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7章 会昌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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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冲来到大相国寺的时候，智真已经从鲁智深口中了解清楚了所有的情况。
“智真禅师，抱歉，林某来的有些晚了！”
智真双手合十：“林施主，此间情由智深已经都与老衲说了，真是……唉……”
整个寺庙的僧人在智清的带领下，开口香火闭口供奉，满口铜臭，而且不少身居高位的僧人都在外偷偷养有妾室，白日里口诵佛号，背地里男盗女娼，哪里还有一丝佛门圣地的样子。
“智真禅师，我差人请你前来，便是想请你从大相国寺开始，将那些寺庙好好整饬一番，一来佛门就该有佛门的样子，不应该打着佛门的旗号喝百姓的血，更不应该躺在百姓的血汗钱上大肆挥霍，而是劝人向善，帮着社会稳定发展，你以为呢？”
“施主所言甚是，不过为什么一定是老衲！”
“我经常听大哥提起智真禅师是真正的修行之人，佛法精深，想来一定知道林某为的是什么！”
智真默然，从鲁智深口中，他已经能感受到林冲对于佛门的态度。不反对、不支持，也不会放任佛门在他眼皮子底下搞七搞八！
尤其是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好像此人对寺庙占有田产、商铺等事更是深恶痛绝，显然是想利用自己在佛门的威望，兵不血刃的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佛门对社会的危害，大宋一直存在不少讨论和批评。
佛教在宋代整体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发展迅速，但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和思想冲突。
如欧阳修、李觏、范仲淹以及后来的程朱理学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民众的佛教信仰消费增加了家庭负担。
在“福田果报”思想的影响下，信徒们热衷于舍田、建塔、塑像、印经、举办斋会、购买度牒等。
这些消费对普通百姓而言往往难以承受，许多人甚至需要举债进行，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消耗。
而且为了逃避赋税和劳役，大量人口选择出家为僧，或投身寺院成为佃户、杂役。
这导致国家直接控制的纳税人口和兵源减少，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徭役征发，动摇了国本。
单单大相国寺挂单的除了正式僧人，更有不知多少佃户杂役，只消花费一笔银子购买度牒，便能逃避劳役。
更有对佛门尖锐的批评认为佛教要求信徒出家修行，是“逃父出家”，抛弃了对父母的赡养和对君主的效忠，即“绝人伦”，背离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废三纲乱五常，这一事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这道理如此浅显，为何历朝历代的皇帝，明知佛门危害，却仍然不加以制止，甚至大力推崇。
原因很复杂。
首先皇帝虽然手握重权，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佛教中深奥的哲学、对生死轮回的解释以及禅修带来的内心平静，对许多皇帝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比如南朝梁武帝萧衍，他曾四次舍身出家同泰寺，再让大臣用巨额钱财将他赎回，其个人信仰之虔诚可见一斑。
对于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来说，佛教的祈福法事、延寿仪轨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会通过建寺、造像、供养僧人来为自己和皇室积累功德，祈求国泰民安、身体康健。
其次，有些皇帝通过支持佛教，实际上是在利用寺院作为金融中转站财富储存器。
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他们有时会通过（如着名的三武一宗灭佛）来强行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富，以充盈国库。这是一种养肥了再杀的功利主义逻辑。
到了赵桓手里，诸如大相国寺这种皇家寺庙，说白了，便是皇家的钱袋子。
都不用朝廷催缴，便会有无数信徒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辛苦钱白白送上。
最重要的一点，是佛教在稳定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佛教教义中关于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忍辱修行的思想，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具有极强的安慰作用。
它教导人们今生的苦难是前世的，要安于现状、积德行善，以求来世幸福。这种思想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让民众默默忍受现实的苦难，减少反抗和起义的冲动，被统治者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鸦片。
许多皇帝利用佛教来神化自己的统治。他们自称佛心天子转轮圣王，或者宣扬自己是某位佛陀、菩萨的化身。例如，武则天就曾利用《大云经》中关于女身当王国土的预言，为自己称帝制造神圣性和合法性。这样一来，皇权就被镀上了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金身。
只要用的好了，佛门是不可多得的维护社会稳定与控制思想的强大的统治工具。
智真相信林冲肯定是了解这些的，正因如此，智真想不通，林冲为何要对佛门大加整饬。
“老衲有句话请问施主！”智真目光灼灼的盯着林冲。
“禅师请说！”
“施主是否欲要效仿武宗再来一次会昌法难？”
历史上有名的灭佛运动最有名的一共四次，智真说的会昌法难是唐武宗灭佛。
也是“三武一宗”中对佛教打击最彻底、最致命的一次。
唐代中后期佛教势力极盛，寺院经济与国家财政的矛盾空前尖锐。
时人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唐武宗本人崇信道教，厌恶佛教，在道士赵归真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决意灭佛。
根据《资治通鉴》等记载，共拆除大寺4600余所，小的庙宇（招提、兰若）4万余所；勒令26万余僧尼还俗；没收寺院奴婢15万人，收良田数千万顷，钱财不计其数！寺院铜像、钟磬全部熔铸为钱币和农具。
次年唐武宗死，宣宗即位，佛教才得以恢复，但已元气大伤。
