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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一个人小时候以何种方式被爱，决定了他长大后会以何种方式去爱。但我错了。真正的爱，在于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给予别人我们曾经缺少的。这一点，是你教会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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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后第七年，母亲终于决定重新装修那间朝北的小卧室。
说是装修，其实不过是把墙上的水彩笔涂鸦用新漆盖掉，把那张一米二的小床连同床底落灰的塑料收纳箱一起，卖给收废品的河南老陈。母亲站在门口指挥工人搬东西，声音很大，像是在给自己壮胆。我靠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看两个穿着沾满白灰工装的男人把床垫竖起来，侧着身子从门框里挤出去。床垫的一角蹭过门框，发出沉闷的摩擦声。
那上面有一小块淡黄的尿渍，是父亲临终前失禁留下的。母亲看见了，别过头去。
“这个箱子还要吗？”工人指着床底拖出来的透明收纳箱问。
箱子里装着我小学到高中的旧课本，最上面是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上印着机器猫的图案，已经褪色到看不出原本的蓝色。我走过去把笔记本抽出来，对工人说不要了。
母亲没说话，只是挥挥手，示意他们继续搬。
那天傍晚下起了雨，很小，像粉末一样飘在空气里。我坐在新腾空的房间里翻那本笔记本。纸张已经发脆，边角卷起来，带着一股樟脑丸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六年级二班，张建军”，旁边画了一辆坦克。
张建军。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在裤袋里的水果糖，糖纸已经磨破了，糖块粘连在布料纤维上，要用指头一点点抠下来才能尝到一点甜味。
其实我一直记得张建军。只是很久没有人提起他，久到我自己都以为我忘了。
二〇〇三年，我十三岁，读六年级。张建军是我的同桌。
他个子很矮，坐在第一排，我坐第二排。按说我们不该是同桌，但那时候班主任提倡“一帮一”，让成绩好的学生带成绩差的学生。张建军成绩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数学考试他能把“3+5”算成“35”，还理直气壮地说三和五放在一起不就是三十五吗。
我不算成绩特别好，但比张建军强。于是我们成了同桌。
张建军有一个很特别的本领，他能在三秒钟之内把任何一支新铅笔咬得面目全非。笔杆上布满了细密的牙印，像某种远古生物的化石。他的文具盒里永远躺着三四支这样的铅笔，配一块从中间断裂的橡皮，和一把缺了角的三角尺。
那时候我们刚学到《穷人》那篇课文。渔夫的妻子桑娜在暴风雨夜收留了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心里忐忑不安。语文老师让我们写读后感，张建军趴在桌上睡着了，口水在课本上晕开一小片，把“穷人”两个字洇得模模糊糊。
第二天交作业，张建军当然没写。语文老师是个快退休的老头，脾气好得不像话，只是用指关节敲敲他的课桌，说：“张建军，你的读后感呢？”
张建军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像是昨晚没睡好。他说：“老师，我不觉得桑娜是穷人。”
“哦？”老师来了兴趣，“说说看。”
“她有丈夫，有两个孩子，有房子，有火炉，还有邻居。她不穷。”张建军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我什么都没有。”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笑出声来。老师没笑，他看了张建军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继续写板书。
那天下课后我问张建军，你爸妈呢？
他说，走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我还想再问，但他已经转过头去摆弄那支伤痕累累的铅笔了。铅笔芯断了，他用小刀削，刀片很钝，削出来的木头毛糙糙的，像被啃过。
后来我慢慢拼凑出张建军的情况。他跟爷爷一起住，住在学校后面那条巷子的尽头。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外出打工，一开始还会寄钱回来，后来就没了音信。他妈等了好几年，最后跟一个卖窗帘的四川男人走了。爷爷年纪大了，在巷口摆了一个修鞋摊，一天挣不到几个钱。
我回家把这事跟我妈说了。我妈正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她听完只“哦”了一声，然后说：“多帮帮人家学习。”
