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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出发那天，南京下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陈默到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已经站了几个人。他撑着伞走过去，目光从那些人脸上扫过。一共五个人，加上他是五个。代表团的名单他早就看过了，但名单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比死人麻烦多了，因为活人会笑、会握手、会寒暄，会在你转身之后把你的底细查个底朝天。
第一个走过来跟他握手的人姓周，周维新，四十出头，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但陈默认得这张脸，在76号的档案里见过。周维新，汪伪特工总部情报处副处长，专门负责对共谍的侦察和抓捕。他手上的案子少说有几十件，被他抓进去的人十个里出不了一个。他的手很软，握上来像握着一团棉花，但陈默认得这种手——软的人往往心狠，笑的人往往背后藏刀。
“陈先生，久仰久仰。”周维新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和善。
“周处长，久仰。”陈默笑了笑。
两个人的手一触即分。周维新的目光在陈默脸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那一眼很短，但陈默认得那种看人的方式，像在给一件古董估价，看值多少钱，看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在76号干了那么多年，看人已经看出职业病来了，见谁都想先打个分。
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姓刘，刘德荣，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站着的时候双手背在身后，目光一直盯着远处的铁轨，好像那铁轨跟他有仇似的。他是汪伪外交部的人，说是“顾问”，实际上是周佛海安插进来的眼线。周佛海不放心陈公博的人，陈公博不放心周佛海的人，两边都要放自己的人进去盯着。刘德荣就是周佛海的眼睛，代表团里的一举一动，事无巨细，都要报回去。
另一个姓孙，孙耀祖，三十出头，矮胖矮胖的，脸上总挂着笑，见谁都点头哈腰的，像个跑堂的伙计。他是汪伪军委会的人，背景不太清楚，有人说他跟重庆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线人，有人说他谁的线人都不是，就是个混饭吃的。陈默倾向于最后一种。这种人没什么本事，但哪儿都有他们，靠着一副笑脸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在这乱世里活得比谁都滋润。
四个人站在月台上，撑着伞，谁也不说话。气氛有点尴尬，不是那种陌生的尴尬，是那种互相提防的尴尬。每个人都在打量另外三个人，每个人都在心里给另外三个人贴标签。周维新看刘德荣，刘德荣看孙耀祖，孙耀祖看陈默，陈默看铁轨上的雨滴，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谁都不愿意在开口之后被另外几个人抓住话柄。
第五个人是在火车快要开的时候才到的。他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只皮箱，没打伞。雨水淋在他身上他也不在意，走得很快，皮鞋踩在月台的水泥地上，啪啪啪的。他走到几个人面前站定，目光扫了一圈，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笑容。
“野原。”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中文，发音很标准。
陈默的手指在伞柄上慢慢收紧了。野原新之助，关东军特高课。他没有跟陈默提过他要来，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他是临时加进来的，也许是一开始就定好了但故意没有写在名单上，也许是大本营临时决定的，也许是他自己要求来的。不管哪种可能，结果都一样——这个代表团里多了一个日本人，一个关东军特工。五个人里面，一个76号的，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军委会的，一个特高课的，还有一个他。每一个人的来头都不小，每一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尊大佛。
野原没有跟任何人握手，也没有跟任何人寒暄。他提着皮箱直接上了火车，连头都没回。月台上剩下的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周维新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淡到像没笑过一样。刘德荣的脸色不太好看，嘴唇抿着，一句话都没说。孙耀祖还在笑，但那个笑已经开始发僵了。
火车开了。五个人坐在一节包厢里，两两相对的座位，中间一张小桌。周维新和陈默坐一边，刘德荣和孙耀祖坐对面，野原坐在靠窗的位置，一个人占了两个座。没人敢跟他挤，也没人想跟他挤。他坐在那里像一尊佛，一动不动，目光落在窗外，看着雨滴在玻璃上划出一道一道的斜线。
窗外的雨还在下，田野在雨雾中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是麦子还是油菜，黄一块绿一块的，像一件洗褪了色的旧衣服。
