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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盘录像带在我书桌抽屉的最深处躺了将近二十年。索尼的VhS格式，黑色塑料外壳上贴着已经泛黄的标签，标签上圆珠笔的字迹洇开了一小片，勉强能辨认出“1999年夏”几个字。我把它翻出来的时候，灰尘在午后的光柱里疯狂旋转，呛得我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儿子凑过来，用指尖碰了碰它：“爸爸，这是什么？大号的磁带吗？”
我笑了笑，没回答。客厅里那台早就被淘汰的录像机被我翻出来，接上电视，发出“咔哒咔哒”的机械声响。屏幕先是一片雪花，然后是“滋啦”的电流声，接着，画面跳了出来。
模糊的。真的太模糊了。像隔着毛玻璃看世界，像在梦里看一场别人的旧事。色彩已经褪得不成样子，蓝天变成了灰蓝，草地是一片浑浊的黄绿，人物的脸更是糊成一团团色块。但那个声音，那个“哈哈哈哈”的笑声，像一把钝刀，猛地劈开了我记忆的壳。
儿子皱着眉头：“看不清啊，爸爸。”
“看一会儿就清楚了。”我说。
他没有再追问，只是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安静地盯着屏幕。画面里，两个小男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正蹲在一条臭水沟旁边。沟里的水是浑浊的，漂着几片枯叶和一只不知谁丢进去的塑料凉鞋。高一点的那个男孩手里攥着一根树枝，正往水里戳着什么，矮一点的那个紧挨着他，伸长了脖子看，差点一头栽进去。
“那是你吗，爸爸？”儿子指着高一点的那个。
“旁边那个呢？”
我没有回答。屏幕里的笑声还在继续，我听见自己五岁时尖锐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夹杂着另一个更软糯一些的声音在喊：“阿远！阿远！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嘛！”
阿远。那个名字在舌尖滚了一下，烫得我喉咙发紧。
画面突然晃动起来，天旋地转，然后是一片漆黑，只剩下声音在继续。我听见两个小孩在争吵，为了谁先看树枝上的那只虫子，接着是“啪”的一声闷响，然后是哭声，我的和另一个的，混在一起，像两条纠缠不清的小河。大人的呵斥声从远处传来，画面彻底断了。
我按下暂停键，盯着满屏的雪花点。
“爸爸，后来呢？”儿子问。
“后来，”我说，“后来我们被各自的妈妈领回家，打了屁股。”
儿子“哦”了一声，似乎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他指了指屏幕：“那个小朋友呢？他现在在哪？”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午后的阳光很好，楼下有孩子在追逐打闹，笑声传上来，清清脆脆的。我的目光越过那些奔跑的身影，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呀，”我说，“他大概……在很远的地方吧。”
记忆这东西，有时候比录像带还要模糊。我试图回想阿远的脸，却发现怎么也想不真切。只记得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两条缝，鼻子皱皱的，像一只刚睡醒的小狗。他的头发软塌塌的，总是被妈妈剪成难看的锅盖头。他比我矮半个头，走路喜欢拽着我的衣角，像一条甩不掉的小尾巴。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问题我问过我妈。她正在厨房里择菜，头也不抬地说：“还能怎么认识？你三岁的时候发高烧，我抱着你去医院，你爸出差在外地，我一个人急得直哭。你阿远妈妈也在，她儿子也是发烧，两个小孩都烧得迷迷糊糊的，躺在病床上，不知道怎么地，你伸出手去够他的手。两个病床隔得远，够不着，你们俩就在那儿使劲伸，像两只笨拙的小乌龟。后来护士把你们挪到一起，你就攥着他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烧退了都不肯松。”
她说着说着笑了起来：“你那时候还没跟人家说过一句话呢，就先牵了手。”
这段往事我毫无印象。对我来说，阿远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像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像院子里永远堆着的那些破铜烂铁，像空气，像阳光，像一切理所应当存在着的东西。我不记得认识他的过程，因为认识他这件事本身，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我们住的地方是个老旧的家属院，灰色的筒子楼，楼道里永远弥漫着炒菜的油烟味和煤炉的呛人气味。楼与楼之间拉着密密麻麻的铁丝，晾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和被单，风一吹，像万国旗在飘。院子中间有一棵巨大的槐树，树底下堆着旧家具、破箱子、生锈的铁锅，是孩子们的乐园。那些废弃的物品在我们眼里都是宝贝，一个破脸盆可以当头盔，一根木棍就是宝剑，几个纸箱子搭在一起就是城堡。
阿远是我唯一的臣民。