第二天上学，我把我妈给我带的牛奶放到张建军桌上。他看了一眼，没喝。
“我不喜欢喝牛奶。”他说。
“给你爷爷喝。”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牛奶塞进书包。那天下午，我看见他课间从书包里拿出那盒牛奶，用吸管戳开，一口一口慢慢喝。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像在吞咽什么很珍贵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会多带一样东西。有时候是牛奶，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我妈蒸的馒头。张建军从来不问为什么，我也从来不解释。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像两条平行流淌的小溪，在某个看不见的暗处交汇。
六年级下学期的春天，学校组织春游，去城郊的一个植物园。每人交二十块钱车费和门票费。张建军在通知发下来的那天下午就去找班主任，说他不去。
班主任问他为什么，他说爷爷这两天腰疼，他要在家照顾爷爷。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等他。他出来的时候表情平静，没有失望，也没有委屈。那种平静让我心里发堵。
春游前一天，我把我存的零花钱拿出来数了数，一共四十七块。我把二十块钱折成小方块，在放学的路上塞进张建军上衣口袋里。
他站住了，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二十块钱，又塞回给我。
“不用。”他说。
“就当我借你的。”我说。
“不用。”他又说了一遍。
他的眼睛很黑，像两口深井，投下去什么都看不见回声。我没有再坚持。那二十块钱被我带回家，重新塞回存钱罐里。
春游那天，张建军果然没有出现。我们在植物园的草地上野餐，同学们打打闹闹，我坐在一棵银杏树下，总觉得身边空荡荡的。回去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往外看，路过学校后面那条巷子时，我好像看见张建军的爷爷坐在巷口的修鞋摊前，低着头在给一只皮鞋换鞋底。张建军蹲在旁边，手里端着一碗面。
大巴很快开过去了，那个画面只在车窗上停留了不到一秒。
暑假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张建军一连三天没来上学。我去问班主任，班主任说张建军打电话来请假，说爷爷住院了。
第四天，张建军来了。他瘦了一圈，颧骨显得很高，校服穿在身上晃荡。那天的最后一节是自习课，我写数学作业，他在旁边用圆规尖在橡皮上扎洞。
“我爷爷是肺癌。”他突然说，声音很低，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停住笔。
“晚期了。医生说最多三个月。”他继续说，手里的圆规还在扎，一下一下，把橡皮扎出一个蜂窝状的图案，“我在医院里想，要是我爸还在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号码。我找遍了家里所有地方，没有他的号码。他最后一次打电话回来，是三年前。三年前我还小，我记不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十二岁，我所有的词汇里找不出一句能承接这些话的句子。
“张建军……”我张了张嘴。
“我要去打工。”他说，“我听人说，工地上搬砖，一天能挣五十块。五十块够爷爷在医院住一天了。”
“你才十三岁。”
“十三岁怎么了。”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让我想起他那支被咬得稀烂的铅笔，“我不小了。”
那天放学，我跟着他一起走。我们沿着学校外面的小河走，河面上漂着一些柳絮，白茫茫的，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他走在我前面半步，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上，他也不往上拉。
“我小时候，”他忽然开口，声音在风里显得很轻，“我妈还没走的时候，她喜欢在阳台上种太阳花。红的黄的粉的，满满一盆。她跟我说，太阳花好养活，只要给点阳光就开，也不怕旱。我那时候想，我要是太阳花就好了，给点阳光就开。后来我妈走了，院子里的太阳花全枯死了。我浇过水，每天都浇，还是死了。”
“可能是浇太多了。”我说，“太阳花不用天天浇水。”
他愣了愣，回头看我一眼，笑了：“早说啊。”
那个夏天，张建军没有去工地。班主任帮他联系了学校，学校又联系了社区。爷爷住进了社区补贴的安宁病房，学费被减免了，还有一个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每周去他家帮他补课。
我不知道在这背后有多少人伸了手。张建军从没有跟我提过这些，好像那些帮助是水，他是鱼，鱼在水里不需要问水从哪里来。
