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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不是那种绝交了还能在学校的扶手栏杆旁偶遇对方的年纪了。只要删掉你的联系方式你就会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太残忍了。我宁愿是在学校，回到我读高中的时候，下课十分钟远远的看到你双手撑在二楼栏杆上，和别人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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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间的灯是暖黄色的，但镜子里的我脸色还是青白。水龙头哗哗地响，我盯着水流把指尖上那点洗手液泡沫冲散，它们打着旋消失在下水口。手机就放在旁边的大理石台面上，屏幕已经黑了。删掉一个人原来只需要那么几秒。通讯录里，微信里，社交媒体上，所有能抵达你的路径，关闭，确认，完成。最后一次看到你的头像在那里亮着，是一个不会动的、安静的绿色圆点，然后也暗了下去。
我抽了两张纸巾擦手，擦得很用力，指尖的皮肤都泛了红。纸巾被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疲惫而陌生，三十岁的脸，眼睛里已经没有十七岁时那种愣头愣脑的、仿佛随时会为了一句玩笑就亮起来的光。我关了灯，摸黑回到客厅。房子是租的，一居室，很多东西都还在纸箱里没拆。我搬来这个城市两个月了，不算长，但用来确认一件事，够了——我们确实不会再在任何一个转角、任何一家咖啡馆、任何一条地铁线路的出口不期而遇。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凉的，灌下去，胃里一阵紧缩。然后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开大灯，就坐在那里，手机扣在膝盖上。它突然响了一下，我几乎是一个激灵翻过它来。只是一条垃圾短信，某房地产的促销广告。我把它删了，手指却停在你刚才还在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现在已经空了，变成了另一个名字，也许是外卖店的客服，也许是某个我早就忘了什么时候加上的同事。
真荒唐。我想起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前，就在我决定搬走之前。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你说你要回老家了，母亲身体不好。我点点头，说我也是。然后我们就安静地喝完了各自杯子里的东西。你走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起身送你。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你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说不上来，不像是告别，倒像是确认。
手机又响了一声，这次是房东发来的水电费账单。我把它划过去，点开了和你的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三天前，我问你：“钥匙是不是还在你那儿？”你回：“我找找，明天寄给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聊天背景还是系统默认的那张，灰白色的，像雾。我们之间最后能说的事情，竟然是一把钥匙。
我按了删除键。系统问：确认删除该联系人及聊天记录？我盯着那个红色的按钮，拇指悬在上面。你宿舍的样子忽然浮起来，大学的时候，你总把钥匙放在门框上。有一次我喝醉了去找你，你还没回来，我就踩在门口那张破凳子上够钥匙，差点摔下来。后来你回来了，看见我靠在门边，第一句话是：“你也不怕我把你当贼抓了。”第二句话是：“进来吧，给你倒杯水。”
我按下去了。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启动声。我把手机扔到一边，整个人滑下去，半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缝，从灯座那里蜿蜒出去，像一条干涸的河。
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那种老式的“凹”字形，中间围着一个天井。天井里种着几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香得人发晕。最热闹的是二楼那一圈走廊，课间十分钟，栏杆边永远挤满了人。男生们喜欢把胳膊搭在栏杆上，背对着教室，朝着天井或者更远的地方说话。你就是其中之一。
你总是双手撑在栏杆上，身体微微后仰，肩膀很宽，校服外套永远只扣最下面那颗扣子。你笑的时候会先抿一下嘴，然后才咧开，露出一点虎牙。我坐在教室里，靠窗那排，第三列，倒数第二桌。只要稍微侧过头，就能从窗户看到走廊上的人影。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看见你的后脑勺，你后脑勺上有一撮头发老是翘起来，怎么都压不下去。
