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浙直总督胡宗宪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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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朱高燧的分神识感知着以朱厚熜为锚点，方圆万里内发生的一切，包括沈一石的心声。
他觉得能在这个世界见到与电视剧里同名同姓的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于是，朱高燧施展阳神初境的特殊能力，像“观影”一样，去“看”这个世界里沈一石的一生。
嘉靖元年，生于杭州府仁和县；父沈茂，织工。
嘉靖十七年，父亡，接手作坊。
嘉靖二十一年，结识杨金水，成为织造局官商。
嘉靖二十五年，置办二十家织坊，成江南首富。
嘉靖三十五年，纳妾芸娘，琴瑟和鸣。
嘉靖四十二年，卷入改稻为桑。
朱高燧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画面。
只见沈一石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前摆着一封密信，他读完信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身，走到书房角落的那架古琴前坐下，弹了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是嵇康的绝响《广陵散》。
最后的画面是一把火。
沈一石站在自己的宅院正中，四周堆满了丝绸、账册、字画、古琴。
火光从四面八方涌起来，映红了他的脸。
他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让人看了便无法忘记的平静。
像是一个人终于卸下了一副扛了半辈子的东西。
火舌吞没了一切。
丝绸在火中蜷曲，发出噼啪的声响，像千万条蚕在同时吐丝。
账册在火中化为灰烬，那些写满了名字和数字的纸页，变成黑色的蝴蝶，飘散在夜风中。
古琴的弦在高温中一根一根地断裂，每一根断弦都发出一声尖锐的哀鸣。
像是在替一个人，把一生没有说出口的话，一个音一个音地吐出来。
朱高燧看完后，沉默了很久。
他发现沈一石和那部电视剧里的结局一模一样。
因为沈一石的身份决定了一切。
沈一石是这场权力游戏里，最大的、最肥的、最方便的牺牲品。
而沈一石自己，从头到尾都清楚。
七月二十七日，夜。
杭州。
浙直总督衙门，书房。
胡宗宪已经在书房里坐了一个半时辰了。
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两样东西，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疏，一壶已经凉透了的茶。
奏疏的抬头写着“奏为恳请缓行改稻为桑国策事”。
胡宗宪的毛笔蘸满了墨，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他在犹豫。
胡宗宪是颜家父子推上来的。
嘉靖三十一年，他还是浙江巡抚的时候，颜松在内阁力排众议，把他推上了浙直总督的位子。
颜松推他，是因为颜示范力挺。
没有颜松父子，就没有胡宗宪的今天。
这一点，胡宗宪比谁都清楚。
也恰恰如此，他比谁都清楚颜家父子在想什么。
改稻为桑，颜示范要的是浙江的桑田变成丝绸、丝绸变成银子、银子流进国库，以及流进其他一些不方便明说的地方。
而胡宗宪要的是浙江不出乱子。
这两件事在纸面上不矛盾。
只要百姓自愿改种、官府保障供粮、丝绸顺利交货，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可是，胡宗宪在浙江待了十一年，对这片土地的了解，比京城里任何一个坐在衙门里翻账册的人都深。
他知道“百姓自愿”四个字，在浙江意味着“不可能”。
不是百姓不讲理，而是百姓算得清账。
一亩水田，种稻，年收三石，五亩地一年的收成，足够五口之家吃一年，甚至还有结余。
改种桑树，头两年无收成。
百姓不傻，算得清这笔账，谁会自愿改？
除非他们被逼到不得不改。
而逼他们的人，胡宗宪已经看到了。
郑必昌的“以改兼赈”，何茂才的“断粮路”，马宁远的执行力。
这些东西，不需要胡宗宪去打听，它们自己会浮上来。
官场上没有秘密，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的人，往往是最先露出破绽的人。
胡宗宪把毛笔搁在笔架上，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茶又苦又涩，凉得像一盆冰水浇在嗓子眼里。