六年级最后一天，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所有学生都要跟自己的同桌互赠礼物。我用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支钢笔，装在蓝色纸盒里，系上银色的丝带。
张建军给我的是一张他画的画。画在一张作业纸上，铅笔画的，上面是一座小房子，房子前面有一大片太阳花，每一朵都用细细的线描出花瓣，有的涂成红色，有的涂成黄色，还有的涂成粉色。
“以后我会种很多太阳花。”他说，“在老家。如果我有老家。”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映着窗外的光，很亮。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眼睛里看到类似希冀的东西。
那天放学他绕远路送我回家。走到我家楼下的梧桐树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塞给我。是一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的，像揣了很久。
“没什么好送你的。”他挠挠头，“这个甜。”
我接过糖，攥在手心里。糖已经被他的体温捂得有些软了。
“张建军，”我叫他。
“嗯？”
“以后常联系。”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书包在他背上一颠一颠的，很快消失在巷口。梧桐叶的影子落下来，碎了一地。
那颗糖我放在书桌抽屉里，一直没吃。后来搬家，那糖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就像张建军，小学毕业那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他去了市里的中学，我考上了另一所。我们交换过家里的座机号码，打过几次电话。电话那头他常常在做事，有时候是在给爷爷熬粥，有时候是在洗衣服。电话里能听到水龙头的声音，哗啦哗啦，像永远在下雨。
有一次他说爷爷走了。电话里他的声音很平，没有哭腔。他说爷爷走的时候很安详，那天下午还吃了一碗藕粉。他感谢了很多很多人，说了很多个“谢谢”。最后他说：“我会好好的。”
那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
再后来，我家的座机停用，换了小灵通，又换了手机。他的号码我没有存下来，只在毕业纪念册上，有一行他写的字，歪歪扭扭的，留着一个座机号码，和一个模糊的地址。
几年后我偶然路过那个地址，发现巷子已经拆了，变成了一片商品房地基。推土机、打桩机、高高的脚手架，尘土飞扬。我在工地外站了一会儿，试图辨认那条巷子曾经的走向。但什么也认不出来。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样，像一排排墓碑，上面写着同样的墓志铭。
后来，我把张建军埋进了心里的某个抽屉。偶尔想起，像想起一段被嚼碎后咽下的记忆，带着一点苦涩的甜味。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后来母亲身体不好，我又调回老家。这些年间，我谈过几次恋爱，都不太长。不是对方不好，是我自己有问题。我在感情里总是患得患失，像一个紧抱存钱罐的孩子，生怕别人抢走我最后那点硬币。我爱过人吗？或许吧。但我从未真正给过什么。我原以为，一个人小时候以何种方式被爱，决定了他长大后会以何种方式去爱。我小时候得到了很多爱，母亲的、老师的、朋友的。可那些爱像阳光照在石头上，石头暖了，却从不发光。
父亲去世后，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东西。但那种审视像隔着一层雾，影影绰绰的，总看不清全貌。
母亲在朝北小卧室里叫我了。我放下笔记本走过去。
“这面墙，以前上面画了很多画。”母亲站在新刷的墙前，用手轻轻摸着那层还没有干透的白色乳胶漆，“你小时候就喜欢在墙上乱画。”
“不是我。”我说。
母亲愣了。
“那些画，是张建军画的。”我说，“你忘了吗，他有一年冬天来我家住了一周。那时候学校停电，他家里没法生火，你让他睡这屋。他那几天在墙上画画，先用铅笔起稿，又用水彩笔上色。你后来还骂了我一顿，说我不该把墙弄花。”
母亲想起来了，她“哦”了一声，眼神有些恍惚，像在回忆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她问。
“不知道。”我说。
新刷的墙很白。白色乳胶漆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盖过了外面飘进来的雨腥味。我站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想象着墙漆下面那层水彩笔的颜色。我记得张建军在墙上画过什么。他画过一条很长的河，河的尽头是一个太阳，太阳下面是很多花。
“这墙本来不该刷的。”母亲突然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歉疚。