陈默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不是困，是不想看那几个人。周维新在翻报纸，翻得很慢，一页一页的，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每一页都要停下来看几秒，确认没有自己要找的东西之后再翻下一页。刘德荣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不知道真睡假睡，但陈默注意到他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过。
孙耀祖在吃东西，从包里掏出个纸包，里面是几块点心，吃得满手碎渣，渣子掉在桌上、掉在地上、掉在他自己的裤子上，他也不擦。野原在抽烟，烟雾在包厢里散不开，呛得孙耀祖咳嗽了几声，但他不敢开窗，甚至不敢朝野原那个方向看一眼。
午饭的时候，五个人终于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火车上的餐车不大，十几张桌子挤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油腻的味道，混着饭菜味和火车特有的铁锈味。他们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服务员拿来菜单，一张油乎乎的纸，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菜名。周维新接过菜单递给野原，野原看都没看，摆了摆手说“你们点”。周维新又把菜单拿回来翻了翻，点了几道菜，都是清淡的，大概是在照顾所有人的口味，或者谁的口味都没照顾，只是随便点的。
菜端上来了，四菜一汤。红烧肉、清炒时蔬、糖醋排骨、麻婆豆腐，外加一碗蛋花汤。五双筷子伸进去，各吃各的。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敬酒，没有人客气地说“你多吃点”。各吃各的，各怀鬼胎。
陈默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嚼得很慢，每一粒都嚼碎了才咽下去。他在想一件事。这个代表团五个人，两个汪伪特务，一个军统卧底，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他。五个人，五条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每个人都在看另外四个人。
周维新在看他，他知道。周维新看人的方式他太熟悉了，76号出来的人都有这个毛病，见谁都要先估个价，看你是值钱的还是不值钱的。刘德荣在看他，他也知道，刘德荣的目光从他脸上扫过去的时候虽然很快，但他感觉到了。孙耀祖在看他，野原也在看他。
代表团出发那天，南京下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陈默到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已经站了几个人。他撑着伞走过去，目光从那些人脸上扫过。一共五个人，加上他是五个。代表团的名单他早就看过了，但名单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比死人麻烦多了，因为活人会笑、会握手、会寒暄，会在你转身之后把你的底细查个底朝天。
第一个走过来跟他握手的人姓周，周维新，四十出头，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但陈默认得这张脸，在76号的档案里见过。周维新，汪伪特工总部情报处副处长，专门负责对共谍的侦察和抓捕。他手上的案子少说有几十件，被他抓进去的人十个里出不了一个。他的手很软，握上来像握着一团棉花，但陈默认得这种手——软的人往往心狠，笑的人往往背后藏刀。
“陈先生，久仰久仰。”周维新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和善。
“周处长，久仰。”陈默笑了笑。
两个人的手一触即分。周维新的目光在陈默脸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那一眼很短，但陈默认得那种看人的方式，像在给一件古董估价，看值多少钱，看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在76号干了那么多年，看人已经看出职业病来了，见谁都想先打个分。
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姓刘，刘德荣，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站着的时候双手背在身后，目光一直盯着远处的铁轨，好像那铁轨跟他有仇似的。他是汪伪外交部的人，说是“顾问”，实际上是周佛海安插进来的眼线。周佛海不放心陈公博的人，陈公博不放心周佛海的人，两边都要放自己的人进去盯着。刘德荣就是周佛海的眼睛，代表团里的一举一动，事无巨细，都要报回去。
另一个姓孙，孙耀祖，三十出头，矮胖矮胖的，脸上总挂着笑，见谁都点头哈腰的，像个跑堂的伙计。他是汪伪军委会的人，背景不太清楚，有人说他跟重庆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线人，有人说他谁的线人都不是，就是个混饭吃的。陈默倾向于最后一种。这种人没什么本事，但哪儿都有他们，靠着一副笑脸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在这乱世里活得比谁都滋润。
