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海瑞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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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
钱塘江上。
一艘乌篷船逆流而上。
小船舱里挤着三个人，分别是海瑞、海瑞的母亲谢氏、海瑞的妻子王氏。
行李只有两口旧木箱、一卷铺盖、半袋米。
谢氏今年七十三了，头发全白，但腰板硬朗，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老佛。
王氏比海瑞小六岁，面容憔悴，眼角已有细纹，手指粗糙，一看就是操持了半辈子家务的手。
海瑞坐在船头。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膝上摊着一本小册子，他的眼睛没有看小册子，而是盯着江岸。
船过了富阳，景色就变了。
江岸两侧的田地，本该是一片连绵的绿色。
但海瑞看到的不是绿色，而是一块一块的褐黄色，那是被铲掉青苗后裸露出来的泥地，在烈日下晒得干裂，像一张张张开的嘴。
越往上游走，这样的地块越多。
有的田里插上了桑苗，嫩绿的桑叶在风中微微摇摆，看起来倒是生机勃勃。
不过，海瑞注意到，每一片桑苗田的旁边，总有一片或几片被铲光的泥地。
一看就是还没来得及种桑苗的稻田，秧苗被铲了，桑苗还没运到，就这样空着，什么也没有。
空着的田，在海瑞看来，就是空着的饭碗。
他开始问。
每到一个渡口，他就下船问，问渡口的船夫、问岸边的农夫、问路过的商贩。
“这田怎么没种稻？”
“苗被铲了。”
“谁铲的？”
“官府。”
“为什么？”
“改稻为桑。”
“百姓愿意吗？”
沉默。
然后是一声叹息，或者一个摇头，或者一句反问：“愿意不愿意，由得了我们吗？”
海瑞不说话了。
他从袖中取出那本小册子，翻到最新一页的空白处，拿出秃了毛的旧笔，开始记录。
他记下了富阳渡口一个老船夫的话：“我家三代种稻，今年官府说改桑田，不改就铲苗。我改了，桑苗还没到，稻子没了。一家五口，拿什么吃？”
他记下了桐庐江边一个农妇的话：“我家男人被差役打了，因为不肯让兵丁进田拔苗。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田里的苗也没了。”
次日。
淳安县城。
海瑞站在淳安县衙门前，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的匾额，只见漆色斑驳，左边那根门柱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缝，用木楔子胡乱塞着。
衙门口没有人迎接。
原县丞、代理知县常伯熙去了杭州府办事。
衙门里冷冷清清，只有两个看门的老差役坐在门槛上打盹。
海瑞走进去，谢氏和王氏跟在后面。
老差役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见是三个穿旧袍的人，以为又是来告状的百姓，便爱理不理地指了指大堂，道：“告状的去左边，交税的去右边。”
海瑞没有去左边，也没有去右边。
他径直走进了大堂，站在正中，环顾四周。
大堂的陈设简陋得令人心酸，正墙上挂着一面明镜高悬的匾，漆皮剥落了大半；公案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堂角的签筒里只剩三根签，其余不知去了哪里。
这就是淳安的父母官衙门。
海瑞没有停留，带着母亲和妻子往后堂走。
后堂是知县的住所，两间偏房，一间正屋，屋顶有个洞，透着天光。
谢氏放下行李，看了看屋顶的洞，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铺盖铺在靠墙的位置，留作避雨。
王氏去灶房看了看，灶是冷的，柴是湿的，米缸里有半缸陈米，已经生了虫。
海瑞把两口旧木箱搬进正屋，在公案后坐下，正要整理那些记录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只见县衙的吴书办走了进来。
此人四十来岁，圆脸细眼，笑起来一团和气，手里捧着一只木匣。