我没说话。有些东西被盖住了，不代表它就消失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一个细节。那是很多年前的冬天，张建军住在我家。晚上我们并排躺在那张一米二的小床上，被子不够宽，他的胳膊露在外面。房间很冷，窗户上结着一层霜花。
他忽然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说：“不知道。你呢？”
他说：“我想当个好人。”
我笑了，说这算什么理想。
他翻了个身，面对着我。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说：“真的。我想当个好人。我想帮别人。因为太多人帮过我了，我还不过来。”
那一刻我不笑了。
“那你以后一定很有钱。”我说。
“为什么？”
“有钱才能帮别人啊。”
“不一定。”他说，“帮人不一定要有钱。比如你分我东西吃，那也没花多少钱，但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夜很长，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像两颗卫星在浩瀚的宇宙里交换微弱的信号。后来他先睡着了，呼吸均匀，像一条安静的地下河。我醒着，看着窗外被月光照亮的霜花，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但那是什么，我彼时尚不明白。那个夜晚落了很厚的雪。后来许多年里，我常常梦见那个夜晚。梦里张建军的呼吸声还在耳边，而我始终没有睡着，像是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回答。
去年，我在一家书店的旧书区看见一本书，叫《太阳花栽培手册》。薄薄的一本，封面上是那种最普通的太阳花，红的黄的粉的，挤挤挨挨地开在花盆里。
我站在书架前，忽然想，张建军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他有没有种下那些太阳花，有没有活成一个好人，有没有遇到一个人，让他不害怕失去。
然后我想起那个冬天他对我说过的话。他说帮人不一定要有钱。他说你分我东西吃，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原以为，一个人小时候以何种方式被爱，决定了他长大后会以何种方式去爱。但我错了。真正的爱，在于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给予别人我们曾经缺少的。
张建军小时候缺少的，我给了他。我给过他牛奶、鸡蛋、二十块钱、一个冬天的暂住、和他挤一张床的夜晚。我那时候不懂，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微不足道，对他来说却是雪中的炭。
而他给我的，我到现在才开始慢慢明白。
他没有教过我数学题，没有给过我压岁钱，没有送过我什么像样的礼物。他只给过我一幅画在作业纸上的太阳花，和一颗捂软了的水果糖。
但他给了我最珍贵的东西。他用他的存在告诉我，原来给予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幸福。他在被爱的同时，也在教会我如何爱。
也许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不缺少爱，只是有些人缺少机会去证明，自己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那个冬天他离开我家的时候，雪已经停了。我站在阳台里看他下楼，他的脚印在雪地上踩出一串黑色的窟窿，歪歪扭扭的，延伸向小区门口。
他在楼下忽然转过身来，朝我挥了挥手。
“太阳花！”他喊。
“什么？”我探出头。
“给你留了东西！在枕头下面！”
我跑回房间，掀开枕头，看见一张叠成方形的作业纸。打开来，上面用铅笔写着：“你的笑像太阳。谢谢。”
字迹还是那么潦草，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那一晚我又站在阳台上，看雪后的天空渐渐变深。远处有汽车驶过，车灯划破夜色，像一道转瞬即逝的光。
我把那张纸折好，夹进那本机器猫笔记本里。
一夹就是二十年。
母亲重新装修完朝北房间的那个月末，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号码不认识，归属地显示的是云南某地。
短信只有一句话：
“太阳花开了。满院子都是。回信告诉我你的地址，给你寄种子。”
我没有回。我拿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楼下有一棵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有人在拍手。
最后我回复了一个字：
“好。”
我不知道他的全名，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知道那些太阳花是什么颜色。那一条短信像一束从很远很远的童年打过来的微光，穿过无数个被遗忘的日子，落进我此刻的手心里。
我打开那本机器猫笔记本，找出那张已经发黄发脆的纸条。
“你的笑像太阳。谢谢。”
窗外的梧桐叶还在响。
