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许敬宗：笔藏私怨，身伴权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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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永徽两朝朝堂之上，从来不缺风骨凛然、青史留名的贤臣，亦不乏趋时附势、身后背负千载骂名的投机之臣。在北宋欧阳修主持修订《新唐书》，首次设立《奸臣传》时，位列卷首第一人，既不是弄权祸国的李林甫，也不是媚上乱政的杨国忠，而是横跨隋唐两代、官至中书令、陪葬昭陵、活至八十一岁寿终正寝的许敬宗。
细读完整史料便会发现，许敬宗的一生从不是单一脸谱化的“奸臣”二字可以概括。他生于乱世，亲眼见证王朝倾覆、父兄惨死，骨子里刻下“生存至上”的处世准则；他拥有碾压同代多数官员的文学天赋，却从未将笔墨用于坚守史官风骨，反倒以文字为筹码，换取金银、官位、人情；他精准捕捉每一次权力风向，太宗在位时收敛锋芒、展露才学，高宗掌权后精准押注武昭仪，不惜与开国元勋彻底对立；他一生行事处处矛盾，忠良之后却毫无殉节之志，史官之首却肆意曲笔修史，身居相位却贪鄙好利、不修门风，死后高宗破格厚葬，朝臣却为其谥号争执不休，一段“缪”“恭”的谥号风波，更是将他一生功过争议推向顶峰。
许敬宗，字延族，公元592年生于杭州新城，即今今日浙江杭州富阳一带。许氏家族并非寒门新贵，乃是魏晋以来世代扎根江南的老牌士族，先祖为东晋着名文人许询，自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渡后，许家便世代在江东南朝为官，历经宋、齐、梁、陈四朝，文脉绵延百余年，是江南一带公认的书香门第。
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更是彼时朝野闻名的正直臣子。南陈覆灭之时，许善心身为陈朝官员，得知故国灭亡，身着丧服闭门痛哭三日，哀恸之情传遍京师。隋文帝杨坚欣赏他忠贞重义，非但没有降罪，反而征召入朝，一路提拔，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官拜礼部侍郎，执掌朝廷礼乐、人才选拔要务，为人刚直，从不攀附权贵，朝堂上下皆公认其风骨。
生长在这样满门忠义、书香环绕的家庭，许敬宗自幼便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文字天赋。古人求学，多十数岁方能通读经典、提笔成文，许敬宗七八岁便能熟读《诗》《书》，稍长即可即兴赋诗撰文，行文辞藻华美，逻辑清晰，年少时便在家乡远近闻名。大业年间，朝廷开设秀才科，彼时科举尚不完善，秀才是含金量极高的功名，全国录取人数寥寥，二十岁出头的许敬宗一举登科，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秀才之一，彻底印证自身才学。
考中秀才后，朝廷授予他淮阳郡司法书佐一职，负责处理地方文书、刑狱记录。许敬宗本就擅长文字，处理公文得心应手，没过多久便被调至谒者台值班，掌管朝廷文书传递、百官奏事中转，得以近距离接触隋朝中枢朝堂，亲眼目睹隋炀帝执政后期朝政日渐混乱，朝臣分化，暗流涌动。
彼时的许敬宗，尚未暴露后世为人诟病的种种劣迹。少年得志、家世清白、文笔出众，所有人都默认他会复刻父亲许善心的道路，凭才学与忠直稳步晋升，成为一代名臣。没有人预料，一场席卷天下的江都兵变，会彻底撕碎他自幼习得的儒家气节，重塑他贯穿一生的生存逻辑，也为他身后千载骂名埋下最初的伏笔。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滞留江都，天下群雄并起，关中、中原早已脱离隋朝管控，随行禁军思乡心切，对穷奢极欲、不顾民生的杨广积怨极深。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联合一众禁军将领发动兵变，闯入宫城，缢杀隋炀帝，隋朝统治就此宣告崩塌。
兵变之后，宇文化及召集江都所有在朝文武，逼迫众人俯首称臣，凡不肯归顺、出言斥责叛军者，当场斩杀立威。大殿之上，文武百官惊惧不已，纷纷跪拜恭贺新主，唯独许善心挺直身躯，不肯屈膝，当众痛斥宇文化及弑君谋逆、大逆不道。宇文化及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许善心推出殿外斩首，许敬宗就站在一众官员之中，亲眼目睹父亲被叛军押走，顷刻身首分离。
史书此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同时遇害的大臣虞世基，其子虞世南匍匐在地，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叛军，愿以自身性命代替父亲赴死，忠义之举传遍天下；而许敬宗在父亲被杀之后，没有半分悲愤抗争，反倒快步上前，对着杀父仇人宇文化及跪地叩首，不断哀求饶命，姿态卑微，极尽讨好，史书中以四字概括他当日行径——“舞蹈求生”。
宇文化及见他文采出众，又主动归顺，便赦免其死罪。这一幕，成为日后朝堂之上众人拿捏许敬宗短处、时时讥讽他的把柄，多年之后封德彝将此事四处传播，更是让许敬宗记恨数十年，掌权修史之时不惜歪曲史实报复，一切因果，皆始于江都大殿这场生死抉择。
后世读史者常站在道德制高点斥责许敬宗贪生怕死、不顾父仇，但若抛开道德评判，结合当时的绝境便能窥见他内心的转变。自幼读圣贤书，亲眼见坚守忠义者落得身死下场，乱世之中，气节无法保全性命，只有顺势低头，才能活下去。这场劫难彻底改变他的价值观：相较于虚无的名节，保全自身、谋求权位富贵，才是立身根本。这份刻入心底的生存之道，将指引他走完之后六十余年仕途。
江都局势混乱，宇文化及叛军根基不稳，很快遭遇各路义军围剿。许敬宗不愿长久依附叛军，寻机逃离江都，辗转投奔割据瓦岗、势力雄厚的李密。李密知晓他文笔极佳，当即任命其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征一同掌管全军文书、檄文、政令起草，二人成为李密身边两大文臣，共事数年。
这段与魏征同朝共事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魏征一生以直言敢谏、坚守道义闻名，而许敬宗截然相反，两人身处同一阵营，处事风格天差地别。李密与王世充大战落败，瓦岗军彻底溃散，魏征选择前往长安投奔李唐，许敬宗也紧随其后，顺势归降大唐，没有丝毫留恋旧主之心，乱世辗转三主，从未因所谓忠义困死自身。