他笑着把木匣放在公案上，躬身道：“海老爷到任，下官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这是衙门的规矩，新官到任，须交到任银，用于修缮衙署、置办公物。淳安县衙穷，历来都是新官自己垫。”
吴书办打开木匣，里面是一张单子，列着七八项名目：衙署修缮银五十两、公案陈设银三十两、印信刻制银二十两、幕僚聘金四十两，合计一百五十两。
吴书办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等海瑞掏银子。
海瑞看完了单子，把木匣合上，推回吴书办面前，道：“不交。”
吴书办脸色一僵，道：“海老爷，这是规矩。”
海瑞冷声道：“大明会典哪一条写了新官到任要交银子？”
吴书办张了张嘴，低声道：“这……历来如此。”
“历来如此，便是对的？”
海瑞站起身，目光如铁，直直地钉在吴书办脸上，道：“我海瑞上任，一文不交！”
吴书办退了半步，躬身道：“海老爷，您刚到任，这衙门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怎么了？”
海瑞拔高声音，道：“我海瑞到淳安来，是做知县的，不是来送银子的。衙门上上下下，若有贪墨的，一个不饶。”
他拿起那张单子，在吴书办面前抖了抖，道：“一百五十两到任银！我问你，淳安去年全年的赋税才多少？你一个书办，敢跟新任知县张嘴要一百五十两？你这份胆子，是谁给的？”
吴书办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做书办十几年，见过的新官不下十个，每一个都是笑着交银子、笑着认规矩、笑着把这笔账写进将来的搜刮计划里。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任银花出去，任上再从百姓身上捞回来，谁也不吃亏。
但是，他今天偏偏遇到了海瑞！
海瑞不仅不给他笑脸，还拒绝交银子，更直言衙门上上下下，若有贪墨的，一个不饶！
这个态度让他感到害怕。
因为他非常清楚，淳安县衙上上下下，确实有人拿了不该拿的钱，而且这些人还不少。
“海老爷息怒！”
吴书办缩着脖子退了出去，躬身道：“小人告退！小人告退！”
海瑞看着吴书办溜出去的背影，重重地坐回椅子上。
只听椅子发出了一道不堪重负的吱嘎声。
灾后第七日。
淳安县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有泥腥味、腐草味、死鱼味。
这种气味不是一阵一阵的，而是无处不在。
海瑞从到任的第二起，就没在县衙坐过一整天。
他每天都在外面跑，跑田埂、跑废墟、跑帐篷、跑粥棚。
他穿着那双已经裂了口的旧布鞋，踩在泥浆里，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家一家地问。
随身带着那本写满见闻的小册子，每听到一件事，就记下来。
到八月初六下午，他已经走完了淳安受灾的六个乡中的四个。
他看到的，比他来路上记的三十多页更触目惊心。
松溪乡死了四百多人，整个乡几乎被抹平。
东乡稍好，但稻田全部绝收，百姓断了粮路。
南乡的河堤决口处，泥沙淤了三尺厚，要恢复耕种至少得半年。
也就是说，今年秋收和明年春收，全没了。
至于赈灾粮，官仓里还有粮。
海瑞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了淳安官仓。
官仓里的粮食虽然不多，但也够发两个月。
这是胡宗宪从总督衙门拨下来的赈灾粮，按理应该由淳安县衙发放到各乡。
不过，常伯熙在代理知县期间，一粒粮都没发。
“为什么不发粮赈灾？”海瑞质问仓官。
仓官支吾了半天，答道：“常老爷说……要等省里的改种契印下来，领了契的才能发粮。”
海瑞皱眉道：“没领契的呢？”
仓官低下了头，没说话。
海瑞已经明白了。
此时，赈灾粮变成了改种的筹码。
百姓要想活命，就得签改种契。
即便如此，海瑞依旧选择了开仓放粮。
他既没有等省里的改种契，也没有等布政使衙门的批文。
海瑞下令在县衙门外设了六个发粮点，按户发粮，每户三斗。
吴书办在一旁急得团团转，劝道：“海老爷！这粮发了，省里怪罪下来，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海瑞一脸严肃地反问道：“粮是赈灾粮，哪条律法不准灾民吃赈灾粮？”
“可是……省里的意思是——”吴书办继续劝道。
“先把粮发下去，省里的意思，等省里的人来了再说。”