我比他大两个月，便理所当然地当了“大王”。他从不反抗，我叫他往东他就往东，我叫他跳他就跳。有一次我让他从槐树底下那个半米高的石墩上跳下来，他真的跳了，结果崴了脚，肿得像馒头。他疼得直抽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咬着嘴唇不肯哭。我吓坏了，背着他往家跑，他比我矮但也不轻，压得我直不起腰。跑到半路我们俩一起摔倒了，两个人都坐在地上，他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也哭了。哭完了，他抽抽噎噎地说：“阿远……你……你背我……”
“我在背啊。”
“你下次……跑快一点……”
我破涕为笑，爬起来又背他。那次之后，他的脚瘸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每天去他家报到，给他带我妈蒸的糖包子，帮他抄作业（虽然我们的字都丑得不行），背他上厕所。他妈妈见了我就笑：“阿远又来了？你们俩呀，上辈子是兄弟吧。”
上辈子是不是兄弟我不知道，但这辈子，我只有他。
我们的童年，就在那条臭水沟、那棵老槐树、那些废铜烂铁之间铺展开来。春天我们去槐树上掏鸟窝，夏天去街角的水泥管里午睡，秋天捡落叶堆起来点火，冬天在结冰的水洼上滑来滑去。我们的膝盖上永远有伤，指甲缝里永远有泥，衣服上永远有洗不掉的草汁印子。我们分享过一根冰棍，分享过一本小人书，分享过同一个秘密——有次我们打碎了楼道里的一盏灯，谁也没承认，那盏灯就那么黑了好几年。
录像带里还有很多片段。都是模糊的，断断续续的。有一年过年，我们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放烟花，他怕得躲在我身后，只露出半张脸。有一年夏天，我们坐在门槛上吃西瓜，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他边吃边笑，笑得呛到了。有一年秋天，我们在地里挖红薯，他挖到一条蚯蚓，吓得扔掉铲子就跑，跑了一半又跑回来，小心翼翼地用树枝把蚯蚓挑到一边去。
那些画面，每一帧都模糊得看不清五官，但我却能准确地认出他。不是因为他的样子，而是因为他的姿态，他的动作，他笑的方式，他哭的样子。那些东西刻在骨头里，比容貌更长久。
后来，录像带就突然断了。像一条河突然流到了悬崖边，什么都没留下。屏幕上一片空白，连雪花点都没有。
我关了电视。儿子歪着头看我，好像想说什么，又忍住了。他只是把小手搭在我的膝盖上，轻轻地拍了拍，像在安慰我。我低头看他，他正好也在看我，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映着窗外的光。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睛和阿远真像。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盘录像带里的画面。我想起一件事——那盘录像带是阿远拍的。
那是1999年夏天。我爸单位里发了一台摄像机，那种老式的、需要扛在肩上的大家伙。我爸拍了几天就没兴趣了，把摄像机扔在柜子顶上。阿远来找我玩的时候看见了，搬了把椅子够下来，摆弄了半天，居然真的让它转起来了。
他扛着那台比他的头还大的摄像机，对准我。
“你干什么？”我问。
“拍你。”他瓮声瓮气地说，“以后你死了，我还能看你。”
“你才死了。”我骂他。
他嘿嘿地笑，镜头晃来晃去。那天下午我们就玩了这个——他拍我，我拍他，拍臭水沟，拍老槐树，拍院子里所有的一切。拍完了，他把带子倒回去，我们挤在一起看。屏幕上的画面歪歪扭扭的，我们的脸有时只有半个，有时糊成一团。但我们看得很认真，一遍又一遍。
“以后我们长大了，也要看。”他说。
“嗯。”我说。
“你保证？”
“我保证。”
后来那盘带子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我爸调了工作，我们搬了家。从城南搬到城北，从筒子楼搬到单元房。搬家那天阿远来送我，他站在卡车旁边，脚在地上蹭来蹭去，蹭出一个浅浅的坑。他妈妈喊他回家，他不动。我爬上卡车，车厢很高，我坐在一堆纸箱子中间往下看，他站在下面仰着头看我，脸小小的，模模糊糊的。
“你会回来吗？”他问。
“会。”我说。
“你保证？”
“我保证。”
卡车发动了，喷出一股黑烟。他站在烟里朝我挥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黑点，被扬起的灰尘吞没了。
我没有回去。
开始的时候还写信。我写新学校的事情，写新朋友，写城里的大楼有多高。他回信，歪歪扭扭的字，告诉我槐树开花了，谁谁谁搬走了，臭水沟被填平了要盖新楼。后来信越来越少，从一个月一封变成半年一封，最后就断了。我偶尔想起他，会心里一紧，想写封信，却又不知道写什么。时间久了，那个“偶尔”也变成了“几乎不”，再从“几乎不”变成了“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闻到槐花香的时候，比如看到臭水沟的时候，比如听到某个相似的笑声的时候。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像一条湍急的河，裹挟着我往前奔流，我连回头看看的力气都没有。
直到那天翻出那盘录像带。
半个月后，我带着儿子回了一趟老家。
城市变化太大了，记忆里的地图已经完全失效。家属院还在，但已经被圈在高楼之间，显得又矮又旧。外墙刷了新的涂料，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楼道里的灯亮着，惨白的光照着水泥台阶。