武德初年，大唐初建，许敬宗凭借李密旧臣身份，获临时授官文书，拟定涟州别驾。这份官职品级低微，且属于临时任命，并无正式编制，寻常文人难免心生失意，但许敬宗安然赴任，耐心等待时机。恰逢秦王李世民四处搜罗天下文人，听闻许敬宗文名，特意下旨征召，将他调入秦王府文学馆，位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许敬宗正式踏上李唐中枢仕途，迎来人生第一个上升期。
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奠定大唐统一根基，开设文学馆招揽贤才，十八学士分三批轮值，伴随秦王研读典籍、商议政务，是彼时全天下文人最向往的位置。能跻身其中，代表着帝王极高的认可，房玄龄、杜如晦、褚亮、虞世南等后世名相名臣皆在其列，许敬宗与一众顶尖文人同列，足以证明其文字功底在初唐属于第一梯队。
此时的许敬宗十分懂得收敛锋芒。亲眼见过乱世杀戮，又深知李世民麾下贤才云集，自己并无家世军功加持，唯一依仗只有文笔，故而平日里谨言慎行，潜心协助秦王处理文书、编撰典籍，极少发表尖锐政见，不参与皇子储位之争，安稳蛰伏，顺利熬过武德年间太子与秦王的权力交锋。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登基为唐太宗，改元贞观，开启大唐盛世。秦府旧臣尽数提拔，许敬宗也随之稳步升迁。贞观八年，许敬宗授着作郎，兼任修国史，第一次手握官方史书编撰权力，不久迁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帝王诏令、传递中枢密令，近距离接触太宗，时常承接文字要务，帝王对其文笔十分满意。
本该稳步积累声望、靠修史建立士林口碑的许敬宗，很快便闹出一桩轰动朝堂、被御史弹劾贬官的丑闻，第一次将自身轻薄无礼的本性暴露在满朝文武面前。
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长孙氏病逝，长孙皇后贤德宽厚，深得太宗与百官敬重，皇后驾崩乃是国丧，朝廷下旨，文武百官全部身着丧服，入宫吊唁，举国上下肃穆哀伤。那日百官列队立于大殿之外，按次序入宫行礼，时任率更令的欧阳询站在人群之中。欧阳询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才学盖世，唯独生得身形瘦小、容貌怪异丑陋，百官之中有人悄悄伸手指点，低声议论其样貌，本是无伤大雅的小声闲谈，许敬宗站在一旁，竟忍不住当场放声大笑，笑声穿透肃穆的吊唁队伍，在场官员尽数侧目，惊骇不已。
国丧期间，举国哀痛，当众取笑同僚相貌，举止轻浮、毫无礼法，此事很快被御史记录弹劾，递上奏折呈交太宗。李世民素来看重朝堂礼仪、臣子德行，见到奏折十分不悦，不顾许敬宗往日文字功劳，直接下旨将其贬出京城，授洪州都督府司马，远赴江南偏远州县任职。
这场贬谪算是太宗对许敬宗一次明确敲打：才华再出众，品行不修、失仪失礼，依旧不能身居中枢要职。贬官数年，许敬宗没有怨天尤人，在地方勤勉处理政务，时常上表陈述地方民情，文笔依旧恳切优美，慢慢冲淡太宗心中不满，数年后得以调回长安，升任给事中，依旧兼任修国史，重回史官岗位。
重回京城、重掌史笔的许敬宗并未吸取教训收敛私心，只是学会了隐藏。贞观十七年，许敬宗与敬播一同编撰完成《武德实录》《贞观实录》，完整记录李渊开国、太宗登基以来朝堂大事，典籍修成之后，朝廷论功行赏，册封许敬宗为高阳县男，赏赐丝帛八百段，代理检校黄门侍郎，官职再度提升。一同修史的敬播为人正直，修史秉笔直书，不偏不倚，是公认的良史之才，许敬宗在敬播共事期间，尚且有所顾忌，不敢随意篡改史实，等到后来敬播因事被贬外放，许敬宗独掌修史大权，便彻底放开手脚，将史书变成宣泄私怨、换取利益的工具。
贞观中后期，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太宗挑选有才德的臣子东宫辅政，许敬宗凭借多年文字资历，升任太子右庶子，专职陪伴太子读书、处理东宫文书，长期陪伴李治左右，成为太子身边近臣，这一段东宫共事经历，为他日后在永徽年间扶摇直上埋下关键伏笔。他日日与李治相处，十分清楚这位太子性格温和、内心渴望摆脱长孙无忌等元老束缚，这份对帝王心思的精准洞察，将在多年后的废后风波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监国，朝廷安排高士廉、许敬宗一同留守，执掌中枢机要政务。大军行至辽东，中书令岑文本劳累过度，病逝于军营，前线缺少草拟诏书的核心文臣，太宗即刻传召许敬宗赶赴行营，以本官代理中书侍郎，随军处理诏令文书。
唐军在驻跸山大破高句丽主力，敌军溃散，太宗大喜，当即下令草拟捷报、封赏诏令，许敬宗立于帝王战马之前，当场提笔成文，无需草稿，文辞磅礴华丽，叙事条理分明，将大捷盛况写得气势恢宏，太宗读完赞不绝口，自此之后，但凡重要诏敕、对外檄文，多交由许敬宗执笔，独掌帝王文诰大权，圣眷达到贞观时期顶峰。
彼时朝堂之上，众人皆知许敬宗文采冠绝一时，可私下里，不少老臣始终轻视他的品行，国丧大笑、江都屈膝求生两件旧事时常被人提起，只是太宗惜才，屡次包容他细微过失，故而官职一路平稳上升。贞观二十一年，朝廷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许敬宗跻身高阶文臣序列，只待新帝登基，迎来属于自己的权力巅峰。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改元永徽。新帝登基，朝堂权力格局重新洗牌，长孙无忌、褚遂良作为太宗托孤大臣，手握军政大权，关陇勋贵集团掌控朝堂大半话语权，许敬宗作为东宫旧臣，本有晋升契机，却很快因一桩贪财联姻丑闻，再度遭遇贬谪。
高宗即位初期，许敬宗接替于志宁担任礼部尚书，礼部掌管宗室、诸侯、外族藩邦往来、官员婚配册封，手握不少实权。彼时岭南土着首领冯盎手握大片领地，家财丰厚，在南疆势力庞大，冯盎之子遣使来到长安，寻求与朝中高官联姻。许敬宗见冯家送来数额惊人的金银珠宝，心动不已，全然不顾南北士族门第差距，直接将自家女儿许配给冯盎之子，大肆收取彩礼，此事很快被监察官员察觉，上奏弹劾，直指许敬宗身为朝廷礼部高官，售卖女儿换取财物，有损朝堂体面，为四方藩邦耻笑。
