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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的一个阴天下午。
陈默正在特高课的办公室，电话响了。接起来，那头是山本的声音，不冷不热的：“陈桑，来我办公室一趟。”他放下电话，把桌上的文件合上，站起来整了整领带。
走廊里没有人，壁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过道。他敲了山本的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推门进去，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他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陈默坐下来。山本把那份文件推过来，手指在上面点了两下。“大本营的通知。你自己看看。”
陈默拿起文件翻开。第一页是日文，打字机打的，盖着好几个红印，红的绿的蓝的，花花绿绿的。内容不长，但他看了足足有两分钟。汪伪政权应日本大本营的要求，要派一个“代表团”去延安，美其名曰“考察”中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说白了就是去摸底的。代表团由汪伪军委会、外交部、特工总部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一共十五个人。陈曦，特高课高级经济顾问，以“经济专家”的身份入选。
他看完之后把文件合上，放回桌上。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荒唐，第二个念头是扯淡，第三个念头是他妈的我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让我以汪伪代表的身份去延安。这就像小偷被失主请到家里参观贵重物品放在哪里。
“这是谁的主意？”他问。
山本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大本营的意思。他们想知道延安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装备怎么样，士气怎么样，老百姓支不支持他们。”他弹了弹烟灰，“汪精卫那边也想知道。两边一拍即合，就组了这么个团。”
“让我去？”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山本把烟叼在嘴角，“你日语好，懂经济，又在特高课干了这么久。延安那边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陈默没说话。他在想一件事。让他去延安，是谁的主意？是山本推荐的，还是大本营点名要的，还是汪伪那边有人提了他。不管是哪个，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要去延安了。光明正大地去，以汪伪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以日本人的走狗的身份，走进那座他一直想去但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他在窑洞里见过的人，有他在电报里听过的人，有他在油灯下读过的人。那些人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什么时候出发？”
“下周。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山本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代表团名单已经定了，你是其中之一。回去准备一下，到了那边该看的东西看，该记的东西记，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说。”
陈默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向门口，拉开门，走出去。门在身后关上了，走廊里没有人。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在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
荒唐。太荒唐了。他想起了方明远。方明远在南京的正房里，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说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方明远没有等到那一天。陈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他只知道他还要继续演，演一个对日本帝国忠心耿耿的中国籍雇员，演一个被信任的、被重用的、被派去延安执行重要任务的“经济专家”。
他把烟掐灭了，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的纸页已经有些发黄了，边角卷曲着。他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去延安。以汪伪代表的身份。”写了之后又觉得不够，在下面又加了一行——“荒唐。”他把笔记本合上，收进了空间里。
回到安全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秦雪宁在厨房做饭，听见门响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他换了鞋，把大衣挂在衣架上，在桌边坐下来。秦雪宁端着一碗热汤从厨房出来放在他面前，在他对面坐下来。
“出什么事了？”她看着他。
陈默端起汤碗喝了一口，汤是冬瓜排骨汤，清淡的，鲜甜的。他放下碗，看着碗里那块已经被炖得透明的冬瓜。
“组织上让我去延安。”
秦雪宁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去延安？”
“汪伪要派一个代表团去延安摸底，日本人让去的。代表团十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以经济专家的身份。”
秦雪宁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有惊讶、有困惑，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心。
“这不荒唐吗？”
“荒唐。”陈默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以汪伪代表的身份去延安。这就像是一个小偷被失主请到家里参观贵重物品放在哪里。”
“那你去还是不去？”
“去。”陈默把烟掐灭了。“我没有选择。不去就是抗命，山本会怀疑，组织上也不会同意。去了还能做点事。”
“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到了延安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其实是自己人，你只能装成汪伪的代表，装成日本人的走狗。你看着那些同志，不能相认。你看着那些你一直在保护的人和事，不能靠近。你听着那些你渴望听到的声音，不能回应。你回来之后还要写一份报告给日本人，告诉他们延安是什么样子，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是什么样子。”
陈默沉默了。秦雪宁说的每一个字都对，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不疼，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我知道。”他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要去。”
秦雪宁没有再说话。她站起来把碗收了，把桌子擦了，把厨房的水龙头拧开洗了碗。水声哗哗的，碗碟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陈默坐在桌前，听着那些声音。
他要去延安了。以汪伪代表的身份。他不能告诉那个人“我是自己人”，不能告诉那个人“我一直在替你们做事”，不能告诉那个人“方明远死了，哑巴死了，红菱死了，牙医死了，但我还活着”。他只能站在那些人中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手里端着一杯不知道有没有加料的茶，嘴里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话。那些人里有人认识他吗？他不敢想。万一有人在根据地里见过他，万一有人认出了他，万一有人当场喊出他的名字。
代表团是汪伪派去的，日本人做主。延安方面不会拒绝，拒绝就是不给面子，不给面子就是不想谈，不想谈就是不想和平。这个帽子太大，谁都戴不起。所以延安会接待他们，会安排人陪他们参观，会给他们看一些该看的东西，会把他们不想看的东西藏起来。
去延安的事，他没有告诉林曼春。她还在香港，大着肚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他想告诉她，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我要去延安了”？她会怎么想？她会以为他终于要回来了，终于要跟她在一起了。他不是去回来的，他是去执行任务的。以汪伪代表的身份。他不能跟她解释这些，解释了她也不会懂。