我们是怎么熟起来的？好像是高一那个冬天。我的同桌换成了你的好朋友，你开始频繁地往我们教室跑，每次来都要和我同桌闹一会儿。你叫他“二狗”，他叫你“老大”。你偶尔也会转头看我一眼，说：“哟，学霸，又在做题啊？”我通常不抬头，就“嗯”一声。你也不恼，继续和他扯些有的没的。有一次，你突然把一个橘子放在我桌上，什么也没说就走了。那个橘子我留了很久，放到快干瘪了才吃了，很甜。
后来我们分到了一个班。高二，文科班。你选文科是因为你妈想让你当老师，我选文科是因为我物理实在太烂了。开学第一天，你走进教室，看见我坐在窗户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哟，学霸，你也在啊。”那一刻，窗外正好有一阵风吹过来，把蓝色的窗帘吹得鼓起来，像一片海。你的笑就浮在那片海的边缘上。
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年纪了。那个年纪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不需要言说的黏稠。你可以在一千个人里认出一个背影，可以在喧闹的课间准确地听见他的声音，可以为了多看他一眼故意绕远路去上厕所。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手机里一个个可以左右滑动的页面。删除，确认，一个人就能从生活里蒸发得干干净净。
我翻了个身，脸埋进靠垫里。靠垫有点旧了，有一股洗衣液和灰尘混合的气味。像我们学校后门那条巷子。巷子里有一家卖馄饨的小店，你带我去过一次。那天下着小雨，我们都没带伞，就坐在店门口的雨棚下面，一人一碗热腾腾的馄饨。你往我碗里撒胡椒，说：“吃这个，暖。”我齁得直打喷嚏，你在对面笑得弯了腰。后来雨停了，我们往回走，踩过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洼，鞋都湿了。你忽然说：“以后要是走散了，就来这家店等。老板认识我们。”我没说话，但心里记下了。
那家店后来拆了。我去年路过那条巷子，早就变成了一片工地，脚手架搭得像一个巨大的、空洞的骨架。老板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我们真的走散过很多次，只是当时年轻，总以为还有机会重来。下个课间，下个周末，下个学期。总以为学校很大，又很小。小到不管怎么转，最后都能在二楼的走廊上看见你。
我闭上眼睛。
高二下学期，三月末，天气开始回暖。学校组织春游，去城郊的植物园。那天阳光很好，我们班三三两两地散在草地上。我坐在一棵香樟树下看书，你忽然走过来，影子投在我的书页上。我抬头，看见你递过来一个草莓味的甜筒。甜筒已经开始化了，粉红色的汁水沿着你指节流下来。你皱着眉头说：“快吃啊，要化了。”我接过来，手忙脚乱地舔，你在旁边笑。后来你的手上黏糊糊的，你就在我的衬衫下摆上擦了一下。我骂你，你笑得更大声了。
那个下午，我们并排坐在草地上，谁也没说话。远处有别的班在放风筝，一只蓝白色的蝴蝶风筝飞得老高。你仰头看着，风吹起你额前的碎发。我偷偷看你，你突然转过来，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我飞快地移开。你轻轻地说：“这个甜筒，是我们班定的，只有二十个。你的是我抢来的。”我“哦”了一声，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回去的校车上，我靠着车窗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头靠在你肩膀上。你正看着窗外，下巴抵在我的发顶。我没有动，又闭上了眼睛。你的心跳隔着校服传过来，一下一下，像某种安定剂。我装睡装到校门口，你也没拆穿我，只拍了拍我的脸，说：“到了。”
从那以后，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开始一起回家，从学校后门出去，穿过两条巷子，走到大街上。你推着那辆蓝色的山地车，我走在你左边。有时你会故意把车铃按得叮铃响，惹得路边的狗一阵狂吠。我们会在那家馄饨店前分开，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但第二天早晨，你又会出现在教学楼二楼的走廊上，看见我的时候，会远远地招一下手。
那时最残忍的事情，不过是夏天太短。高三开始后，连课间的十分钟都变宝贵了。你不再去走廊，我也很少抬头看窗外。我们见面就只是打个照面，点个头，偶尔在食堂碰见，会拼个桌。你的头发剪短了，人也瘦了一点。有一次，我晚上十点才从教室出来，发现你靠在楼梯口，手里拎着一袋牛奶。你说：“我等你一起走。”我说：“你明天不是还要上课吗？”你说：“我又不住校，顺路。”其实你家和我家，一个往南，一个往北。
我们沉默地走在夜色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几乎要叠在一起。你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最后只说：“早点睡吧。”我在我家楼下站住，看你骑着车远去，车尾灯闪了一下，灭了。