奏折递至高宗面前，李治刚登基，想要树立朝廷清廉风气，面对确凿证据，无法偏袒许敬宗，只能下旨将其降职外放，出任郑州刺史。短短数年两度被贬，寻常官员早已意志消沉，许敬宗却深谙帝王心术，知晓李治念及东宫旧情，贬官只是平息朝野非议的权宜之计，并未真正厌弃自己。永徽三年，朝廷下旨重新征召许敬宗回京，授卫尉卿，兼任弘文馆学士，依旧保留监修国史的核心职权，重回长安权力中心。
这次回京之后，敬播早已远离中枢，许敬宗独自掌控大唐国史编撰全部事宜，长久压抑的私心彻底释放，《旧唐书》直接定性其修史行为：“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即记录史实完全依照个人好恶，歪曲真相，史笔不再秉持客观公正，反倒成了他报复仇敌、讨好权贵、收敛钱财的私器，桩桩曲笔劣迹，全部记载于正史之中，件件有据可查。
第一件事，报复数十年前散播自己江都丑事的封德彝。当年江都兵变，封德彝亲眼目睹许善心殉国、许敬宗跪地求生，后来时常和同僚提起此事，一句“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流传朝堂数十年，让许敬宗长久沦为众人笑柄，他内心怨恨封德彝多年，却碍于对方官高位重无从报复。等到封德彝去世，许敬宗主持编撰其人物传记时，刻意抹杀封德彝一生功绩，大肆捏造、放大其过错，通篇诋毁抹黑，刻意扭曲历史评价，以此宣泄陈年私怨。
第二件事，为自家亲家篡改家世、虚报功绩，换取巨额贿赂。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原本是唐高祖李渊府上家奴，早年跟随李渊起兵，虽有战功，但出身低微，门阀家世毫无可写之处。许敬宗贪图钱九陇赠送的金银，与钱家结为儿女亲家，在编撰史书时，凭空为钱九陇抬高门第，伪造士族谱系，无中生有增添大量军功，甚至将钱九陇与开国元勋刘文静、长孙顺德放在同一列传之中，刻意拔高地位，混淆后世对开国功臣出身的认知。
除此之外，但凡向许敬宗送上厚礼的武将、官员，他修史时一律隐去过失，大肆夸赞功绩。高句丽之战，庞孝泰率军作战，全军惨败，损兵折将，本是战败之将，庞孝泰重金贿赂许敬宗，许敬宗便在史书中改写战事经过，将其塑造成奋勇杀敌、劳苦功高的名将；尉迟敬德之子迎娶许家女子，许敬宗为尉迟敬德立传时，尽数抹去其居功自傲、冲撞官员的诸多劣迹，连太宗当年亲笔赏赐长孙无忌的文章，都被他擅自修改记载，写成赏赐尉迟敬德，刻意抬高亲家声望。
这般肆意篡改正史的行为，在古代文人眼中是十恶不赦的重罪。史官承载记录一代兴衰、留给后世真相的职责，曲笔篡改等同于欺骗后世，士林对此深恶痛绝，可许敬宗手握官方修史权限，当朝无人能够制约，诸多不实记载留存史书，多年后刘仁轨等人重新整理国史，才大量删改修正，可许敬宗曲笔留下的骂名，再也无法抹去。
贪财联姻、曲笔修史两大污点，足以让许敬宗名声扫地，但真正让他跻身朝堂核心、彻底改变初唐政治格局的，是永徽六年爆发的废王立武大案。这场风波之中，许敬宗押上全部仕途，坚定站在高宗与武昭仪一方，对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全部元老重臣，一跃成为帝后心腹宰相。
永徽年间，王皇后无子，高宗宠爱武昭仪武则天，想要废黜王氏，改立武氏为皇后。消息传出，朝堂元老集体强烈反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四大托孤重臣轮番进谏，直言武则天曾侍奉先帝，身份尴尬，万万不可册立为后，褚遂良甚至在大殿之上以头撞柱，血流满面，拼死阻拦，李治屡次被重臣驳斥，进退两难，心中压抑许久的不满日益加剧。
彼时文武百官大多观望局势，一边是手握兵权、根基深厚的长孙无忌集团，一边是心意已决的年轻帝王，没有人敢公然站出来支持废后，生怕站错队伍万劫不复。许敬宗却一眼看透局势核心：废后一事，表面是后宫嫔妃更替，实则是李治想要夺回朝政大权，摆脱关陇勋贵集团的控制。长孙无忌是皇帝亲舅舅，却处处制衡皇权，李治内心早已积怨，武则天聪慧有谋，若能借此机会助力帝后，便是独一无二的从龙之功，未来权势不可限量。
权衡利弊之后，许敬宗主动充当帝后朝堂喉舌，四处游说百官，公开宣扬支持废王立武的言论，最着名的一番说辞流传至今：“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意思十分直白，乡下农夫多收几石麦子尚且想着更换妻子，天子想要册立皇后，是帝王家事，外人凭什么无端阻拦、妄加议论。
这番话通俗直白，精准戳中李治内心痛点，将元老重臣的劝谏定义为干涉帝王私事，极大动摇了观望官员的立场。武则天暗中派遣心腹赏赐许敬宗金银财物，李治也对他愈发信任，许敬宗不停在朝堂内外奔走，拉拢中层官员，不断向皇帝上书，罗列废黜王皇后、册封武昭仪的合理性，分化长孙无忌一派势力。
永徽六年九月，李治不顾群臣反对，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打入冷宫；同年十一月，正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废后风波尘埃落定。全程奔走呐喊、出谋划策的许敬宗，立刻得到丰厚回报，官职接连升迁，显庆元年，授太子宾客，不久拜侍中，正式跻身宰相行列，同时保留监修国史职权，封高阳县郡公，高宗甚至特许他可以在武德殿西侧偏房随时等候召见，参与核心机密商议，圣眷远超一众老臣。
站稳宰相之位后，许敬宗顺着帝后心意，持续清理前朝反对势力。他率先上书，请求削除王皇后、萧氏家族全部官爵，流放其亲族；紧接着进言，现今太子李忠乃是王皇后收养，身份尴尬，心中必然不安，建议废黜李忠太子之位，改立武则天亲生儿子李弘为储君，稳固国本。李治采纳提议，将李忠降封为梁王，外放房州，册封李弘为新太子，彻底斩断关陇集团借东宫制衡皇权的渠道。
此时朝堂之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依旧拥有极高声望，只要这些元老尚存，帝后依旧无法完全掌控朝政，铲除长孙集团，成为许敬宗下一阶段核心任务。显庆四年，一桩普通官员结党案爆发，成为清算长孙无忌的导火索。
洛阳官员李奉节上书，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李治下令许敬宗、辛茂将一同审理此案。许敬宗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单独提审韦季方，严刑逼供，强行诱导韦季方供认与长孙无忌勾结，意图谋反。韦季方不愿凭空诬陷太尉，绝望之下当庭自刺，重伤未死，许敬宗趁机上奏，称韦季方畏罪自杀，足以证明长孙无忌谋反属实。