楼下有人种了太阳花。我从十六楼的阳台往下看，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颜色，红的黄的粉的，挤挤挨挨地开在一个白色的泡沫箱里。
风很轻。
我不知道那个泡沫箱是谁家的。
我原以为，一个人小时候以何种方式被爱，决定了他长大后会以何种方式去爱。但我错了。真正的爱，在于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给予别人我们曾经缺少的。这一点，是你教会我的。
---
父亲走后第七年，母亲终于决定重新装修那间朝北的小卧室。
说是装修，其实不过是把墙上的水彩笔涂鸦用新漆盖掉，把那张一米二的小床连同床底落灰的塑料收纳箱一起，卖给收废品的河南老陈。母亲站在门口指挥工人搬东西，声音很大，像是在给自己壮胆。我靠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看两个穿着沾满白灰工装的男人把床垫竖起来，侧着身子从门框里挤出去。床垫的一角蹭过门框，发出沉闷的摩擦声。
那上面有一小块淡黄的尿渍，是父亲临终前失禁留下的。母亲看见了，别过头去。
“这个箱子还要吗？”工人指着床底拖出来的透明收纳箱问。
箱子里装着我小学到高中的旧课本，最上面是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上印着机器猫的图案，已经褪色到看不出原本的蓝色。我走过去把笔记本抽出来，对工人说不要了。
母亲没说话，只是挥挥手，示意他们继续搬。
那天傍晚下起了雨，很小，像粉末一样飘在空气里。我坐在新腾空的房间里翻那本笔记本。纸张已经发脆，边角卷起来，带着一股樟脑丸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六年级二班，张建军”，旁边画了一辆坦克。
张建军。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在裤袋里的水果糖，糖纸已经磨破了，糖块粘连在布料纤维上，要用指头一点点抠下来才能尝到一点甜味。
其实我一直记得张建军。只是很久没有人提起他，久到我自己都以为我忘了。
二〇〇三年，我十三岁，读六年级。张建军是我的同桌。
他个子很矮，坐在第一排，我坐第二排。按说我们不该是同桌，但那时候班主任提倡“一帮一”，让成绩好的学生带成绩差的学生。张建军成绩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数学考试他能把“3+5”算成“35”，还理直气壮地说三和五放在一起不就是三十五吗。
我不算成绩特别好，但比张建军强。于是我们成了同桌。
张建军有一个很特别的本领，他能在三秒钟之内把任何一支新铅笔咬得面目全非。笔杆上布满了细密的牙印，像某种远古生物的化石。他的文具盒里永远躺着三四支这样的铅笔，配一块从中间断裂的橡皮，和一把缺了角的三角尺。
那时候我们刚学到《穷人》那篇课文。渔夫的妻子桑娜在暴风雨夜收留了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心里忐忑不安。语文老师让我们写读后感，张建军趴在桌上睡着了，口水在课本上晕开一小片，把“穷人”两个字洇得模模糊糊。
第二天交作业，张建军当然没写。语文老师是个快退休的老头，脾气好得不像话，只是用指关节敲敲他的课桌，说：“张建军，你的读后感呢？”
张建军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像是昨晚没睡好。他说：“老师，我不觉得桑娜是穷人。”
“哦？”老师来了兴趣，“说说看。”
“她有丈夫，有两个孩子，有房子，有火炉，还有邻居。她不穷。”张建军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我什么都没有。”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笑出声来。老师没笑，他看了张建军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继续写板书。
那天下课后我问张建军，你爸妈呢？
他说，走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我还想再问，但他已经转过头去摆弄那支伤痕累累的铅笔了。铅笔芯断了，他用小刀削，刀片很钝，削出来的木头毛糙糙的，像被啃过。
后来我慢慢拼凑出张建军的情况。他跟爷爷一起住，住在学校后面那条巷子的尽头。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外出打工，一开始还会寄钱回来，后来就没了音信。他妈等了好几年，最后跟一个卖窗帘的四川男人走了。爷爷年纪大了，在巷口摆了一个修鞋摊，一天挣不到几个钱。
我回家把这事跟我妈说了。我妈正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她听完只“哦”了一声，然后说：“多帮帮人家学习。”
第二天上学，我把我妈给我带的牛奶放到张建军桌上。他看了一眼，没喝。
“我不喜欢喝牛奶。”他说。