我找到原来住的那栋楼，三楼，左边的门。门是新换的防盗门，门口摆着一双男式拖鞋和一双小孩的凉鞋。我站了很久，没有敲门。
转身下楼，走到院子中间。那棵老槐树还在，比记忆中粗壮了许多，枝叶繁茂，几乎遮住了半个院子。树底下那堆废铜烂铁早就没有了，换成了几件崭新的健身器材。几个老太太坐在旁边聊天，一个小孩在跑步机上踉踉跄跄地走。
我站在槐树下面，抬头看。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碎金一样。
“爸爸，”儿子拽拽我的衣角，“你在看什么？”
“看树。”我说。
他“哦”了一声，也开始抬头看。看了一会儿，他指着高处：“那里有个鸟窝。”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在树杈分叉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鸟窝，用枯枝和羽毛搭成，稳稳地卡在那里。
“那个鸟窝，”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
儿子歪着头：“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蹲下来，让他能看清我的眼睛，“我小时候也看过它。我和一个小朋友，我们俩就坐在那个石墩上，”我指了指旁边那个已经被磨得光滑的石墩，“一起看。”
“那个小朋友呢？”
“他呀，”我摸了摸他的头，“他后来搬走了。”
“那他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
儿子想了想，忽然说：“爸爸，你拍视频吗？”
我愣了一下：“什么？”
“你拍个视频，”他认真地说，“这样那个小朋友就能看见你了。他看见了，就知道你还在等他。”
我愣在那里，看着儿子黑亮的眼睛。他还小，他不懂什么叫失散，什么叫物是人非，什么叫再也回不去了。他以为拍个视频，发出去，那个人就能看见。他以为只要你想，就能找到。他以为世界是圆的，走散了也会相遇。
他不知道，有些走散，就是一辈子。
但我还是掏出了手机。
我举着它，对着那棵老槐树，对着那个鸟窝，对着那个石墩，对着我自己。阳光有点刺眼，我看不太清屏幕，但我按下录像键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像蒙了一层灰。
“阿远，”我说，“这是那棵槐树。你记得吗？那年夏天你用它拍了我，现在我用这个拍你。你看见了吗？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我又说了一遍，“虽然有点晚。”
手机屏幕上，我的脸和身后的槐树叠在一起，模模糊糊的，像一盘旧录像带。我按下停止键，视频存进了相册。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不会把它发出去，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阿远在哪里，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但拍下它的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屏幕那边有个人在笑，眼睛眯成两条缝，鼻子皱皱的，像一只刚睡醒的小狗。
那盘模糊的录像带，那个模糊的身影，那段模糊的岁月。
唯有你，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如昨。
那天晚上离开老家之前，我又去了一趟那个臭水沟。沟还在，但水已经干了，沟底长了草，绿油油的。我站在沟边，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带着远处饭菜的香味和隐约的说笑声。我闭上眼睛，听见二十年前的自己在这里喊：“阿远！阿远！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嘛！”
睁开眼，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正在暗下去。儿子拉着我的手，仰着头问：“爸爸，你在想什么？”
“在想一个故事。”我说。
“什么故事？”
“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我牵着他往回走，“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小男孩，他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后来呢？”
“后来……”我看着天边那颗最先亮起来的星星，笑了笑，“后来他们长大了，走散了。但他们没有忘记对方。他们只是……走散了。”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暮色里，走进城市的灯火里。身后，那个老旧的家属院渐渐模糊，渐渐看不见了。
但我心里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那棵槐树还在，那个鸟窝还在，那个石墩还在。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就像有些友谊，不需要清晰的画面来证明。