高考完的那天，大家都疯了。你来找我，在二楼的走廊上。天色已经暗下来，天井里那几棵桂花树黑黢黢的，只有教室里漏出的灯光照在我们脸上。你站在栏杆边，还是双手撑在栏杆上，像以前一样，只是不再有别人，只剩我们两个。你笑着说：“结束了。”我看着你，突然就哭了。你慌了，伸手来擦我的眼泪，越擦越多。后来你索性把我拉进怀里，我闻到你衣领上有汗味和桂花的淡香。你的下巴搁在我头顶，说：“别哭。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以后”这个词，年少的时候听起来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铺满阳光的路。现在再想起，只觉得自己当时太傻。
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你留在本城。我们的联系从每天变成每周，从每周变成每月，最后变成只有在对方生日时才冒个泡。中间有几年，我们几乎完全失去了消息。去年我辞职，准备搬回家附近，才又联系上你。你还在原来的城市工作，混得不算好，也不算坏。我们约着见了一面，就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你看起来成熟了，眼角有了一点细纹，笑起来的时候，虎牙还是那颗。只是说话变得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便就能逗我笑。
你送我到电梯口，说：“改天一起吃饭。”我说：“好啊。”然后你看着我，又说了一句：“你都没怎么变。”我笑了笑，说：“你也是。”
电梯门关上，我看见你的脸在门缝里一点一点变窄，最后被金属吞没。像一根被风吹灭的蜡烛。
再后来，我搬到了现在这个城市。我们又开始时断时续地联系，像两个住在同一个频率里的陌生人。有时候我会在深夜给你发一句：“睡了吗？”你可能第二天才回：“昨晚睡着了。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问问。”然后对话框又安静下去。
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张很薄很薄的纸，谁都不敢用力。
直到两个月前，你告诉我你要回老家了。你妈病了，需要人照顾。你说你打算在老家开个小店，不出来了。我说：“那挺好的。”你说：“你呢？还打算在这里待着？”我说：“嗯，再看看吧。”你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你发来一张照片。是我们高中学校的照片，不知道你从哪里找的。教学楼重新刷了漆，蓝色的，天井里的桂花树长高了，枝叶都探到二楼的走廊上了。
“你还记得这里吗？”你问。
我当然记得。
“记得。”
“我有时候会梦见那里。”
“我也是。”
“梦见我们还在上高中。”
“真好。”
我们的对话就停在这里。三天后，我发消息问你还记不记得那把钥匙。你说记得，找找寄给我。然后你就真的消失了。
我甚至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删掉我的。也许是在我按下删除之前，你的头像就已经变成了一条灰线。也许你比我先一步，又也许我们同时。我们之间连谁先退出这件事，都变成了一种不需要商量的默契。
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手机滑到地上，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了。我把它捡起来，解锁，点开通讯录。你的名字不在了。我输你的首字母，没有。输你的手机号，系统提示不是联系人。我切到微信，通讯录里翻到底，没有你。我甚至去搜索你的昵称，结果是一片空白。
你就这样不见了。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每盏灯后面都有人，每部手机里都装着无数个名字。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能在某个转角、某个学校二楼的走廊上，随便一抬眼就能看见的了。
我想起高中时，有一次语文课，老师问我们：“人生中哪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追回的？”当时有同学说时间，有同学说青春，有同学说死去的亲人。轮到你时，你站起来，挠了挠头，说：“有些话，当时没说，后来就再也说不出口了。”全班都笑了，只有我没笑。我那时就觉得，你好像是在说给我们听的。
如今，我坐在这个陌生的出租屋里，像一个在海里丢了锚的船。手机通讯录里少了一个名字，宇宙里少了一个人能抵达我的路径。我再也不能在深夜给你发一句“睡了吗”，再也不能假装不经意地问你“钥匙找到没有”。你的消失干净得没有痕迹，像十七岁那年你递给我的那个橘子，被我吃掉了，只剩下满手的甜腻和一点若有若无的、再也找不回来的香气。
我闭上眼睛，眼前浮起的是二楼的走廊。你双手撑在栏杆上，背对着我。下课铃已经响了，人潮从各个教室里涌出来，从你身边经过。你却转过头，朝我这边看过来。夕阳落在你身后，把你的轮廓染成一种温暖的橙色。你抬起一只胳膊，朝我挥了挥，嘴巴动了动，好像是叫我的名字。