“给你爷爷喝。”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牛奶塞进书包。那天下午，我看见他课间从书包里拿出那盒牛奶，用吸管戳开，一口一口慢慢喝。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像在吞咽什么很珍贵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会多带一样东西。有时候是牛奶，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我妈蒸的馒头。张建军从来不问为什么，我也从来不解释。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像两条平行流淌的小溪，在某个看不见的暗处交汇。
六年级下学期的春天，学校组织春游，去城郊的一个植物园。每人交二十块钱车费和门票费。张建军在通知发下来的那天下午就去找班主任，说他不去。
班主任问他为什么，他说爷爷这两天腰疼，他要在家照顾爷爷。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等他。他出来的时候表情平静，没有失望，也没有委屈。那种平静让我心里发堵。
春游前一天，我把我存的零花钱拿出来数了数，一共四十七块。我把二十块钱折成小方块，在放学的路上塞进张建军上衣口袋里。
他站住了，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二十块钱，又塞回给我。
“不用。”他说。
“就当我借你的。”我说。
“不用。”他又说了一遍。
他的眼睛很黑，像两口深井，投下去什么都看不见回声。我没有再坚持。那二十块钱被我带回家，重新塞回存钱罐里。
春游那天，张建军果然没有出现。我们在植物园的草地上野餐，同学们打打闹闹，我坐在一棵银杏树下，总觉得身边空荡荡的。回去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往外看，路过学校后面那条巷子时，我好像看见张建军的爷爷坐在巷口的修鞋摊前，低着头在给一只皮鞋换鞋底。张建军蹲在旁边，手里端着一碗面。
大巴很快开过去了，那个画面只在车窗上停留了不到一秒。
暑假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张建军一连三天没来上学。我去问班主任，班主任说张建军打电话来请假，说爷爷住院了。
第四天，张建军来了。他瘦了一圈，颧骨显得很高，校服穿在身上晃荡。那天的最后一节是自习课，我写数学作业，他在旁边用圆规尖在橡皮上扎洞。
“我爷爷是肺癌。”他突然说，声音很低，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停住笔。
“晚期了。医生说最多三个月。”他继续说，手里的圆规还在扎，一下一下，把橡皮扎出一个蜂窝状的图案，“我在医院里想，要是我爸还在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号码。我找遍了家里所有地方，没有他的号码。他最后一次打电话回来，是三年前。三年前我还小，我记不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十二岁，我所有的词汇里找不出一句能承接这些话的句子。
“张建军……”我张了张嘴。
“我要去打工。”他说，“我听人说，工地上搬砖，一天能挣五十块。五十块够爷爷在医院住一天了。”
“你才十三岁。”
“十三岁怎么了。”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让我想起他那支被咬得稀烂的铅笔，“我不小了。”
那天放学，我跟着他一起走。我们沿着学校外面的小河走，河面上漂着一些柳絮，白茫茫的，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他走在我前面半步，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上，他也不往上拉。
“我小时候，”他忽然开口，声音在风里显得很轻，“我妈还没走的时候，她喜欢在阳台上种太阳花。红的黄的粉的，满满一盆。她跟我说，太阳花好养活，只要给点阳光就开，也不怕旱。我那时候想，我要是太阳花就好了，给点阳光就开。后来我妈走了，院子里的太阳花全枯死了。我浇过水，每天都浇，还是死了。”
“可能是浇太多了。”我说，“太阳花不用天天浇水。”
他愣了愣，回头看我一眼，笑了：“早说啊。”
那个夏天，张建军没有去工地。班主任帮他联系了学校，学校又联系了社区。爷爷住进了社区补贴的安宁病房，学费被减免了，还有一个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每周去他家帮他补课。
我不知道在这背后有多少人伸了手。张建军从没有跟我提过这些，好像那些帮助是水，他是鱼，鱼在水里不需要问水从哪里来。
六年级最后一天，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所有学生都要跟自己的同桌互赠礼物。我用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支钢笔，装在蓝色纸盒里，系上银色的丝带。