海瑞拿起毛笔，毫不犹豫地在发粮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笔锋刚硬，墨迹入纸三分。
数日后。
钱塘江上。
一艘乌篷船逆流而上。
小船舱里挤着三个人，分别是海瑞、海瑞的母亲谢氏、海瑞的妻子王氏。
行李只有两口旧木箱、一卷铺盖、半袋米。
谢氏今年七十三了，头发全白，但腰板硬朗，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老佛。
王氏比海瑞小六岁，面容憔悴，眼角已有细纹，手指粗糙，一看就是操持了半辈子家务的手。
海瑞坐在船头。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膝上摊着一本小册子，他的眼睛没有看小册子，而是盯着江岸。
船过了富阳，景色就变了。
江岸两侧的田地，本该是一片连绵的绿色。
但海瑞看到的不是绿色，而是一块一块的褐黄色，那是被铲掉青苗后裸露出来的泥地，在烈日下晒得干裂，像一张张张开的嘴。
越往上游走，这样的地块越多。
有的田里插上了桑苗，嫩绿的桑叶在风中微微摇摆，看起来倒是生机勃勃。
不过，海瑞注意到，每一片桑苗田的旁边，总有一片或几片被铲光的泥地。
一看就是还没来得及种桑苗的稻田，秧苗被铲了，桑苗还没运到，就这样空着，什么也没有。
空着的田，在海瑞看来，就是空着的饭碗。
他开始问。
每到一个渡口，他就下船问，问渡口的船夫、问岸边的农夫、问路过的商贩。
“这田怎么没种稻？”
“苗被铲了。”
“谁铲的？”
“官府。”
“为什么？”
“改稻为桑。”
“百姓愿意吗？”
沉默。
然后是一声叹息，或者一个摇头，或者一句反问：“愿意不愿意，由得了我们吗？”
海瑞不说话了。
他从袖中取出那本小册子，翻到最新一页的空白处，拿出秃了毛的旧笔，开始记录。
他记下了富阳渡口一个老船夫的话：“我家三代种稻，今年官府说改桑田，不改就铲苗。我改了，桑苗还没到，稻子没了。一家五口，拿什么吃？”
他记下了桐庐江边一个农妇的话：“我家男人被差役打了，因为不肯让兵丁进田拔苗。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田里的苗也没了。”
次日。
淳安县城。
海瑞站在淳安县衙门前，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的匾额，只见漆色斑驳，左边那根门柱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缝，用木楔子胡乱塞着。
衙门口没有人迎接。
原县丞、代理知县常伯熙去了杭州府办事。
衙门里冷冷清清，只有两个看门的老差役坐在门槛上打盹。
海瑞走进去，谢氏和王氏跟在后面。
老差役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见是三个穿旧袍的人，以为又是来告状的百姓，便爱理不理地指了指大堂，道：“告状的去左边，交税的去右边。”
海瑞没有去左边，也没有去右边。
他径直走进了大堂，站在正中，环顾四周。
大堂的陈设简陋得令人心酸，正墙上挂着一面明镜高悬的匾，漆皮剥落了大半；公案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堂角的签筒里只剩三根签，其余不知去了哪里。
这就是淳安的父母官衙门。
海瑞没有停留，带着母亲和妻子往后堂走。
后堂是知县的住所，两间偏房，一间正屋，屋顶有个洞，透着天光。
谢氏放下行李，看了看屋顶的洞，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铺盖铺在靠墙的位置，留作避雨。
王氏去灶房看了看，灶是冷的，柴是湿的，米缸里有半缸陈米，已经生了虫。
海瑞把两口旧木箱搬进正屋，在公案后坐下，正要整理那些记录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只见县衙的吴书办走了进来。
此人四十来岁，圆脸细眼，笑起来一团和气，手里捧着一只木匣。
他笑着把木匣放在公案上，躬身道：“海老爷到任，下官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这是衙门的规矩，新官到任，须交到任银，用于修缮衙署、置办公物。淳安县衙穷，历来都是新官自己垫。”
