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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年的冬天，绿皮火车压过铁轨的动静，能把整个站前街的窗户震得发抖。
那地方脏得要命。
地上永远是化不开的黑雪，混着吐出来的痰和扔掉的烟屁股。一到晚上，录像厅的喇叭里放着港台警匪片，枪声震天响；旁边的黑旅馆和舞厅就把那粉红色的日光灯管啪嗒啪嗒全点亮。那灯光照在雪地上，泛着一种让人胃里泛酸的邪乎气。
我那时候在站前街的副食店守夜，每天后半夜，就缩在柜台后面烤炭火。
“操他妈的，这天能冻死鬼。”
杜麻子推开我店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子劣质香水和旱烟混合的臭味。他四十多岁，半边脸长满了黑麻子，眼珠子总是斜着瞅人。他手里拎着个空啤酒瓶，进门就往柜台上砸了一块钱：“来包红梅。”
我把烟递过去，扫了他一眼。他手指甲缝里全是黑的，黏糊糊的不知道是油泥还是别的东西。
“麻子哥，今儿生意不错啊？”我随口搭了一句。
杜麻子斜着眼笑，露出一嘴黄牙：“还成，新来那个农村货，长得跟掐得出水似的。就是太嫩，不听话，刚在后屋关了三天，老实多了。”
他说的是白秀。
这名字我记得太清楚了。十九岁，刚从下面县城的山沟沟里出来。听说是被同乡骗过来的，说是带她进大城市“进厂”坐办公室。结果刚下绿皮车，连这站前街的北极星大钟都没看明白，身份证就被杜麻子扣了。
那天下午，我看见白秀在杜麻子的发廊门口哭。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扎着两个麻花辫，跪在地上一边抹眼泪一边求杜麻子：“大叔，你把身份证还我吧，我不进厂了，我想回家，我爹还在家等我寄药钱……”
杜麻子一脚就踹在她心窝子上。
那丫头被踹得在地上滚了一圈，棉袄上全是黑雪。杜麻子揪着她的辫子把她往发廊里拖，嘴里啐着唾沫：“回家？你老乡吃了老子两百块介绍费！你他妈坐火车的路费也是老子垫的！欠了路费，就得还！不把这两百块给老子挣出来，你死也得死在老子炕上！”
周围一圈摆地摊的、开摩的的，全在冷眼看着。
没人吭声。
在这条街上，杜麻子哥几个就是天。谁会为了个外地来的丫头去得罪一帮流氓？我当时也只是缩在柜台后面，把玻璃窗拉上了一半。那丫头求救的眼神往人群里扫，最后跟我的目光对上了一秒。
那眼神，亮得让人发慌，可又绝望得像要死过去。
我把头低下了。
后来白秀逃跑过一次。
那是她来这里的第二周。一个下大雨的后半夜，她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在黑漆漆的街上跑。她想往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钻，结果还没进大门，就被杜麻子带人给堵住了。
那晚上的动静闹得挺大。
杜麻子他们四五个人，把白秀在火车站广场上连打带踢地折腾了半个小时。白秀的惨叫声在雨夜里传出去老远，撕心裂肺的。最后，杜麻子嫌她叫得心烦，脱了自己那只沾满泥的皮鞋，直接塞进了白秀嘴里。
等把人拖回发廊，杜麻子当着整条街的面，拿把剪刀，把白秀那头乌黑的头发全给铰了。
不是剪短，是胡乱地剃。
秃一块，青一块，头皮上还被剪刀戳了好几个血口子。
“你不是喜欢跑吗？老子让你跑！”杜麻子一边铰，一边往她头上吐痰，“现在这模样，我看哪个野男人收留你！”
从那以后，白秀就变了。
她不哭也不闹了，整天就坐在发廊临街的那扇大玻璃窗后面。杜麻子逼她穿上那些露大腿的紧身裙子，可她头上戴着个破布帽子，脸上没一点血色。
那发廊晚上点着红灯，粉红色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那张原本秀气的脸衬得像个扎好糊起来的纸人。
我的店正好在斜对面。有时候隔着街看过去，能看见白秀那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火车站的方向。
每当有绿皮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拉响汽笛的时候，她的眼珠子才会稍微动一下。
那时候，在这条街上干活的那个瘸腿老清洁工，过来我店里买火柴。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压低声音跟我说：“那闺女活不长了。我早上扫地，看见她吐出来的口水里都有血。可她还天天问我，‘大叔，回贵州的火车，今天几点开啊？’”