它就在那里。
从记事开始，直到永远。
那盘录像带在我书桌抽屉的最深处躺了将近二十年。索尼的VhS格式，黑色塑料外壳上贴着已经泛黄的标签，标签上圆珠笔的字迹洇开了一小片，勉强能辨认出“1999年夏”几个字。我把它翻出来的时候，灰尘在午后的光柱里疯狂旋转，呛得我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儿子凑过来，用指尖碰了碰它：“爸爸，这是什么？大号的磁带吗？”
我笑了笑，没回答。客厅里那台早就被淘汰的录像机被我翻出来，接上电视，发出“咔哒咔哒”的机械声响。屏幕先是一片雪花，然后是“滋啦”的电流声，接着，画面跳了出来。
模糊的。真的太模糊了。像隔着毛玻璃看世界，像在梦里看一场别人的旧事。色彩已经褪得不成样子，蓝天变成了灰蓝，草地是一片浑浊的黄绿，人物的脸更是糊成一团团色块。但那个声音，那个“哈哈哈哈”的笑声，像一把钝刀，猛地劈开了我记忆的壳。
儿子皱着眉头：“看不清啊，爸爸。”
“看一会儿就清楚了。”我说。
他没有再追问，只是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安静地盯着屏幕。画面里，两个小男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正蹲在一条臭水沟旁边。沟里的水是浑浊的，漂着几片枯叶和一只不知谁丢进去的塑料凉鞋。高一点的那个男孩手里攥着一根树枝，正往水里戳着什么，矮一点的那个紧挨着他，伸长了脖子看，差点一头栽进去。
“那是你吗，爸爸？”儿子指着高一点的那个。
“旁边那个呢？”
我没有回答。屏幕里的笑声还在继续，我听见自己五岁时尖锐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夹杂着另一个更软糯一些的声音在喊：“阿远！阿远！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嘛！”
阿远。那个名字在舌尖滚了一下，烫得我喉咙发紧。
画面突然晃动起来，天旋地转，然后是一片漆黑，只剩下声音在继续。我听见两个小孩在争吵，为了谁先看树枝上的那只虫子，接着是“啪”的一声闷响，然后是哭声，我的和另一个的，混在一起，像两条纠缠不清的小河。大人的呵斥声从远处传来，画面彻底断了。
我按下暂停键，盯着满屏的雪花点。
“爸爸，后来呢？”儿子问。
“后来，”我说，“后来我们被各自的妈妈领回家，打了屁股。”
儿子“哦”了一声，似乎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他指了指屏幕：“那个小朋友呢？他现在在哪？”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午后的阳光很好，楼下有孩子在追逐打闹，笑声传上来，清清脆脆的。我的目光越过那些奔跑的身影，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呀，”我说，“他大概……在很远的地方吧。”
记忆这东西，有时候比录像带还要模糊。我试图回想阿远的脸，却发现怎么也想不真切。只记得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两条缝，鼻子皱皱的，像一只刚睡醒的小狗。他的头发软塌塌的，总是被妈妈剪成难看的锅盖头。他比我矮半个头，走路喜欢拽着我的衣角，像一条甩不掉的小尾巴。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问题我问过我妈。她正在厨房里择菜，头也不抬地说：“还能怎么认识？你三岁的时候发高烧，我抱着你去医院，你爸出差在外地，我一个人急得直哭。你阿远妈妈也在，她儿子也是发烧，两个小孩都烧得迷迷糊糊的，躺在病床上，不知道怎么地，你伸出手去够他的手。两个病床隔得远，够不着，你们俩就在那儿使劲伸，像两只笨拙的小乌龟。后来护士把你们挪到一起，你就攥着他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烧退了都不肯松。”
她说着说着笑了起来：“你那时候还没跟人家说过一句话呢，就先牵了手。”
这段往事我毫无印象。对我来说，阿远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像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像院子里永远堆着的那些破铜烂铁，像空气，像阳光，像一切理所应当存在着的东西。我不记得认识他的过程，因为认识他这件事本身，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我们住的地方是个老旧的家属院，灰色的筒子楼，楼道里永远弥漫着炒菜的油烟味和煤炉的呛人气味。楼与楼之间拉着密密麻麻的铁丝，晾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和被单，风一吹，像万国旗在飘。院子中间有一棵巨大的槐树，树底下堆着旧家具、破箱子、生锈的铁锅，是孩子们的乐园。那些废弃的物品在我们眼里都是宝贝，一个破脸盆可以当头盔，一根木棍就是宝剑，几个纸箱子搭在一起就是城堡。
阿远是我唯一的臣民。