吴书办打开木匣，里面是一张单子，列着七八项名目：衙署修缮银五十两、公案陈设银三十两、印信刻制银二十两、幕僚聘金四十两，合计一百五十两。
吴书办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等海瑞掏银子。
海瑞看完了单子，把木匣合上，推回吴书办面前，道：“不交。”
吴书办脸色一僵，道：“海老爷，这是规矩。”
海瑞冷声道：“大明会典哪一条写了新官到任要交银子？”
吴书办张了张嘴，低声道：“这……历来如此。”
“历来如此，便是对的？”
海瑞站起身，目光如铁，直直地钉在吴书办脸上，道：“我海瑞上任，一文不交！”
吴书办退了半步，躬身道：“海老爷，您刚到任，这衙门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怎么了？”
海瑞拔高声音，道：“我海瑞到淳安来，是做知县的，不是来送银子的。衙门上上下下，若有贪墨的，一个不饶。”
他拿起那张单子，在吴书办面前抖了抖，道：“一百五十两到任银！我问你，淳安去年全年的赋税才多少？你一个书办，敢跟新任知县张嘴要一百五十两？你这份胆子，是谁给的？”
吴书办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做书办十几年，见过的新官不下十个，每一个都是笑着交银子、笑着认规矩、笑着把这笔账写进将来的搜刮计划里。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任银花出去，任上再从百姓身上捞回来，谁也不吃亏。
但是，他今天偏偏遇到了海瑞！
海瑞不仅不给他笑脸，还拒绝交银子，更直言衙门上上下下，若有贪墨的，一个不饶！
这个态度让他感到害怕。
因为他非常清楚，淳安县衙上上下下，确实有人拿了不该拿的钱，而且这些人还不少。
“海老爷息怒！”
吴书办缩着脖子退了出去，躬身道：“小人告退！小人告退！”
海瑞看着吴书办溜出去的背影，重重地坐回椅子上。
只听椅子发出了一道不堪重负的吱嘎声。
灾后第七日。
淳安县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有泥腥味、腐草味、死鱼味。
这种气味不是一阵一阵的，而是无处不在。
海瑞从到任的第二起，就没在县衙坐过一整天。
他每天都在外面跑，跑田埂、跑废墟、跑帐篷、跑粥棚。
他穿着那双已经裂了口的旧布鞋，踩在泥浆里，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家一家地问。
随身带着那本写满见闻的小册子，每听到一件事，就记下来。
到八月初六下午，他已经走完了淳安受灾的六个乡中的四个。
他看到的，比他来路上记的三十多页更触目惊心。
松溪乡死了四百多人，整个乡几乎被抹平。
东乡稍好，但稻田全部绝收，百姓断了粮路。
南乡的河堤决口处，泥沙淤了三尺厚，要恢复耕种至少得半年。
也就是说，今年秋收和明年春收，全没了。
至于赈灾粮，官仓里还有粮。
海瑞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了淳安官仓。
官仓里的粮食虽然不多，但也够发两个月。
这是胡宗宪从总督衙门拨下来的赈灾粮，按理应该由淳安县衙发放到各乡。
不过，常伯熙在代理知县期间，一粒粮都没发。
“为什么不发粮赈灾？”海瑞质问仓官。
仓官支吾了半天，答道：“常老爷说……要等省里的改种契印下来，领了契的才能发粮。”
海瑞皱眉道：“没领契的呢？”
仓官低下了头，没说话。
海瑞已经明白了。
此时，赈灾粮变成了改种的筹码。
百姓要想活命，就得签改种契。
即便如此，海瑞依旧选择了开仓放粮。
他既没有等省里的改种契，也没有等布政使衙门的批文。
海瑞下令在县衙门外设了六个发粮点，按户发粮，每户三斗。
吴书办在一旁急得团团转，劝道：“海老爷！这粮发了，省里怪罪下来，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海瑞一脸严肃地反问道：“粮是赈灾粮，哪条律法不准灾民吃赈灾粮？”
“可是……省里的意思是——”吴书办继续劝道。
“先把粮发下去，省里的意思，等省里的人来了再说。”
海瑞拿起毛笔，毫不犹豫地在发粮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笔锋刚硬，墨迹入纸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