这次法难最终以皇权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过这次运动，确实极大的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减少了百姓身上的赋税重担。
当林冲来到大相国寺的时候，智真已经从鲁智深口中了解清楚了所有的情况。
“智真禅师，抱歉，林某来的有些晚了！”
智真双手合十：“林施主，此间情由智深已经都与老衲说了，真是……唉……”
整个寺庙的僧人在智清的带领下，开口香火闭口供奉，满口铜臭，而且不少身居高位的僧人都在外偷偷养有妾室，白日里口诵佛号，背地里男盗女娼，哪里还有一丝佛门圣地的样子。
“智真禅师，我差人请你前来，便是想请你从大相国寺开始，将那些寺庙好好整饬一番，一来佛门就该有佛门的样子，不应该打着佛门的旗号喝百姓的血，更不应该躺在百姓的血汗钱上大肆挥霍，而是劝人向善，帮着社会稳定发展，你以为呢？”
“施主所言甚是，不过为什么一定是老衲！”
“我经常听大哥提起智真禅师是真正的修行之人，佛法精深，想来一定知道林某为的是什么！”
智真默然，从鲁智深口中，他已经能感受到林冲对于佛门的态度。不反对、不支持，也不会放任佛门在他眼皮子底下搞七搞八！
尤其是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好像此人对寺庙占有田产、商铺等事更是深恶痛绝，显然是想利用自己在佛门的威望，兵不血刃的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佛门对社会的危害，大宋一直存在不少讨论和批评。
佛教在宋代整体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发展迅速，但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和思想冲突。
如欧阳修、李觏、范仲淹以及后来的程朱理学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民众的佛教信仰消费增加了家庭负担。
在“福田果报”思想的影响下，信徒们热衷于舍田、建塔、塑像、印经、举办斋会、购买度牒等。
这些消费对普通百姓而言往往难以承受，许多人甚至需要举债进行，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消耗。
而且为了逃避赋税和劳役，大量人口选择出家为僧，或投身寺院成为佃户、杂役。
这导致国家直接控制的纳税人口和兵源减少，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徭役征发，动摇了国本。
单单大相国寺挂单的除了正式僧人，更有不知多少佃户杂役，只消花费一笔银子购买度牒，便能逃避劳役。
更有对佛门尖锐的批评认为佛教要求信徒出家修行，是“逃父出家”，抛弃了对父母的赡养和对君主的效忠，即“绝人伦”，背离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废三纲乱五常，这一事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这道理如此浅显，为何历朝历代的皇帝，明知佛门危害，却仍然不加以制止，甚至大力推崇。
原因很复杂。
首先皇帝虽然手握重权，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佛教中深奥的哲学、对生死轮回的解释以及禅修带来的内心平静，对许多皇帝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比如南朝梁武帝萧衍，他曾四次舍身出家同泰寺，再让大臣用巨额钱财将他赎回，其个人信仰之虔诚可见一斑。
对于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来说，佛教的祈福法事、延寿仪轨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会通过建寺、造像、供养僧人来为自己和皇室积累功德，祈求国泰民安、身体康健。
其次，有些皇帝通过支持佛教，实际上是在利用寺院作为金融中转站财富储存器。
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他们有时会通过（如着名的三武一宗灭佛）来强行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富，以充盈国库。这是一种养肥了再杀的功利主义逻辑。
到了赵桓手里，诸如大相国寺这种皇家寺庙，说白了，便是皇家的钱袋子。
都不用朝廷催缴，便会有无数信徒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辛苦钱白白送上。
最重要的一点，是佛教在稳定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佛教教义中关于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忍辱修行的思想，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具有极强的安慰作用。
它教导人们今生的苦难是前世的，要安于现状、积德行善，以求来世幸福。这种思想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让民众默默忍受现实的苦难，减少反抗和起义的冲动，被统治者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鸦片。
许多皇帝利用佛教来神化自己的统治。他们自称佛心天子转轮圣王，或者宣扬自己是某位佛陀、菩萨的化身。例如，武则天就曾利用《大云经》中关于女身当王国土的预言，为自己称帝制造神圣性和合法性。这样一来，皇权就被镀上了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金身。
只要用的好了，佛门是不可多得的维护社会稳定与控制思想的强大的统治工具。
智真相信林冲肯定是了解这些的，正因如此，智真想不通，林冲为何要对佛门大加整饬。
“老衲有句话请问施主！”智真目光灼灼的盯着林冲。
“禅师请说！”
“施主是否欲要效仿武宗再来一次会昌法难？”
历史上有名的灭佛运动最有名的一共四次，智真说的会昌法难是唐武宗灭佛。
也是“三武一宗”中对佛教打击最彻底、最致命的一次。
唐代中后期佛教势力极盛，寺院经济与国家财政的矛盾空前尖锐。
时人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唐武宗本人崇信道教，厌恶佛教，在道士赵归真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决意灭佛。
根据《资治通鉴》等记载，共拆除大寺4600余所，小的庙宇（招提、兰若）4万余所；勒令26万余僧尼还俗；没收寺院奴婢15万人，收良田数千万顷，钱财不计其数！寺院铜像、钟磬全部熔铸为钱币和农具。
次年唐武宗死，宣宗即位，佛教才得以恢复，但已元气大伤。
这次法难最终以皇权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过这次运动，确实极大的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减少了百姓身上的赋税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