李治起初尚且犹豫，不愿直接处死亲舅舅，感慨道：“朕不忍处置元舅，后世史官会如何评价朕？”许敬宗当即引述汉文帝诛杀舅舅薄昭的典故，劝说帝王大义灭亲，谋反乃是动摇江山的重罪，不能顾及私人亲情，若放任长孙无忌，他日起兵叛乱，皇室将万劫不复。一番层层递进的说辞，打消李治心中所有顾虑，下旨剥夺长孙无忌一切官职封地，流放黔州，其子侄全部革职流放岭南。
为杜绝后患，许敬宗奉旨前往黔州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抵达流放之地后，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褚遂良早已被贬潭州，不久后郁郁而终，韩瑗、来济等当初反对废后的大臣，尽数罗织罪名流放偏远蛮荒之地，朝中关陇勋贵势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再也无人能够制衡李治与武则天，而许敬宗，便是这场大清洗最锋利的一把刀。
清算完所有政敌之后，许敬宗权势达到人生顶峰，显庆三年，升任中书令，即右相，手握中书省最高行政权力，朝廷所有诏令、官员任免商议皆需经过其手，兼修国史、监管图书典籍，军政文务大权集于一身，朝堂之上无人能与之抗衡。
身居相位、爵封郡公的许敬宗，晚年生活极尽奢靡张扬，宅邸修建得富丽堂皇，装饰奢华，家中歌姬侍女数以百计，时常举办盛大宴席，邀请百官赴宴，挥霍无度，俸禄、皇帝赏赐、联姻贿赂得来的金银堆积满屋，对钱财的渴求至年老丝毫没有收敛。
除了早年将女儿远嫁岭南蛮酋换取彩礼之外，许敬宗在子女婚嫁之上，全程以利益为先，只要对方能够赠送重金，完全不计较门第品行。他为儿子许彦伯迎娶尉迟敬德孙女，收取巨额聘礼，转头就在史书之中美化尉迟一族；但凡有官员想要家中子弟与许家联姻，必先奉上丰厚财物，一时间朝堂之中，人人皆知许相卖儿女换金银，士林鄙夷之声从未断绝。
比贪财更令朝野哗然的，是许敬宗自家爆发的惊天丑闻，这件家事甚至惊动高宗，成为满朝文武茶余饭后的谈资。许敬宗年老之后，宠爱家中一位年轻侍妾，名叫虞氏，对其百般纵容。可他的长子许彦伯，常年出入内宅，竟与这位庶母虞氏私通，私情败露之后，许敬宗震怒不已。
寻常官员遇上这般家门丑事，大多私下遮掩，低调处置，保全家族脸面，许敬宗行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丝毫不在意家丑外扬，直接将儿子与侍妾私通的全部细节整理成文，写成奏折递交给唐高宗，主动揭发自家丑闻，请求朝廷严惩儿子。高宗看过奏折十分震惊，只能依照律法，将许彦伯流放至岭南蛮荒之地，虞氏被逐出府邸，永不复用。
堂堂当朝宰相，将母子秽乱内宅的丑事主动上报天子，任由百官议论，丝毫不在乎家族声誉，当时众人皆无法理解其行事逻辑。有人评价他冷酷无情，为了自身清誉，不惜牺牲亲生儿子；也有人认为，许敬宗深知自身早已污点满身，再多一桩家丑也无法让名声更差，不如主动上交朝廷，展现自己大公无私、不徇私情的姿态，博取帝王信任，巩固自身相位。无论出于何种心思，这件丑闻再度坐实世人对他“家风败坏、毫无礼法”的评价。
龙朔二年，许敬宗已七十八岁高龄，年老体衰，精力不足以持续处理繁杂政务，上表向唐高宗请求致仕，告老还乡。李治感念他数十年陪伴东宫、辅佐帝后、平定朝堂勋贵集团的巨大功劳，没有直接准许他完全辞官，下旨授予特进高阶散官，依旧保留俸禄、朝会资格，但凡国家重大商议、修撰典籍事宜，仍可入宫参与商议，恩宠依旧不减。
致仕之后的两年间，许敬宗安享荣华，高宗时常赏赐丝绸、珍宝、肉食，多次派人前往府邸探望。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八十一岁的许敬宗在家中病逝，走完横跨隋、唐两代的漫长一生。
得知许敬宗去世消息，唐高宗十分悲痛，为其废朝三日，停止朝堂议事以示哀悼，下诏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特许灵柩陪葬唐太宗昭陵。
陪葬昭陵是初唐臣子至高无上的荣誉，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等开国元勋才有此待遇，足以证明李治一辈子感念许敬宗的助力，全然不在乎朝野对他的负面评价。
风光下葬之后，朝堂再起风波，一场谥号之争，将许敬宗一生功过矛盾彻底摆上台面，成为后世评判他的关键佐证。
古代大臣离世，朝廷会根据一生品行功过议定谥号，一字或两字概括其人一生，流传后世，是文人官员身后最重要的盖棺定论。许敬宗死后，太常寺负责拟定谥号，博士袁思古综合其一生劣迹，拟定谥号为“缪”。
按照古代谥法，“缪”字代表名实不符、品行邪僻、言行虚伪，是极恶的差评谥号。袁思古给出理由清晰直白，全部取自正史记载的真实事迹：许敬宗江都兵变屈膝求生，失臣子气节；国丧之时取笑同僚，无礼失仪；收取重金嫁女蛮夷，贪财无度；执掌国史肆意曲笔，公报私仇；构陷长孙无忌等忠良，残害元勋；家中子女秽乱内宅，家风崩坏，一生过错数不胜数，配“缪”字当之无愧。
这份谥号公示之后，许敬宗的孙子许彦伯（此时已遇赦从岭南返回长安）当即上书朝廷，激烈反驳太常寺的评定，控诉袁思古与许家有私人恩怨，刻意恶意诋毁先祖，请求朝廷重新召集官员商议，更换美谥。
朝堂之上就此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常寺，认为许敬宗劣迹昭彰，恶谥理所应当；另一派以当年追随武后的中层官员为主，感念许敬宗当年助力废后、稳固皇权之功，认为不可全盘否定其功劳，不应给予极致恶谥。双方争论不休，奏折源源不断递至高宗面前。
李治内心偏向许敬宗，不愿自己倚重半生的心腹大臣身后背负极差的评价，于是下令重新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复议。官员权衡折中，最终改定谥号为“恭”。
谥法之中，“恭”代表恪尽职守、恭敬事君，属于中等偏温和的评价，刻意回避许敬宗品行上的诸多污点，只肯定他侍奉帝王、勤勉处理政务、修撰典籍的功劳。一场轰轰烈烈的谥号风波就此落幕，许敬宗最终以“恭”为谥号流传史册，可太常寺最初拟定的“缪”字，却精准概括了千百年来世人对他的主流印象。
后世修史之人，并不认可高宗偏袒之下定下的“恭”谥。
五代编撰《旧唐书》，虽未设立奸臣传，却在传记末尾评语毫不留情，批判许敬宗见识浅陋、品行污浊，一心逢迎权贵；北宋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秉持儒家正统道德评判标准，直接将许敬宗放在《奸臣传》开篇第一位，定性为大唐开国以来头号奸佞，逐条罗列篡改史书、贪财害义、构陷忠良种种罪状，自此之后，“唐朝第一奸臣”的标签牢牢贴在许敬宗身上，流传千年。