他放下茶碗，重新拿起毛笔，继续写道：“……臣非反对改稻为桑，实乃浙江之地、浙江之民、浙江之时势，均不容操切。臣恳请陛下恩准，将改稻为桑之期延至两年，使百姓有转圜之余地，使官府有筹粮之时间，使国策有推行之根基……”
写到这里，胡宗宪又停了。
因为他知道，这份奏疏到了京城，皇帝不一定能看到。
颜示范是户部左侍郎，通政司呈上来的奏疏，凡涉及改稻为桑的，他一定会先过目。
看到胡宗宪上疏“恳请缓行”，他必然会压下。
一份被压下的奏疏，等于没有写。
不过，胡宗宪还是写了，因为他必须写。
哪怕这份奏疏被压下，哪怕它永远不会出现在朱厚熜的御案上，他胡宗宪必须留下一份文字，白纸黑字，说清楚如果强推改稻为桑的话，浙江必出乱子。
这是他对浙江的责任，也是他对自己的交代。
他是颜松提拔的，但他不是颜党。
这个区别，京城里很多人看不清，可是胡宗宪自己清楚。
他做官不是做颜松的官，他是大明的官，是浙江百姓的官。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将奏疏折好装入封套。
胡宗宪放下奏疏，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杭州的夜，七月末的暑气已经散了大半，夜风吹来，带着远处钱塘江的潮气。
总督衙门的后院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巨大如盖，夜风穿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胡宗宪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的幕僚罗龙文走进来，看见胡宗宪的背影，停住了脚步，道：“部堂，夜深了。”
胡宗宪没有转身，低声回应道：“现在上面要银子，百姓要饭吃，难啊！”
罗龙文没有接话。
他知道胡宗宪不需要安慰，而是需要一个能帮忙破局的主意。
可惜罗龙文并没有主意，因为这道局，本来就没有破法。
上面要的是国策推行，下面要的是活命保本，两头都是硬的，中间的胡宗宪，只能被挤成一块肉饼。
胡宗宪转过身来，看见罗龙文脸上的为难，苦笑了一声道：“你也别想了。这事想不通的。”
他拿起桌上的奏疏，递给罗龙文，道：“明天一早，走寄递铺。”
罗龙文接过奏疏，掂了掂分量，只有薄薄两页纸，不过他感觉沉得像一块铁，犹豫后说道：“部堂，这份奏疏恐怕不会被内阁送到御前啊！”
“若是不写这道奏疏，一旦浙江有变，我哪里有脸去见浙江的百姓？”
胡宗宪叹道。
罗龙文不再多言，将奏疏收入袖中，躬身告退。
事实却如胡宗宪所料，这份奏疏在八月初到了京城通政司之后，被颜示范压下了。
与此同时，朱高燧的分神识感知着以朱厚熜为锚点，方圆万里内发生的一切，包括沈一石的心声。
他觉得能在这个世界见到与电视剧里同名同姓的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于是，朱高燧施展阳神初境的特殊能力，像“观影”一样，去“看”这个世界里沈一石的一生。
嘉靖元年，生于杭州府仁和县；父沈茂，织工。
嘉靖十七年，父亡，接手作坊。
嘉靖二十一年，结识杨金水，成为织造局官商。
嘉靖二十五年，置办二十家织坊，成江南首富。
嘉靖三十五年，纳妾芸娘，琴瑟和鸣。
嘉靖四十二年，卷入改稻为桑。
朱高燧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画面。
只见沈一石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前摆着一封密信，他读完信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身，走到书房角落的那架古琴前坐下，弹了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是嵇康的绝响《广陵散》。
最后的画面是一把火。
沈一石站在自己的宅院正中，四周堆满了丝绸、账册、字画、古琴。
火光从四面八方涌起来，映红了他的脸。
他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让人看了便无法忘记的平静。
像是一个人终于卸下了一副扛了半辈子的东西。
火舌吞没了一切。
丝绸在火中蜷曲，发出噼啪的声响，像千万条蚕在同时吐丝。
账册在火中化为灰烬，那些写满了名字和数字的纸页，变成黑色的蝴蝶，飘散在夜风中。
古琴的弦在高温中一根一根地断裂，每一根断弦都发出一声尖锐的哀鸣。
像是在替一个人，把一生没有说出口的话，一个音一个音地吐出来。
朱高燧看完后，沉默了很久。
他发现沈一石和那部电视剧里的结局一模一样。
因为沈一石的身份决定了一切。
沈一石是这场权力游戏里，最大的、最肥的、最方便的牺牲品。
而沈一石自己，从头到尾都清楚。
七月二十七日，夜。
杭州。
浙直总督衙门，书房。
胡宗宪已经在书房里坐了一个半时辰了。