我听得见，但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已经不是那种绝交了还能在学校的扶手栏杆旁偶遇对方的年纪了。只要删掉你的联系方式你就会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太残忍了。我宁愿是在学校，回到我读高中的时候，下课十分钟远远的看到你双手撑在二楼栏杆上，和别人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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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间的灯是暖黄色的，但镜子里的我脸色还是青白。水龙头哗哗地响，我盯着水流把指尖上那点洗手液泡沫冲散，它们打着旋消失在下水口。手机就放在旁边的大理石台面上，屏幕已经黑了。删掉一个人原来只需要那么几秒。通讯录里，微信里，社交媒体上，所有能抵达你的路径，关闭，确认，完成。最后一次看到你的头像在那里亮着，是一个不会动的、安静的绿色圆点，然后也暗了下去。
我抽了两张纸巾擦手，擦得很用力，指尖的皮肤都泛了红。纸巾被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疲惫而陌生，三十岁的脸，眼睛里已经没有十七岁时那种愣头愣脑的、仿佛随时会为了一句玩笑就亮起来的光。我关了灯，摸黑回到客厅。房子是租的，一居室，很多东西都还在纸箱里没拆。我搬来这个城市两个月了，不算长，但用来确认一件事，够了——我们确实不会再在任何一个转角、任何一家咖啡馆、任何一条地铁线路的出口不期而遇。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凉的，灌下去，胃里一阵紧缩。然后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开大灯，就坐在那里，手机扣在膝盖上。它突然响了一下，我几乎是一个激灵翻过它来。只是一条垃圾短信，某房地产的促销广告。我把它删了，手指却停在你刚才还在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现在已经空了，变成了另一个名字，也许是外卖店的客服，也许是某个我早就忘了什么时候加上的同事。
真荒唐。我想起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前，就在我决定搬走之前。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你说你要回老家了，母亲身体不好。我点点头，说我也是。然后我们就安静地喝完了各自杯子里的东西。你走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起身送你。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你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说不上来，不像是告别，倒像是确认。
手机又响了一声，这次是房东发来的水电费账单。我把它划过去，点开了和你的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三天前，我问你：“钥匙是不是还在你那儿？”你回：“我找找，明天寄给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聊天背景还是系统默认的那张，灰白色的，像雾。我们之间最后能说的事情，竟然是一把钥匙。
我按了删除键。系统问：确认删除该联系人及聊天记录？我盯着那个红色的按钮，拇指悬在上面。你宿舍的样子忽然浮起来，大学的时候，你总把钥匙放在门框上。有一次我喝醉了去找你，你还没回来，我就踩在门口那张破凳子上够钥匙，差点摔下来。后来你回来了，看见我靠在门边，第一句话是：“你也不怕我把你当贼抓了。”第二句话是：“进来吧，给你倒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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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启动声。我把手机扔到一边，整个人滑下去，半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缝，从灯座那里蜿蜒出去，像一条干涸的河。
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那种老式的“凹”字形，中间围着一个天井。天井里种着几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香得人发晕。最热闹的是二楼那一圈走廊，课间十分钟，栏杆边永远挤满了人。男生们喜欢把胳膊搭在栏杆上，背对着教室，朝着天井或者更远的地方说话。你就是其中之一。
你总是双手撑在栏杆上，身体微微后仰，肩膀很宽，校服外套永远只扣最下面那颗扣子。你笑的时候会先抿一下嘴，然后才咧开，露出一点虎牙。我坐在教室里，靠窗那排，第三列，倒数第二桌。只要稍微侧过头，就能从窗户看到走廊上的人影。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看见你的后脑勺，你后脑勺上有一撮头发老是翘起来，怎么都压不下去。