贞观、永徽两朝朝堂之上，从来不缺风骨凛然、青史留名的贤臣，亦不乏趋时附势、身后背负千载骂名的投机之臣。在北宋欧阳修主持修订《新唐书》，首次设立《奸臣传》时，位列卷首第一人，既不是弄权祸国的李林甫，也不是媚上乱政的杨国忠，而是横跨隋唐两代、官至中书令、陪葬昭陵、活至八十一岁寿终正寝的许敬宗。
细读完整史料便会发现，许敬宗的一生从不是单一脸谱化的“奸臣”二字可以概括。他生于乱世，亲眼见证王朝倾覆、父兄惨死，骨子里刻下“生存至上”的处世准则；他拥有碾压同代多数官员的文学天赋，却从未将笔墨用于坚守史官风骨，反倒以文字为筹码，换取金银、官位、人情；他精准捕捉每一次权力风向，太宗在位时收敛锋芒、展露才学，高宗掌权后精准押注武昭仪，不惜与开国元勋彻底对立；他一生行事处处矛盾，忠良之后却毫无殉节之志，史官之首却肆意曲笔修史，身居相位却贪鄙好利、不修门风，死后高宗破格厚葬，朝臣却为其谥号争执不休，一段“缪”“恭”的谥号风波，更是将他一生功过争议推向顶峰。
许敬宗，字延族，公元592年生于杭州新城，即今今日浙江杭州富阳一带。许氏家族并非寒门新贵，乃是魏晋以来世代扎根江南的老牌士族，先祖为东晋着名文人许询，自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渡后，许家便世代在江东南朝为官，历经宋、齐、梁、陈四朝，文脉绵延百余年，是江南一带公认的书香门第。
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更是彼时朝野闻名的正直臣子。南陈覆灭之时，许善心身为陈朝官员，得知故国灭亡，身着丧服闭门痛哭三日，哀恸之情传遍京师。隋文帝杨坚欣赏他忠贞重义，非但没有降罪，反而征召入朝，一路提拔，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官拜礼部侍郎，执掌朝廷礼乐、人才选拔要务，为人刚直，从不攀附权贵，朝堂上下皆公认其风骨。
生长在这样满门忠义、书香环绕的家庭，许敬宗自幼便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文字天赋。古人求学，多十数岁方能通读经典、提笔成文，许敬宗七八岁便能熟读《诗》《书》，稍长即可即兴赋诗撰文，行文辞藻华美，逻辑清晰，年少时便在家乡远近闻名。大业年间，朝廷开设秀才科，彼时科举尚不完善，秀才是含金量极高的功名，全国录取人数寥寥，二十岁出头的许敬宗一举登科，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秀才之一，彻底印证自身才学。
考中秀才后，朝廷授予他淮阳郡司法书佐一职，负责处理地方文书、刑狱记录。许敬宗本就擅长文字，处理公文得心应手，没过多久便被调至谒者台值班，掌管朝廷文书传递、百官奏事中转，得以近距离接触隋朝中枢朝堂，亲眼目睹隋炀帝执政后期朝政日渐混乱，朝臣分化，暗流涌动。
彼时的许敬宗，尚未暴露后世为人诟病的种种劣迹。少年得志、家世清白、文笔出众，所有人都默认他会复刻父亲许善心的道路，凭才学与忠直稳步晋升，成为一代名臣。没有人预料，一场席卷天下的江都兵变，会彻底撕碎他自幼习得的儒家气节，重塑他贯穿一生的生存逻辑，也为他身后千载骂名埋下最初的伏笔。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滞留江都，天下群雄并起，关中、中原早已脱离隋朝管控，随行禁军思乡心切，对穷奢极欲、不顾民生的杨广积怨极深。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联合一众禁军将领发动兵变，闯入宫城，缢杀隋炀帝，隋朝统治就此宣告崩塌。
兵变之后，宇文化及召集江都所有在朝文武，逼迫众人俯首称臣，凡不肯归顺、出言斥责叛军者，当场斩杀立威。大殿之上，文武百官惊惧不已，纷纷跪拜恭贺新主，唯独许善心挺直身躯，不肯屈膝，当众痛斥宇文化及弑君谋逆、大逆不道。宇文化及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许善心推出殿外斩首，许敬宗就站在一众官员之中，亲眼目睹父亲被叛军押走，顷刻身首分离。
史书此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同时遇害的大臣虞世基，其子虞世南匍匐在地，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叛军，愿以自身性命代替父亲赴死，忠义之举传遍天下；而许敬宗在父亲被杀之后，没有半分悲愤抗争，反倒快步上前，对着杀父仇人宇文化及跪地叩首，不断哀求饶命，姿态卑微，极尽讨好，史书中以四字概括他当日行径——“舞蹈求生”。
宇文化及见他文采出众，又主动归顺，便赦免其死罪。这一幕，成为日后朝堂之上众人拿捏许敬宗短处、时时讥讽他的把柄，多年之后封德彝将此事四处传播，更是让许敬宗记恨数十年，掌权修史之时不惜歪曲史实报复，一切因果，皆始于江都大殿这场生死抉择。
后世读史者常站在道德制高点斥责许敬宗贪生怕死、不顾父仇，但若抛开道德评判，结合当时的绝境便能窥见他内心的转变。自幼读圣贤书，亲眼见坚守忠义者落得身死下场，乱世之中，气节无法保全性命，只有顺势低头，才能活下去。这场劫难彻底改变他的价值观：相较于虚无的名节，保全自身、谋求权位富贵，才是立身根本。这份刻入心底的生存之道，将指引他走完之后六十余年仕途。
江都局势混乱，宇文化及叛军根基不稳，很快遭遇各路义军围剿。许敬宗不愿长久依附叛军，寻机逃离江都，辗转投奔割据瓦岗、势力雄厚的李密。李密知晓他文笔极佳，当即任命其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征一同掌管全军文书、檄文、政令起草，二人成为李密身边两大文臣，共事数年。
这段与魏征同朝共事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魏征一生以直言敢谏、坚守道义闻名，而许敬宗截然相反，两人身处同一阵营，处事风格天差地别。李密与王世充大战落败，瓦岗军彻底溃散，魏征选择前往长安投奔李唐，许敬宗也紧随其后，顺势归降大唐，没有丝毫留恋旧主之心，乱世辗转三主，从未因所谓忠义困死自身。