张建军给我的是一张他画的画。画在一张作业纸上，铅笔画的，上面是一座小房子，房子前面有一大片太阳花，每一朵都用细细的线描出花瓣，有的涂成红色，有的涂成黄色，还有的涂成粉色。
“以后我会种很多太阳花。”他说，“在老家。如果我有老家。”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映着窗外的光，很亮。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眼睛里看到类似希冀的东西。
那天放学他绕远路送我回家。走到我家楼下的梧桐树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塞给我。是一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的，像揣了很久。
“没什么好送你的。”他挠挠头，“这个甜。”
我接过糖，攥在手心里。糖已经被他的体温捂得有些软了。
“张建军，”我叫他。
“嗯？”
“以后常联系。”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书包在他背上一颠一颠的，很快消失在巷口。梧桐叶的影子落下来，碎了一地。
那颗糖我放在书桌抽屉里，一直没吃。后来搬家，那糖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就像张建军，小学毕业那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他去了市里的中学，我考上了另一所。我们交换过家里的座机号码，打过几次电话。电话那头他常常在做事，有时候是在给爷爷熬粥，有时候是在洗衣服。电话里能听到水龙头的声音，哗啦哗啦，像永远在下雨。
有一次他说爷爷走了。电话里他的声音很平，没有哭腔。他说爷爷走的时候很安详，那天下午还吃了一碗藕粉。他感谢了很多很多人，说了很多个“谢谢”。最后他说：“我会好好的。”
那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
再后来，我家的座机停用，换了小灵通，又换了手机。他的号码我没有存下来，只在毕业纪念册上，有一行他写的字，歪歪扭扭的，留着一个座机号码，和一个模糊的地址。
几年后我偶然路过那个地址，发现巷子已经拆了，变成了一片商品房地基。推土机、打桩机、高高的脚手架，尘土飞扬。我在工地外站了一会儿，试图辨认那条巷子曾经的走向。但什么也认不出来。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样，像一排排墓碑，上面写着同样的墓志铭。
后来，我把张建军埋进了心里的某个抽屉。偶尔想起，像想起一段被嚼碎后咽下的记忆，带着一点苦涩的甜味。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后来母亲身体不好，我又调回老家。这些年间，我谈过几次恋爱，都不太长。不是对方不好，是我自己有问题。我在感情里总是患得患失，像一个紧抱存钱罐的孩子，生怕别人抢走我最后那点硬币。我爱过人吗？或许吧。但我从未真正给过什么。我原以为，一个人小时候以何种方式被爱，决定了他长大后会以何种方式去爱。我小时候得到了很多爱，母亲的、老师的、朋友的。可那些爱像阳光照在石头上，石头暖了，却从不发光。
父亲去世后，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东西。但那种审视像隔着一层雾，影影绰绰的，总看不清全貌。
母亲在朝北小卧室里叫我了。我放下笔记本走过去。
“这面墙，以前上面画了很多画。”母亲站在新刷的墙前，用手轻轻摸着那层还没有干透的白色乳胶漆，“你小时候就喜欢在墙上乱画。”
“不是我。”我说。
母亲愣了。
“那些画，是张建军画的。”我说，“你忘了吗，他有一年冬天来我家住了一周。那时候学校停电，他家里没法生火，你让他睡这屋。他那几天在墙上画画，先用铅笔起稿，又用水彩笔上色。你后来还骂了我一顿，说我不该把墙弄花。”
母亲想起来了，她“哦”了一声，眼神有些恍惚，像在回忆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她问。
“不知道。”我说。
新刷的墙很白。白色乳胶漆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盖过了外面飘进来的雨腥味。我站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想象着墙漆下面那层水彩笔的颜色。我记得张建军在墙上画过什么。他画过一条很长的河，河的尽头是一个太阳，太阳下面是很多花。
“这墙本来不该刷的。”母亲突然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歉疚。
我没说话。有些东西被盖住了，不代表它就消失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一个细节。那是很多年前的冬天，张建军住在我家。晚上我们并排躺在那张一米二的小床上，被子不够宽，他的胳膊露在外面。房间很冷，窗户上结着一层霜花。
他忽然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说：“不知道。你呢？”