老头叹了口气：“她想家啊，想回山里。”
我说：“想有什么用？进了麻子那个窟窿，骨头渣子都得留下来肥田。”
事情闹大，是在那个冬天的腊月二十三。
那天过小年，外面下着暴雪。
站前街上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可杜麻子的发廊还开着。后半夜两点多，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壮汉。那人浑身牛羊肉味，听说是关外过来的倒爷，脾气暴得很。
那汉子一进店，瞅见白秀，就嘟囔着说这娘们怎么是个秃子，晦气。
杜麻子在旁边直赔笑，说秃子有秃子的玩儿法，还说这货是山里来的，皮实，随你怎么折腾。
汉子扯着白秀的胳膊就把她往二楼最里面那间屋子里拽。
我那天正好在店里盘账，十二点过了还没睡。
大概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发廊那边开始传出动静。
那是白秀的声音。
不是哭，是叫。那种像是被刀子一寸寸割肉的惨叫，隔着一条街和漫天的暴雪，还是死命地往我耳朵里钻。中间还夹杂着那个汉子的喝骂声，还有重物撞击木板墙的“砰砰”声。
那声音持续了整整一宿。
期间，我看见杜麻子在楼下抽烟，烟头在黑夜里一明一灭。他听着楼上的惨叫，甚至还跟着录像厅里传出来的音乐拍了拍大腿，脸上挂着那副让人浑身发毛的笑。
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算账的铅笔都被我掐断了。
我想过要不要去报警，或者拉个街坊过去看看。可我一瞅见杜麻子腰里别着的那把弹簧刀，我就怂了。
“少管闲事，少管闲事。”我一遍遍对自己说。
第二天一大早，暴雪停了。
天刚蒙蒙亮，我看见那汉子急匆匆地从发廊里出来，领口上全是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火车站跑。
没过半小时，杜麻子从后屋拉出来一辆板车。
板车上堆着几张破棉被，棉被下面裹着个长条状的东西。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棉被底下露出一截光秃秃的脚踝，上面全是紫黑色的淤青，还有一根红绳，那是农村姑娘求平安扎在脚上的。
那红绳已经变黑了，被血沁透了。
杜麻子四处瞅了瞅，见街上没人，就推着板车往发廊后面的小院里走。
我知道，那后院有个以前烧锅炉留下的废煤坑。
那天中午，杜麻子居然把发廊的门打开了，照常营业。
他甚至洗了个澡，换了件干净衣服，蹲在门口一边剔牙一边和隔壁舞厅的老板娘说话。
老板娘往里面瞅了瞅：“哎，麻子，那山里的小丫头呢？怎么今儿没坐窗户那？”
杜麻子啐了一口牙签，冷笑着说：“跑了。他妈的，昨天半夜趁老子睡着，偷了老子十块钱跑了。这种赔钱货，老家山里多的是，过几天老子再去车站带一个回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连一丝慌乱都没有，甚至还笑出了声。
可我知道，白秀跑不了了。
她就躺在后院那个几米深的黑煤坑里，上面盖着几百斤沉的废煤渣和冻得硬邦邦的黑土。
头七那天，诡异的事情开始了。
那晚刚好是正月初一，整条街都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
十二点一过，站前街的商户都关了门。我也把副食店的卷帘门拉下了，只留了一个小缝透气。
大概两点钟的时候，外面突然安静下来。
我正躺在行军床上迷糊，突然感觉眼睛一阵发红。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黏稠的红光。
我爬起来，顺着卷帘门的缝隙往外看。
对面杜麻子的发廊，二楼最里面那间屋子的灯亮了。
那是一盏粉红色的日光灯，就是平时他们做生意时点的那种。
可问题是，大年三十那天，县里供电局就把这一片的电闸给拉了，说是线路检修，初五才送电。我店里现在点的是蜡烛。
“没电……这灯怎么亮的？”
我揉了揉眼，以为自己看错了。可那粉红色的光不仅亮着，而且特别刺眼。它穿过大雪，直接照进了我的店里，把我店里的白墙都染成了一种像是干涸了的血一样的颜色。
我死死盯着那扇窗户。
那原本是白秀死的那间屋子。
突然，那红灯闪烁了几下。啪嗒，啪嗒。
