，和石板的颜色混在一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拍完之后，过片，把相机挂在脖子上，转身走了。
他走得很慢，脚步不紧不慢的。没有人看出他和平时有什么不同。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他的眼里没有泪，他的手很稳，他的心跳很平。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有一块地方塌了。不是突然塌的，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往下陷的，像沙漏里的沙，每过一天就陷一点，每陷一点就深一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陷到底，也许永远不会。
哑巴没有名字。不是没有，是没有人知道。陈默和他同窗一年，并肩作战这几个月，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在培训班的时候大家叫他哑巴，在军统叫他老刘，在组织里叫他同志。但那些都不是他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一个称呼，一个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地点、某群人中间用来指代他的符号。真正的他，没有人知道。
陈默在巷口站了片刻，转过身，走了。身后的巷子空空荡荡的，墙上那排弹孔像一只只闭不上的眼睛，盯着他离开的背影。
哑巴死了。方明远死了。老吴死了。那些从他生命里走过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有人死了，有人走了，有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他不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那天。他只知道，他还活着，还在演，还在送那些不知道能不能救人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