武德初年，大唐初建，许敬宗凭借李密旧臣身份，获临时授官文书，拟定涟州别驾。这份官职品级低微，且属于临时任命，并无正式编制，寻常文人难免心生失意，但许敬宗安然赴任，耐心等待时机。恰逢秦王李世民四处搜罗天下文人，听闻许敬宗文名，特意下旨征召，将他调入秦王府文学馆，位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许敬宗正式踏上李唐中枢仕途，迎来人生第一个上升期。
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奠定大唐统一根基，开设文学馆招揽贤才，十八学士分三批轮值，伴随秦王研读典籍、商议政务，是彼时全天下文人最向往的位置。能跻身其中，代表着帝王极高的认可，房玄龄、杜如晦、褚亮、虞世南等后世名相名臣皆在其列，许敬宗与一众顶尖文人同列，足以证明其文字功底在初唐属于第一梯队。
此时的许敬宗十分懂得收敛锋芒。亲眼见过乱世杀戮，又深知李世民麾下贤才云集，自己并无家世军功加持，唯一依仗只有文笔，故而平日里谨言慎行，潜心协助秦王处理文书、编撰典籍，极少发表尖锐政见，不参与皇子储位之争，安稳蛰伏，顺利熬过武德年间太子与秦王的权力交锋。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登基为唐太宗，改元贞观，开启大唐盛世。秦府旧臣尽数提拔，许敬宗也随之稳步升迁。贞观八年，许敬宗授着作郎，兼任修国史，第一次手握官方史书编撰权力，不久迁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帝王诏令、传递中枢密令，近距离接触太宗，时常承接文字要务，帝王对其文笔十分满意。
本该稳步积累声望、靠修史建立士林口碑的许敬宗，很快便闹出一桩轰动朝堂、被御史弹劾贬官的丑闻，第一次将自身轻薄无礼的本性暴露在满朝文武面前。
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长孙氏病逝，长孙皇后贤德宽厚，深得太宗与百官敬重，皇后驾崩乃是国丧，朝廷下旨，文武百官全部身着丧服，入宫吊唁，举国上下肃穆哀伤。那日百官列队立于大殿之外，按次序入宫行礼，时任率更令的欧阳询站在人群之中。欧阳询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才学盖世，唯独生得身形瘦小、容貌怪异丑陋，百官之中有人悄悄伸手指点，低声议论其样貌，本是无伤大雅的小声闲谈，许敬宗站在一旁，竟忍不住当场放声大笑，笑声穿透肃穆的吊唁队伍，在场官员尽数侧目，惊骇不已。
国丧期间，举国哀痛，当众取笑同僚相貌，举止轻浮、毫无礼法，此事很快被御史记录弹劾，递上奏折呈交太宗。李世民素来看重朝堂礼仪、臣子德行，见到奏折十分不悦，不顾许敬宗往日文字功劳，直接下旨将其贬出京城，授洪州都督府司马，远赴江南偏远州县任职。
这场贬谪算是太宗对许敬宗一次明确敲打：才华再出众，品行不修、失仪失礼，依旧不能身居中枢要职。贬官数年，许敬宗没有怨天尤人，在地方勤勉处理政务，时常上表陈述地方民情，文笔依旧恳切优美，慢慢冲淡太宗心中不满，数年后得以调回长安，升任给事中，依旧兼任修国史，重回史官岗位。
重回京城、重掌史笔的许敬宗并未吸取教训收敛私心，只是学会了隐藏。贞观十七年，许敬宗与敬播一同编撰完成《武德实录》《贞观实录》，完整记录李渊开国、太宗登基以来朝堂大事，典籍修成之后，朝廷论功行赏，册封许敬宗为高阳县男，赏赐丝帛八百段，代理检校黄门侍郎，官职再度提升。一同修史的敬播为人正直，修史秉笔直书，不偏不倚，是公认的良史之才，许敬宗在敬播共事期间，尚且有所顾忌，不敢随意篡改史实，等到后来敬播因事被贬外放，许敬宗独掌修史大权，便彻底放开手脚，将史书变成宣泄私怨、换取利益的工具。
贞观中后期，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太宗挑选有才德的臣子东宫辅政，许敬宗凭借多年文字资历，升任太子右庶子，专职陪伴太子读书、处理东宫文书，长期陪伴李治左右，成为太子身边近臣，这一段东宫共事经历，为他日后在永徽年间扶摇直上埋下关键伏笔。他日日与李治相处，十分清楚这位太子性格温和、内心渴望摆脱长孙无忌等元老束缚，这份对帝王心思的精准洞察，将在多年后的废后风波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监国，朝廷安排高士廉、许敬宗一同留守，执掌中枢机要政务。大军行至辽东，中书令岑文本劳累过度，病逝于军营，前线缺少草拟诏书的核心文臣，太宗即刻传召许敬宗赶赴行营，以本官代理中书侍郎，随军处理诏令文书。
唐军在驻跸山大破高句丽主力，敌军溃散，太宗大喜，当即下令草拟捷报、封赏诏令，许敬宗立于帝王战马之前，当场提笔成文，无需草稿，文辞磅礴华丽，叙事条理分明，将大捷盛况写得气势恢宏，太宗读完赞不绝口，自此之后，但凡重要诏敕、对外檄文，多交由许敬宗执笔，独掌帝王文诰大权，圣眷达到贞观时期顶峰。
彼时朝堂之上，众人皆知许敬宗文采冠绝一时，可私下里，不少老臣始终轻视他的品行，国丧大笑、江都屈膝求生两件旧事时常被人提起，只是太宗惜才，屡次包容他细微过失，故而官职一路平稳上升。贞观二十一年，朝廷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许敬宗跻身高阶文臣序列，只待新帝登基，迎来属于自己的权力巅峰。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改元永徽。新帝登基，朝堂权力格局重新洗牌，长孙无忌、褚遂良作为太宗托孤大臣，手握军政大权，关陇勋贵集团掌控朝堂大半话语权，许敬宗作为东宫旧臣，本有晋升契机，却很快因一桩贪财联姻丑闻，再度遭遇贬谪。
高宗即位初期，许敬宗接替于志宁担任礼部尚书，礼部掌管宗室、诸侯、外族藩邦往来、官员婚配册封，手握不少实权。彼时岭南土着首领冯盎手握大片领地，家财丰厚，在南疆势力庞大，冯盎之子遣使来到长安，寻求与朝中高官联姻。许敬宗见冯家送来数额惊人的金银珠宝，心动不已，全然不顾南北士族门第差距，直接将自家女儿许配给冯盎之子，大肆收取彩礼，此事很快被监察官员察觉，上奏弹劾，直指许敬宗身为朝廷礼部高官，售卖女儿换取财物，有损朝堂体面，为四方藩邦耻笑。
奏折递至高宗面前，李治刚登基，想要树立朝廷清廉风气，面对确凿证据，无法偏袒许敬宗，只能下旨将其降职外放，出任郑州刺史。短短数年两度被贬，寻常官员早已意志消沉，许敬宗却深谙帝王心术，知晓李治念及东宫旧情，贬官只是平息朝野非议的权宜之计，并未真正厌弃自己。永徽三年，朝廷下旨重新征召许敬宗回京，授卫尉卿，兼任弘文馆学士，依旧保留监修国史的核心职权，重回长安权力中心。