我比他大两个月，便理所当然地当了“大王”。他从不反抗，我叫他往东他就往东，我叫他跳他就跳。有一次我让他从槐树底下那个半米高的石墩上跳下来，他真的跳了，结果崴了脚，肿得像馒头。他疼得直抽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咬着嘴唇不肯哭。我吓坏了，背着他往家跑，他比我矮但也不轻，压得我直不起腰。跑到半路我们俩一起摔倒了，两个人都坐在地上，他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也哭了。哭完了，他抽抽噎噎地说：“阿远……你……你背我……”
“我在背啊。”
“你下次……跑快一点……”
我破涕为笑，爬起来又背他。那次之后，他的脚瘸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每天去他家报到，给他带我妈蒸的糖包子，帮他抄作业（虽然我们的字都丑得不行），背他上厕所。他妈妈见了我就笑：“阿远又来了？你们俩呀，上辈子是兄弟吧。”
上辈子是不是兄弟我不知道，但这辈子，我只有他。
我们的童年，就在那条臭水沟、那棵老槐树、那些废铜烂铁之间铺展开来。春天我们去槐树上掏鸟窝，夏天去街角的水泥管里午睡，秋天捡落叶堆起来点火，冬天在结冰的水洼上滑来滑去。我们的膝盖上永远有伤，指甲缝里永远有泥，衣服上永远有洗不掉的草汁印子。我们分享过一根冰棍，分享过一本小人书，分享过同一个秘密——有次我们打碎了楼道里的一盏灯，谁也没承认，那盏灯就那么黑了好几年。
录像带里还有很多片段。都是模糊的，断断续续的。有一年过年，我们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放烟花，他怕得躲在我身后，只露出半张脸。有一年夏天，我们坐在门槛上吃西瓜，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他边吃边笑，笑得呛到了。有一年秋天，我们在地里挖红薯，他挖到一条蚯蚓，吓得扔掉铲子就跑，跑了一半又跑回来，小心翼翼地用树枝把蚯蚓挑到一边去。
那些画面，每一帧都模糊得看不清五官，但我却能准确地认出他。不是因为他的样子，而是因为他的姿态，他的动作，他笑的方式，他哭的样子。那些东西刻在骨头里，比容貌更长久。
后来，录像带就突然断了。像一条河突然流到了悬崖边，什么都没留下。屏幕上一片空白，连雪花点都没有。
我关了电视。儿子歪着头看我，好像想说什么，又忍住了。他只是把小手搭在我的膝盖上，轻轻地拍了拍，像在安慰我。我低头看他，他正好也在看我，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映着窗外的光。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睛和阿远真像。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盘录像带里的画面。我想起一件事——那盘录像带是阿远拍的。
那是1999年夏天。我爸单位里发了一台摄像机，那种老式的、需要扛在肩上的大家伙。我爸拍了几天就没兴趣了，把摄像机扔在柜子顶上。阿远来找我玩的时候看见了，搬了把椅子够下来，摆弄了半天，居然真的让它转起来了。
他扛着那台比他的头还大的摄像机，对准我。
“你干什么？”我问。
“拍你。”他瓮声瓮气地说，“以后你死了，我还能看你。”
“你才死了。”我骂他。
他嘿嘿地笑，镜头晃来晃去。那天下午我们就玩了这个——他拍我，我拍他，拍臭水沟，拍老槐树，拍院子里所有的一切。拍完了，他把带子倒回去，我们挤在一起看。屏幕上的画面歪歪扭扭的，我们的脸有时只有半个，有时糊成一团。但我们看得很认真，一遍又一遍。
“以后我们长大了，也要看。”他说。
“嗯。”我说。
“你保证？”
“我保证。”
后来那盘带子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我爸调了工作，我们搬了家。从城南搬到城北，从筒子楼搬到单元房。搬家那天阿远来送我，他站在卡车旁边，脚在地上蹭来蹭去，蹭出一个浅浅的坑。他妈妈喊他回家，他不动。我爬上卡车，车厢很高，我坐在一堆纸箱子中间往下看，他站在下面仰着头看我，脸小小的，模模糊糊的。
“你会回来吗？”他问。
“会。”我说。
“你保证？”
“我保证。”
卡车发动了，喷出一股黑烟。他站在烟里朝我挥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黑点，被扬起的灰尘吞没了。
我没有回去。
开始的时候还写信。我写新学校的事情，写新朋友，写城里的大楼有多高。他回信，歪歪扭扭的字，告诉我槐树开花了，谁谁谁搬走了，臭水沟被填平了要盖新楼。后来信越来越少，从一个月一封变成半年一封，最后就断了。我偶尔想起他，会心里一紧，想写封信，却又不知道写什么。时间久了，那个“偶尔”也变成了“几乎不”，再从“几乎不”变成了“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闻到槐花香的时候，比如看到臭水沟的时候，比如听到某个相似的笑声的时候。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像一条湍急的河，裹挟着我往前奔流，我连回头看看的力气都没有。
直到那天翻出那盘录像带。
半个月后，我带着儿子回了一趟老家。
城市变化太大了，记忆里的地图已经完全失效。家属院还在，但已经被圈在高楼之间，显得又矮又旧。外墙刷了新的涂料，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楼道里的灯亮着，惨白的光照着水泥台阶。
我找到原来住的那栋楼，三楼，左边的门。门是新换的防盗门，门口摆着一双男式拖鞋和一双小孩的凉鞋。我站了很久，没有敲门。