他说：“我想当个好人。”
我笑了，说这算什么理想。
他翻了个身，面对着我。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说：“真的。我想当个好人。我想帮别人。因为太多人帮过我了，我还不过来。”
那一刻我不笑了。
“那你以后一定很有钱。”我说。
“为什么？”
“有钱才能帮别人啊。”
“不一定。”他说，“帮人不一定要有钱。比如你分我东西吃，那也没花多少钱，但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夜很长，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像两颗卫星在浩瀚的宇宙里交换微弱的信号。后来他先睡着了，呼吸均匀，像一条安静的地下河。我醒着，看着窗外被月光照亮的霜花，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但那是什么，我彼时尚不明白。那个夜晚落了很厚的雪。后来许多年里，我常常梦见那个夜晚。梦里张建军的呼吸声还在耳边，而我始终没有睡着，像是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回答。
去年，我在一家书店的旧书区看见一本书，叫《太阳花栽培手册》。薄薄的一本，封面上是那种最普通的太阳花，红的黄的粉的，挤挤挨挨地开在花盆里。
我站在书架前，忽然想，张建军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他有没有种下那些太阳花，有没有活成一个好人，有没有遇到一个人，让他不害怕失去。
然后我想起那个冬天他对我说过的话。他说帮人不一定要有钱。他说你分我东西吃，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原以为，一个人小时候以何种方式被爱，决定了他长大后会以何种方式去爱。但我错了。真正的爱，在于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给予别人我们曾经缺少的。
张建军小时候缺少的，我给了他。我给过他牛奶、鸡蛋、二十块钱、一个冬天的暂住、和他挤一张床的夜晚。我那时候不懂，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微不足道，对他来说却是雪中的炭。
而他给我的，我到现在才开始慢慢明白。
他没有教过我数学题，没有给过我压岁钱，没有送过我什么像样的礼物。他只给过我一幅画在作业纸上的太阳花，和一颗捂软了的水果糖。
但他给了我最珍贵的东西。他用他的存在告诉我，原来给予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幸福。他在被爱的同时，也在教会我如何爱。
也许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不缺少爱，只是有些人缺少机会去证明，自己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那个冬天他离开我家的时候，雪已经停了。我站在阳台里看他下楼，他的脚印在雪地上踩出一串黑色的窟窿，歪歪扭扭的，延伸向小区门口。
他在楼下忽然转过身来，朝我挥了挥手。
“太阳花！”他喊。
“什么？”我探出头。
“给你留了东西！在枕头下面！”
我跑回房间，掀开枕头，看见一张叠成方形的作业纸。打开来，上面用铅笔写着：“你的笑像太阳。谢谢。”
字迹还是那么潦草，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那一晚我又站在阳台上，看雪后的天空渐渐变深。远处有汽车驶过，车灯划破夜色，像一道转瞬即逝的光。
我把那张纸折好，夹进那本机器猫笔记本里。
一夹就是二十年。
母亲重新装修完朝北房间的那个月末，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号码不认识，归属地显示的是云南某地。
短信只有一句话：
“太阳花开了。满院子都是。回信告诉我你的地址，给你寄种子。”
我没有回。我拿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楼下有一棵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有人在拍手。
最后我回复了一个字：
“好。”
我不知道他的全名，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知道那些太阳花是什么颜色。那一条短信像一束从很远很远的童年打过来的微光，穿过无数个被遗忘的日子，落进我此刻的手心里。
我打开那本机器猫笔记本，找出那张已经发黄发脆的纸条。
“你的笑像太阳。谢谢。”
窗外的梧桐叶还在响。
楼下有人种了太阳花。我从十六楼的阳台往下看，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颜色，红的黄的粉的，挤挤挨挨地开在一个白色的泡沫箱里。
风很轻。
我不知道那个泡沫箱是谁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