这次回京之后，敬播早已远离中枢，许敬宗独自掌控大唐国史编撰全部事宜，长久压抑的私心彻底释放，《旧唐书》直接定性其修史行为：“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即记录史实完全依照个人好恶，歪曲真相，史笔不再秉持客观公正，反倒成了他报复仇敌、讨好权贵、收敛钱财的私器，桩桩曲笔劣迹，全部记载于正史之中，件件有据可查。
第一件事，报复数十年前散播自己江都丑事的封德彝。当年江都兵变，封德彝亲眼目睹许善心殉国、许敬宗跪地求生，后来时常和同僚提起此事，一句“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流传朝堂数十年，让许敬宗长久沦为众人笑柄，他内心怨恨封德彝多年，却碍于对方官高位重无从报复。等到封德彝去世，许敬宗主持编撰其人物传记时，刻意抹杀封德彝一生功绩，大肆捏造、放大其过错，通篇诋毁抹黑，刻意扭曲历史评价，以此宣泄陈年私怨。
第二件事，为自家亲家篡改家世、虚报功绩，换取巨额贿赂。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原本是唐高祖李渊府上家奴，早年跟随李渊起兵，虽有战功，但出身低微，门阀家世毫无可写之处。许敬宗贪图钱九陇赠送的金银，与钱家结为儿女亲家，在编撰史书时，凭空为钱九陇抬高门第，伪造士族谱系，无中生有增添大量军功，甚至将钱九陇与开国元勋刘文静、长孙顺德放在同一列传之中，刻意拔高地位，混淆后世对开国功臣出身的认知。
除此之外，但凡向许敬宗送上厚礼的武将、官员，他修史时一律隐去过失，大肆夸赞功绩。高句丽之战，庞孝泰率军作战，全军惨败，损兵折将，本是战败之将，庞孝泰重金贿赂许敬宗，许敬宗便在史书中改写战事经过，将其塑造成奋勇杀敌、劳苦功高的名将；尉迟敬德之子迎娶许家女子，许敬宗为尉迟敬德立传时，尽数抹去其居功自傲、冲撞官员的诸多劣迹，连太宗当年亲笔赏赐长孙无忌的文章，都被他擅自修改记载，写成赏赐尉迟敬德，刻意抬高亲家声望。
这般肆意篡改正史的行为，在古代文人眼中是十恶不赦的重罪。史官承载记录一代兴衰、留给后世真相的职责，曲笔篡改等同于欺骗后世，士林对此深恶痛绝，可许敬宗手握官方修史权限，当朝无人能够制约，诸多不实记载留存史书，多年后刘仁轨等人重新整理国史，才大量删改修正，可许敬宗曲笔留下的骂名，再也无法抹去。
贪财联姻、曲笔修史两大污点，足以让许敬宗名声扫地，但真正让他跻身朝堂核心、彻底改变初唐政治格局的，是永徽六年爆发的废王立武大案。这场风波之中，许敬宗押上全部仕途，坚定站在高宗与武昭仪一方，对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全部元老重臣，一跃成为帝后心腹宰相。
永徽年间，王皇后无子，高宗宠爱武昭仪武则天，想要废黜王氏，改立武氏为皇后。消息传出，朝堂元老集体强烈反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四大托孤重臣轮番进谏，直言武则天曾侍奉先帝，身份尴尬，万万不可册立为后，褚遂良甚至在大殿之上以头撞柱，血流满面，拼死阻拦，李治屡次被重臣驳斥，进退两难，心中压抑许久的不满日益加剧。
彼时文武百官大多观望局势，一边是手握兵权、根基深厚的长孙无忌集团，一边是心意已决的年轻帝王，没有人敢公然站出来支持废后，生怕站错队伍万劫不复。许敬宗却一眼看透局势核心：废后一事，表面是后宫嫔妃更替，实则是李治想要夺回朝政大权，摆脱关陇勋贵集团的控制。长孙无忌是皇帝亲舅舅，却处处制衡皇权，李治内心早已积怨，武则天聪慧有谋，若能借此机会助力帝后，便是独一无二的从龙之功，未来权势不可限量。
权衡利弊之后，许敬宗主动充当帝后朝堂喉舌，四处游说百官，公开宣扬支持废王立武的言论，最着名的一番说辞流传至今：“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意思十分直白，乡下农夫多收几石麦子尚且想着更换妻子，天子想要册立皇后，是帝王家事，外人凭什么无端阻拦、妄加议论。
这番话通俗直白，精准戳中李治内心痛点，将元老重臣的劝谏定义为干涉帝王私事，极大动摇了观望官员的立场。武则天暗中派遣心腹赏赐许敬宗金银财物，李治也对他愈发信任，许敬宗不停在朝堂内外奔走，拉拢中层官员，不断向皇帝上书，罗列废黜王皇后、册封武昭仪的合理性，分化长孙无忌一派势力。
永徽六年九月，李治不顾群臣反对，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打入冷宫；同年十一月，正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废后风波尘埃落定。全程奔走呐喊、出谋划策的许敬宗，立刻得到丰厚回报，官职接连升迁，显庆元年，授太子宾客，不久拜侍中，正式跻身宰相行列，同时保留监修国史职权，封高阳县郡公，高宗甚至特许他可以在武德殿西侧偏房随时等候召见，参与核心机密商议，圣眷远超一众老臣。
站稳宰相之位后，许敬宗顺着帝后心意，持续清理前朝反对势力。他率先上书，请求削除王皇后、萧氏家族全部官爵，流放其亲族；紧接着进言，现今太子李忠乃是王皇后收养，身份尴尬，心中必然不安，建议废黜李忠太子之位，改立武则天亲生儿子李弘为储君，稳固国本。李治采纳提议，将李忠降封为梁王，外放房州，册封李弘为新太子，彻底斩断关陇集团借东宫制衡皇权的渠道。
此时朝堂之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依旧拥有极高声望，只要这些元老尚存，帝后依旧无法完全掌控朝政，铲除长孙集团，成为许敬宗下一阶段核心任务。显庆四年，一桩普通官员结党案爆发，成为清算长孙无忌的导火索。
洛阳官员李奉节上书，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李治下令许敬宗、辛茂将一同审理此案。许敬宗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单独提审韦季方，严刑逼供，强行诱导韦季方供认与长孙无忌勾结，意图谋反。韦季方不愿凭空诬陷太尉，绝望之下当庭自刺，重伤未死，许敬宗趁机上奏，称韦季方畏罪自杀，足以证明长孙无忌谋反属实。
李治起初尚且犹豫，不愿直接处死亲舅舅，感慨道：“朕不忍处置元舅，后世史官会如何评价朕？”许敬宗当即引述汉文帝诛杀舅舅薄昭的典故，劝说帝王大义灭亲，谋反乃是动摇江山的重罪，不能顾及私人亲情，若放任长孙无忌，他日起兵叛乱，皇室将万劫不复。一番层层递进的说辞，打消李治心中所有顾虑，下旨剥夺长孙无忌一切官职封地，流放黔州，其子侄全部革职流放岭南。