转身下楼，走到院子中间。那棵老槐树还在，比记忆中粗壮了许多，枝叶繁茂，几乎遮住了半个院子。树底下那堆废铜烂铁早就没有了，换成了几件崭新的健身器材。几个老太太坐在旁边聊天，一个小孩在跑步机上踉踉跄跄地走。
我站在槐树下面，抬头看。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碎金一样。
“爸爸，”儿子拽拽我的衣角，“你在看什么？”
“看树。”我说。
他“哦”了一声，也开始抬头看。看了一会儿，他指着高处：“那里有个鸟窝。”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在树杈分叉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鸟窝，用枯枝和羽毛搭成，稳稳地卡在那里。
“那个鸟窝，”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
儿子歪着头：“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蹲下来，让他能看清我的眼睛，“我小时候也看过它。我和一个小朋友，我们俩就坐在那个石墩上，”我指了指旁边那个已经被磨得光滑的石墩，“一起看。”
“那个小朋友呢？”
“他呀，”我摸了摸他的头，“他后来搬走了。”
“那他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
儿子想了想，忽然说：“爸爸，你拍视频吗？”
我愣了一下：“什么？”
“你拍个视频，”他认真地说，“这样那个小朋友就能看见你了。他看见了，就知道你还在等他。”
我愣在那里，看着儿子黑亮的眼睛。他还小，他不懂什么叫失散，什么叫物是人非，什么叫再也回不去了。他以为拍个视频，发出去，那个人就能看见。他以为只要你想，就能找到。他以为世界是圆的，走散了也会相遇。
他不知道，有些走散，就是一辈子。
但我还是掏出了手机。
我举着它，对着那棵老槐树，对着那个鸟窝，对着那个石墩，对着我自己。阳光有点刺眼，我看不太清屏幕，但我按下录像键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像蒙了一层灰。
“阿远，”我说，“这是那棵槐树。你记得吗？那年夏天你用它拍了我，现在我用这个拍你。你看见了吗？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我又说了一遍，“虽然有点晚。”
手机屏幕上，我的脸和身后的槐树叠在一起，模模糊糊的，像一盘旧录像带。我按下停止键，视频存进了相册。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不会把它发出去，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阿远在哪里，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但拍下它的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屏幕那边有个人在笑，眼睛眯成两条缝，鼻子皱皱的，像一只刚睡醒的小狗。
那盘模糊的录像带，那个模糊的身影，那段模糊的岁月。
唯有你，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如昨。
那天晚上离开老家之前，我又去了一趟那个臭水沟。沟还在，但水已经干了，沟底长了草，绿油油的。我站在沟边，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带着远处饭菜的香味和隐约的说笑声。我闭上眼睛，听见二十年前的自己在这里喊：“阿远！阿远！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嘛！”
睁开眼，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正在暗下去。儿子拉着我的手，仰着头问：“爸爸，你在想什么？”
“在想一个故事。”我说。
“什么故事？”
“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我牵着他往回走，“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小男孩，他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后来呢？”
“后来……”我看着天边那颗最先亮起来的星星，笑了笑，“后来他们长大了，走散了。但他们没有忘记对方。他们只是……走散了。”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暮色里，走进城市的灯火里。身后，那个老旧的家属院渐渐模糊，渐渐看不见了。
但我心里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那棵槐树还在，那个鸟窝还在，那个石墩还在。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就像有些友谊，不需要清晰的画面来证明。
它就在那里。
从记事开始，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