10月下旬的一个阴天下午。
陈默正在特高课的办公室，电话响了。接起来，那头是山本的声音，不冷不热的：“陈桑，来我办公室一趟。”他放下电话，把桌上的文件合上，站起来整了整领带。
走廊里没有人，壁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过道。他敲了山本的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推门进去，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他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陈默坐下来。山本把那份文件推过来，手指在上面点了两下。“大本营的通知。你自己看看。”
陈默拿起文件翻开。第一页是日文，打字机打的，盖着好几个红印，红的绿的蓝的，花花绿绿的。内容不长，但他看了足足有两分钟。汪伪政权应日本大本营的要求，要派一个“代表团”去延安，美其名曰“考察”中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说白了就是去摸底的。代表团由汪伪军委会、外交部、特工总部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一共十五个人。陈曦，特高课高级经济顾问，以“经济专家”的身份入选。
他看完之后把文件合上，放回桌上。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荒唐，第二个念头是扯淡，第三个念头是他妈的我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让我以汪伪代表的身份去延安。这就像小偷被失主请到家里参观贵重物品放在哪里。
“这是谁的主意？”他问。
山本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大本营的意思。他们想知道延安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装备怎么样，士气怎么样，老百姓支不支持他们。”他弹了弹烟灰，“汪精卫那边也想知道。两边一拍即合，就组了这么个团。”
“让我去？”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山本把烟叼在嘴角，“你日语好，懂经济，又在特高课干了这么久。延安那边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陈默没说话。他在想一件事。让他去延安，是谁的主意？是山本推荐的，还是大本营点名要的，还是汪伪那边有人提了他。不管是哪个，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要去延安了。光明正大地去，以汪伪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以日本人的走狗的身份，走进那座他一直想去但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他在窑洞里见过的人，有他在电报里听过的人，有他在油灯下读过的人。那些人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什么时候出发？”
“下周。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山本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代表团名单已经定了，你是其中之一。回去准备一下，到了那边该看的东西看，该记的东西记，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说。”
陈默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向门口，拉开门，走出去。门在身后关上了，走廊里没有人。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在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
荒唐。太荒唐了。他想起了方明远。方明远在南京的正房里，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说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方明远没有等到那一天。陈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他只知道他还要继续演，演一个对日本帝国忠心耿耿的中国籍雇员，演一个被信任的、被重用的、被派去延安执行重要任务的“经济专家”。
他把烟掐灭了，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的纸页已经有些发黄了，边角卷曲着。他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去延安。以汪伪代表的身份。”写了之后又觉得不够，在下面又加了一行——“荒唐。”他把笔记本合上，收进了空间里。
回到安全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秦雪宁在厨房做饭，听见门响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他换了鞋，把大衣挂在衣架上，在桌边坐下来。秦雪宁端着一碗热汤从厨房出来放在他面前，在他对面坐下来。
“出什么事了？”她看着他。
陈默端起汤碗喝了一口，汤是冬瓜排骨汤，清淡的，鲜甜的。他放下碗，看着碗里那块已经被炖得透明的冬瓜。
“组织上让我去延安。”
秦雪宁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去延安？”
“汪伪要派一个代表团去延安摸底，日本人让去的。代表团十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以经济专家的身份。”
秦雪宁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有惊讶、有困惑，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心。
“这不荒唐吗？”
“荒唐。”陈默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以汪伪代表的身份去延安。这就像是一个小偷被失主请到家里参观贵重物品放在哪里。”
“那你去还是不去？”
“去。”陈默把烟掐灭了。“我没有选择。不去就是抗命，山本会怀疑，组织上也不会同意。去了还能做点事。”
“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到了延安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其实是自己人，你只能装成汪伪的代表，装成日本人的走狗。你看着那些同志，不能相认。你看着那些你一直在保护的人和事，不能靠近。你听着那些你渴望听到的声音，不能回应。你回来之后还要写一份报告给日本人，告诉他们延安是什么样子，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是什么样子。”
陈默沉默了。秦雪宁说的每一个字都对，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不疼，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我知道。”他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要去。”
秦雪宁没有再说话。她站起来把碗收了，把桌子擦了，把厨房的水龙头拧开洗了碗。水声哗哗的，碗碟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陈默坐在桌前，听着那些声音。
他要去延安了。以汪伪代表的身份。他不能告诉那个人“我是自己人”，不能告诉那个人“我一直在替你们做事”，不能告诉那个人“方明远死了，哑巴死了，红菱死了，牙医死了，但我还活着”。他只能站在那些人中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手里端着一杯不知道有没有加料的茶，嘴里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话。那些人里有人认识他吗？他不敢想。万一有人在根据地里见过他，万一有人认出了他，万一有人当场喊出他的名字。
代表团是汪伪派去的，日本人做主。延安方面不会拒绝，拒绝就是不给面子，不给面子就是不想谈，不想谈就是不想和平。这个帽子太大，谁都戴不起。所以延安会接待他们，会安排人陪他们参观，会给他们看一些该看的东西，会把他们不想看的东西藏起来。
去延安的事，他没有告诉林曼春。她还在香港，大着肚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他想告诉她，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我要去延安了”？她会怎么想？她会以为他终于要回来了，终于要跟她在一起了。他不是去回来的，他是去执行任务的。以汪伪代表的身份。他不能跟她解释这些，解释了她也不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