为杜绝后患，许敬宗奉旨前往黔州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抵达流放之地后，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褚遂良早已被贬潭州，不久后郁郁而终，韩瑗、来济等当初反对废后的大臣，尽数罗织罪名流放偏远蛮荒之地，朝中关陇勋贵势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再也无人能够制衡李治与武则天，而许敬宗，便是这场大清洗最锋利的一把刀。
清算完所有政敌之后，许敬宗权势达到人生顶峰，显庆三年，升任中书令，即右相，手握中书省最高行政权力，朝廷所有诏令、官员任免商议皆需经过其手，兼修国史、监管图书典籍，军政文务大权集于一身，朝堂之上无人能与之抗衡。
身居相位、爵封郡公的许敬宗，晚年生活极尽奢靡张扬，宅邸修建得富丽堂皇，装饰奢华，家中歌姬侍女数以百计，时常举办盛大宴席，邀请百官赴宴，挥霍无度，俸禄、皇帝赏赐、联姻贿赂得来的金银堆积满屋，对钱财的渴求至年老丝毫没有收敛。
除了早年将女儿远嫁岭南蛮酋换取彩礼之外，许敬宗在子女婚嫁之上，全程以利益为先，只要对方能够赠送重金，完全不计较门第品行。他为儿子许彦伯迎娶尉迟敬德孙女，收取巨额聘礼，转头就在史书之中美化尉迟一族；但凡有官员想要家中子弟与许家联姻，必先奉上丰厚财物，一时间朝堂之中，人人皆知许相卖儿女换金银，士林鄙夷之声从未断绝。
比贪财更令朝野哗然的，是许敬宗自家爆发的惊天丑闻，这件家事甚至惊动高宗，成为满朝文武茶余饭后的谈资。许敬宗年老之后，宠爱家中一位年轻侍妾，名叫虞氏，对其百般纵容。可他的长子许彦伯，常年出入内宅，竟与这位庶母虞氏私通，私情败露之后，许敬宗震怒不已。
寻常官员遇上这般家门丑事，大多私下遮掩，低调处置，保全家族脸面，许敬宗行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丝毫不在意家丑外扬，直接将儿子与侍妾私通的全部细节整理成文，写成奏折递交给唐高宗，主动揭发自家丑闻，请求朝廷严惩儿子。高宗看过奏折十分震惊，只能依照律法，将许彦伯流放至岭南蛮荒之地，虞氏被逐出府邸，永不复用。
堂堂当朝宰相，将母子秽乱内宅的丑事主动上报天子，任由百官议论，丝毫不在乎家族声誉，当时众人皆无法理解其行事逻辑。有人评价他冷酷无情，为了自身清誉，不惜牺牲亲生儿子；也有人认为，许敬宗深知自身早已污点满身，再多一桩家丑也无法让名声更差，不如主动上交朝廷，展现自己大公无私、不徇私情的姿态，博取帝王信任，巩固自身相位。无论出于何种心思，这件丑闻再度坐实世人对他“家风败坏、毫无礼法”的评价。
龙朔二年，许敬宗已七十八岁高龄，年老体衰，精力不足以持续处理繁杂政务，上表向唐高宗请求致仕，告老还乡。李治感念他数十年陪伴东宫、辅佐帝后、平定朝堂勋贵集团的巨大功劳，没有直接准许他完全辞官，下旨授予特进高阶散官，依旧保留俸禄、朝会资格，但凡国家重大商议、修撰典籍事宜，仍可入宫参与商议，恩宠依旧不减。
致仕之后的两年间，许敬宗安享荣华，高宗时常赏赐丝绸、珍宝、肉食，多次派人前往府邸探望。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八十一岁的许敬宗在家中病逝，走完横跨隋、唐两代的漫长一生。
得知许敬宗去世消息，唐高宗十分悲痛，为其废朝三日，停止朝堂议事以示哀悼，下诏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特许灵柩陪葬唐太宗昭陵。
陪葬昭陵是初唐臣子至高无上的荣誉，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等开国元勋才有此待遇，足以证明李治一辈子感念许敬宗的助力，全然不在乎朝野对他的负面评价。
风光下葬之后，朝堂再起风波，一场谥号之争，将许敬宗一生功过矛盾彻底摆上台面，成为后世评判他的关键佐证。
古代大臣离世，朝廷会根据一生品行功过议定谥号，一字或两字概括其人一生，流传后世，是文人官员身后最重要的盖棺定论。许敬宗死后，太常寺负责拟定谥号，博士袁思古综合其一生劣迹，拟定谥号为“缪”。
按照古代谥法，“缪”字代表名实不符、品行邪僻、言行虚伪，是极恶的差评谥号。袁思古给出理由清晰直白，全部取自正史记载的真实事迹：许敬宗江都兵变屈膝求生，失臣子气节；国丧之时取笑同僚，无礼失仪；收取重金嫁女蛮夷，贪财无度；执掌国史肆意曲笔，公报私仇；构陷长孙无忌等忠良，残害元勋；家中子女秽乱内宅，家风崩坏，一生过错数不胜数，配“缪”字当之无愧。
这份谥号公示之后，许敬宗的孙子许彦伯（此时已遇赦从岭南返回长安）当即上书朝廷，激烈反驳太常寺的评定，控诉袁思古与许家有私人恩怨，刻意恶意诋毁先祖，请求朝廷重新召集官员商议，更换美谥。
朝堂之上就此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常寺，认为许敬宗劣迹昭彰，恶谥理所应当；另一派以当年追随武后的中层官员为主，感念许敬宗当年助力废后、稳固皇权之功，认为不可全盘否定其功劳，不应给予极致恶谥。双方争论不休，奏折源源不断递至高宗面前。
李治内心偏向许敬宗，不愿自己倚重半生的心腹大臣身后背负极差的评价，于是下令重新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复议。官员权衡折中，最终改定谥号为“恭”。
谥法之中，“恭”代表恪尽职守、恭敬事君，属于中等偏温和的评价，刻意回避许敬宗品行上的诸多污点，只肯定他侍奉帝王、勤勉处理政务、修撰典籍的功劳。一场轰轰烈烈的谥号风波就此落幕，许敬宗最终以“恭”为谥号流传史册，可太常寺最初拟定的“缪”字，却精准概括了千百年来世人对他的主流印象。
后世修史之人，并不认可高宗偏袒之下定下的“恭”谥。
五代编撰《旧唐书》，虽未设立奸臣传，却在传记末尾评语毫不留情，批判许敬宗见识浅陋、品行污浊，一心逢迎权贵；北宋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秉持儒家正统道德评判标准，直接将许敬宗放在《奸臣传》开篇第一位，定性为大唐开国以来头号奸佞，逐条罗列篡改史书、贪财害义、构陷忠良种种罪状，自此之后，“唐朝第一奸臣”的标签牢牢贴在许敬宗身上，流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