我们是怎么熟起来的？好像是高一那个冬天。我的同桌换成了你的好朋友，你开始频繁地往我们教室跑，每次来都要和我同桌闹一会儿。你叫他“二狗”，他叫你“老大”。你偶尔也会转头看我一眼，说：“哟，学霸，又在做题啊？”我通常不抬头，就“嗯”一声。你也不恼，继续和他扯些有的没的。有一次，你突然把一个橘子放在我桌上，什么也没说就走了。那个橘子我留了很久，放到快干瘪了才吃了，很甜。
后来我们分到了一个班。高二，文科班。你选文科是因为你妈想让你当老师，我选文科是因为我物理实在太烂了。开学第一天，你走进教室，看见我坐在窗户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哟，学霸，你也在啊。”那一刻，窗外正好有一阵风吹过来，把蓝色的窗帘吹得鼓起来，像一片海。你的笑就浮在那片海的边缘上。
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年纪了。那个年纪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不需要言说的黏稠。你可以在一千个人里认出一个背影，可以在喧闹的课间准确地听见他的声音，可以为了多看他一眼故意绕远路去上厕所。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手机里一个个可以左右滑动的页面。删除，确认，一个人就能从生活里蒸发得干干净净。
我翻了个身，脸埋进靠垫里。靠垫有点旧了，有一股洗衣液和灰尘混合的气味。像我们学校后门那条巷子。巷子里有一家卖馄饨的小店，你带我去过一次。那天下着小雨，我们都没带伞，就坐在店门口的雨棚下面，一人一碗热腾腾的馄饨。你往我碗里撒胡椒，说：“吃这个，暖。”我齁得直打喷嚏，你在对面笑得弯了腰。后来雨停了，我们往回走，踩过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洼，鞋都湿了。你忽然说：“以后要是走散了，就来这家店等。老板认识我们。”我没说话，但心里记下了。
那家店后来拆了。我去年路过那条巷子，早就变成了一片工地，脚手架搭得像一个巨大的、空洞的骨架。老板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我们真的走散过很多次，只是当时年轻，总以为还有机会重来。下个课间，下个周末，下个学期。总以为学校很大，又很小。小到不管怎么转，最后都能在二楼的走廊上看见你。
我闭上眼睛。
高二下学期，三月末，天气开始回暖。学校组织春游，去城郊的植物园。那天阳光很好，我们班三三两两地散在草地上。我坐在一棵香樟树下看书，你忽然走过来，影子投在我的书页上。我抬头，看见你递过来一个草莓味的甜筒。甜筒已经开始化了，粉红色的汁水沿着你指节流下来。你皱着眉头说：“快吃啊，要化了。”我接过来，手忙脚乱地舔，你在旁边笑。后来你的手上黏糊糊的，你就在我的衬衫下摆上擦了一下。我骂你，你笑得更大声了。
那个下午，我们并排坐在草地上，谁也没说话。远处有别的班在放风筝，一只蓝白色的蝴蝶风筝飞得老高。你仰头看着，风吹起你额前的碎发。我偷偷看你，你突然转过来，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我飞快地移开。你轻轻地说：“这个甜筒，是我们班定的，只有二十个。你的是我抢来的。”我“哦”了一声，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回去的校车上，我靠着车窗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头靠在你肩膀上。你正看着窗外，下巴抵在我的发顶。我没有动，又闭上了眼睛。你的心跳隔着校服传过来，一下一下，像某种安定剂。我装睡装到校门口，你也没拆穿我，只拍了拍我的脸，说：“到了。”
从那以后，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开始一起回家，从学校后门出去，穿过两条巷子，走到大街上。你推着那辆蓝色的山地车，我走在你左边。有时你会故意把车铃按得叮铃响，惹得路边的狗一阵狂吠。我们会在那家馄饨店前分开，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但第二天早晨，你又会出现在教学楼二楼的走廊上，看见我的时候，会远远地招一下手。
那时最残忍的事情，不过是夏天太短。高三开始后，连课间的十分钟都变宝贵了。你不再去走廊，我也很少抬头看窗外。我们见面就只是打个照面，点个头，偶尔在食堂碰见，会拼个桌。你的头发剪短了，人也瘦了一点。有一次，我晚上十点才从教室出来，发现你靠在楼梯口，手里拎着一袋牛奶。你说：“我等你一起走。”我说：“你明天不是还要上课吗？”你说：“我又不住校，顺路。”其实你家和我家，一个往南，一个往北。
我们沉默地走在夜色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几乎要叠在一起。你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最后只说：“早点睡吧。”我在我家楼下站住，看你骑着车远去，车尾灯闪了一下，灭了。