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两样东西，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疏，一壶已经凉透了的茶。
奏疏的抬头写着“奏为恳请缓行改稻为桑国策事”。
胡宗宪的毛笔蘸满了墨，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他在犹豫。
胡宗宪是颜家父子推上来的。
嘉靖三十一年，他还是浙江巡抚的时候，颜松在内阁力排众议，把他推上了浙直总督的位子。
颜松推他，是因为颜示范力挺。
没有颜松父子，就没有胡宗宪的今天。
这一点，胡宗宪比谁都清楚。
也恰恰如此，他比谁都清楚颜家父子在想什么。
改稻为桑，颜示范要的是浙江的桑田变成丝绸、丝绸变成银子、银子流进国库，以及流进其他一些不方便明说的地方。
而胡宗宪要的是浙江不出乱子。
这两件事在纸面上不矛盾。
只要百姓自愿改种、官府保障供粮、丝绸顺利交货，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可是，胡宗宪在浙江待了十一年，对这片土地的了解，比京城里任何一个坐在衙门里翻账册的人都深。
他知道“百姓自愿”四个字，在浙江意味着“不可能”。
不是百姓不讲理，而是百姓算得清账。
一亩水田，种稻，年收三石，五亩地一年的收成，足够五口之家吃一年，甚至还有结余。
改种桑树，头两年无收成。
百姓不傻，算得清这笔账，谁会自愿改？
除非他们被逼到不得不改。
而逼他们的人，胡宗宪已经看到了。
郑必昌的“以改兼赈”，何茂才的“断粮路”，马宁远的执行力。
这些东西，不需要胡宗宪去打听，它们自己会浮上来。
官场上没有秘密，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的人，往往是最先露出破绽的人。
胡宗宪把毛笔搁在笔架上，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茶又苦又涩，凉得像一盆冰水浇在嗓子眼里。
他放下茶碗，重新拿起毛笔，继续写道：“……臣非反对改稻为桑，实乃浙江之地、浙江之民、浙江之时势，均不容操切。臣恳请陛下恩准，将改稻为桑之期延至两年，使百姓有转圜之余地，使官府有筹粮之时间，使国策有推行之根基……”
写到这里，胡宗宪又停了。
因为他知道，这份奏疏到了京城，皇帝不一定能看到。
颜示范是户部左侍郎，通政司呈上来的奏疏，凡涉及改稻为桑的，他一定会先过目。
看到胡宗宪上疏“恳请缓行”，他必然会压下。
一份被压下的奏疏，等于没有写。
不过，胡宗宪还是写了，因为他必须写。
哪怕这份奏疏被压下，哪怕它永远不会出现在朱厚熜的御案上，他胡宗宪必须留下一份文字，白纸黑字，说清楚如果强推改稻为桑的话，浙江必出乱子。
这是他对浙江的责任，也是他对自己的交代。
他是颜松提拔的，但他不是颜党。
这个区别，京城里很多人看不清，可是胡宗宪自己清楚。
他做官不是做颜松的官，他是大明的官，是浙江百姓的官。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将奏疏折好装入封套。
胡宗宪放下奏疏，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杭州的夜，七月末的暑气已经散了大半，夜风吹来，带着远处钱塘江的潮气。
总督衙门的后院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巨大如盖，夜风穿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胡宗宪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的幕僚罗龙文走进来，看见胡宗宪的背影，停住了脚步，道：“部堂，夜深了。”
胡宗宪没有转身，低声回应道：“现在上面要银子，百姓要饭吃，难啊！”
罗龙文没有接话。
他知道胡宗宪不需要安慰，而是需要一个能帮忙破局的主意。
可惜罗龙文并没有主意，因为这道局，本来就没有破法。
上面要的是国策推行，下面要的是活命保本，两头都是硬的，中间的胡宗宪，只能被挤成一块肉饼。
胡宗宪转过身来，看见罗龙文脸上的为难，苦笑了一声道：“你也别想了。这事想不通的。”
他拿起桌上的奏疏，递给罗龙文，道：“明天一早，走寄递铺。”
罗龙文接过奏疏，掂了掂分量，只有薄薄两页纸，不过他感觉沉得像一块铁，犹豫后说道：“部堂，这份奏疏恐怕不会被内阁送到御前啊！”
“若是不写这道奏疏，一旦浙江有变，我哪里有脸去见浙江的百姓？”
胡宗宪叹道。
罗龙文不再多言，将奏疏收入袖中，躬身告退。
事实却如胡宗宪所料，这份奏疏在八月初到了京城通政司之后，被颜示范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