四个人站在月台上，撑着伞，谁也不说话。气氛有点尴尬，不是那种陌生的尴尬，是那种互相提防的尴尬。每个人都在打量另外三个人，每个人都在心里给另外三个人贴标签。周维新看刘德荣，刘德荣看孙耀祖，孙耀祖看陈默，陈默看铁轨上的雨滴，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谁都不愿意在开口之后被另外几个人抓住话柄。
第五个人是在火车快要开的时候才到的。他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只皮箱，没打伞。雨水淋在他身上他也不在意，走得很快，皮鞋踩在月台的水泥地上，啪啪啪的。他走到几个人面前站定，目光扫了一圈，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笑容。
“野原。”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中文，发音很标准。
陈默的手指在伞柄上慢慢收紧了。野原新之助，关东军特高课。他没有跟陈默提过他要来，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他是临时加进来的，也许是一开始就定好了但故意没有写在名单上，也许是大本营临时决定的，也许是他自己要求来的。不管哪种可能，结果都一样——这个代表团里多了一个日本人，一个关东军特工。五个人里面，一个76号的，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军委会的，一个特高课的，还有一个他。每一个人的来头都不小，每一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尊大佛。
野原没有跟任何人握手，也没有跟任何人寒暄。他提着皮箱直接上了火车，连头都没回。月台上剩下的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周维新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淡到像没笑过一样。刘德荣的脸色不太好看，嘴唇抿着，一句话都没说。孙耀祖还在笑，但那个笑已经开始发僵了。
火车开了。五个人坐在一节包厢里，两两相对的座位，中间一张小桌。周维新和陈默坐一边，刘德荣和孙耀祖坐对面，野原坐在靠窗的位置，一个人占了两个座。没人敢跟他挤，也没人想跟他挤。他坐在那里像一尊佛，一动不动，目光落在窗外，看着雨滴在玻璃上划出一道一道的斜线。
窗外的雨还在下，田野在雨雾中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是麦子还是油菜，黄一块绿一块的，像一件洗褪了色的旧衣服。
陈默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不是困，是不想看那几个人。周维新在翻报纸，翻得很慢，一页一页的，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每一页都要停下来看几秒，确认没有自己要找的东西之后再翻下一页。刘德荣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不知道真睡假睡，但陈默注意到他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过。
孙耀祖在吃东西，从包里掏出个纸包，里面是几块点心，吃得满手碎渣，渣子掉在桌上、掉在地上、掉在他自己的裤子上，他也不擦。野原在抽烟，烟雾在包厢里散不开，呛得孙耀祖咳嗽了几声，但他不敢开窗，甚至不敢朝野原那个方向看一眼。
午饭的时候，五个人终于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火车上的餐车不大，十几张桌子挤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油腻的味道，混着饭菜味和火车特有的铁锈味。他们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服务员拿来菜单，一张油乎乎的纸，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菜名。周维新接过菜单递给野原，野原看都没看，摆了摆手说“你们点”。周维新又把菜单拿回来翻了翻，点了几道菜，都是清淡的，大概是在照顾所有人的口味，或者谁的口味都没照顾，只是随便点的。
菜端上来了，四菜一汤。红烧肉、清炒时蔬、糖醋排骨、麻婆豆腐，外加一碗蛋花汤。五双筷子伸进去，各吃各的。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敬酒，没有人客气地说“你多吃点”。各吃各的，各怀鬼胎。
陈默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嚼得很慢，每一粒都嚼碎了才咽下去。他在想一件事。这个代表团五个人，两个汪伪特务，一个军统卧底，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他。五个人，五条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每个人都在看另外四个人。
周维新在看他，他知道。周维新看人的方式他太熟悉了，76号出来的人都有这个毛病，见谁都要先估个价，看你是值钱的还是不值钱的。刘德荣在看他，他也知道，刘德荣的目光从他脸上扫过去的时候虽然很快，但他感觉到了。孙耀祖在看他，野原也在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