高考完的那天，大家都疯了。你来找我，在二楼的走廊上。天色已经暗下来，天井里那几棵桂花树黑黢黢的，只有教室里漏出的灯光照在我们脸上。你站在栏杆边，还是双手撑在栏杆上，像以前一样，只是不再有别人，只剩我们两个。你笑着说：“结束了。”我看着你，突然就哭了。你慌了，伸手来擦我的眼泪，越擦越多。后来你索性把我拉进怀里，我闻到你衣领上有汗味和桂花的淡香。你的下巴搁在我头顶，说：“别哭。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以后”这个词，年少的时候听起来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铺满阳光的路。现在再想起，只觉得自己当时太傻。
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你留在本城。我们的联系从每天变成每周，从每周变成每月，最后变成只有在对方生日时才冒个泡。中间有几年，我们几乎完全失去了消息。去年我辞职，准备搬回家附近，才又联系上你。你还在原来的城市工作，混得不算好，也不算坏。我们约着见了一面，就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你看起来成熟了，眼角有了一点细纹，笑起来的时候，虎牙还是那颗。只是说话变得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便就能逗我笑。
你送我到电梯口，说：“改天一起吃饭。”我说：“好啊。”然后你看着我，又说了一句：“你都没怎么变。”我笑了笑，说：“你也是。”
电梯门关上，我看见你的脸在门缝里一点一点变窄，最后被金属吞没。像一根被风吹灭的蜡烛。
再后来，我搬到了现在这个城市。我们又开始时断时续地联系，像两个住在同一个频率里的陌生人。有时候我会在深夜给你发一句：“睡了吗？”你可能第二天才回：“昨晚睡着了。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问问。”然后对话框又安静下去。
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张很薄很薄的纸，谁都不敢用力。
直到两个月前，你告诉我你要回老家了。你妈病了，需要人照顾。你说你打算在老家开个小店，不出来了。我说：“那挺好的。”你说：“你呢？还打算在这里待着？”我说：“嗯，再看看吧。”你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你发来一张照片。是我们高中学校的照片，不知道你从哪里找的。教学楼重新刷了漆，蓝色的，天井里的桂花树长高了，枝叶都探到二楼的走廊上了。
“你还记得这里吗？”你问。
我当然记得。
“记得。”
“我有时候会梦见那里。”
“我也是。”
“梦见我们还在上高中。”
“真好。”
我们的对话就停在这里。三天后，我发消息问你还记不记得那把钥匙。你说记得，找找寄给我。然后你就真的消失了。
我甚至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删掉我的。也许是在我按下删除之前，你的头像就已经变成了一条灰线。也许你比我先一步，又也许我们同时。我们之间连谁先退出这件事，都变成了一种不需要商量的默契。
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手机滑到地上，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了。我把它捡起来，解锁，点开通讯录。你的名字不在了。我输你的首字母，没有。输你的手机号，系统提示不是联系人。我切到微信，通讯录里翻到底，没有你。我甚至去搜索你的昵称，结果是一片空白。
你就这样不见了。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每盏灯后面都有人，每部手机里都装着无数个名字。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能在某个转角、某个学校二楼的走廊上，随便一抬眼就能看见的了。
我想起高中时，有一次语文课，老师问我们：“人生中哪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追回的？”当时有同学说时间，有同学说青春，有同学说死去的亲人。轮到你时，你站起来，挠了挠头，说：“有些话，当时没说，后来就再也说不出口了。”全班都笑了，只有我没笑。我那时就觉得，你好像是在说给我们听的。
如今，我坐在这个陌生的出租屋里，像一个在海里丢了锚的船。手机通讯录里少了一个名字，宇宙里少了一个人能抵达我的路径。我再也不能在深夜给你发一句“睡了吗”，再也不能假装不经意地问你“钥匙找到没有”。你的消失干净得没有痕迹，像十七岁那年你递给我的那个橘子，被我吃掉了，只剩下满手的甜腻和一点若有若无的、再也找不回来的香气。
我闭上眼睛，眼前浮起的是二楼的走廊。你双手撑在栏杆上，背对着我。下课铃已经响了，人潮从各个教室里涌出来，从你身边经过。你却转过头，朝我这边看过来。夕阳落在你身后，把你的轮廓染成一种温暖的橙色。你抬起一只胳膊，朝我挥了挥，嘴巴动了动，好像是叫我的名字。
我听得见，但已经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