随着灯光的闪烁，我听见对面的二楼传来了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咯噔……咯噔……咯噔……”
声音很慢，很沉。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木质地板的空心处。
在这死静死静的年三十夜里，那高跟鞋的声音大得不正常。
更邪乎的是，那声音在走动。
它从二楼最里面的房间出来，顺着那窄小的木头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下一楼走。
“咯噔……咯噔……咯噔……”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在跟着那脚步声的节奏走。当那脚步声走到一楼地面的时候，突然停住了。
紧接着，我看见发廊大玻璃窗后面的那张椅子上，多了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女人的影子。
她头上光秃秃的，没有头发，戴着一顶破布帽子。她就那么静静地坐在窗户后面，像生前一样，把头转过去，死死地盯着火车站的方向。
可那个方向，现在只有漆黑的铁轨和漫天的大雪。
我吓得一把捂住自己的嘴，连大气都不敢喘。
也就是从那天起，杜麻子的发廊彻底不正常了。
正月初三，雪化了一些。
杜麻子一大早就冲进我的店里，脸色青得像个死人。他眼里全是红血丝，一进来就抓着我的领子问：“昨晚是不是你他妈在恶作剧？是不是你？”
我一把推开他：“杜麻子你疯了吧？大过年的我恶作剧什么？”
“那昨晚谁他妈在老子店里走路？”杜麻子声音在发抖，他神经质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发廊，“一到后半夜两点，楼上就有人穿高跟鞋。还有……还有一楼的地板上……”
他没说下去，连滚带爬地跑回去了。
后来我听隔壁修理铺的小李说，杜麻子那天早上在店里擦地板，擦了整整三个小时。
因为那一楼的水泥地上，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
那脚印很小，是女人的光脚。
就像是刚从洗澡房里出来，踩着冷水一路走到大门口，然后停在门后边。
那几天，站前街上的人都开始犯嘀咕。
因为不仅是杜麻子，连带着周围几个黑旅馆的夜班伙计，都碰见脏东西了。
那是正月初五的晚上，送电了。
凌晨两点半。
我坐在柜台后面抽烟，突然，外面传来了一声极其沉闷的敲门声。
“咚。”
不是我这。是斜对面。
我顺着玻璃看过去。
一个穿着黑棉袄的男人，正站在杜麻子的发廊门口。那人是个经常在车站混的二流子，叫赖三。
赖三喝得舌头都大了，一边砸门一边喊：“麻子！开门！给老子弄个败火的！别他妈睡了！”
“咚、咚、咚。”
赖三又砸了几下。
门缝里开始往外渗粉红色的光。
过了几分钟，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
我看见杜麻子那张长满麻子的脸从门缝里探出来，破口大骂：“叫丧呢赖三！大半夜的不营业，滚蛋！”
“装你妈呢，老子看见你这亮着红灯呢，那个山里妹子不是在里面坐着吗？”赖三伸手指了指大玻璃窗。
我也跟着看了过去。
借着街灯，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张椅子上明明是空的。
杜麻子也回头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了。他“啪”地一声要把门关上，可赖三用脚死死顶住了门。
“少来这套，老子有钱！”赖三掏出一张沾着油腻的十块钱，往门缝里塞，“就那个秃子，老子今晚非得试试……”
赖三的话还没说完，声音戛然而止。
我看见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的眼珠子越瞪越大，死死地盯着发廊里面。
“那……那是啥？”赖三的声音抖得像筛糠。
我顺着他的视线，透过发廊那面擦得并不干净的大镜子看过去。
发廊的大厅里点着红灯。
镜子里，杜麻子的身后，正静静地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那件碎花的破棉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头皮上长满了紫黑色的血痂。她没有抬头，脸埋在阴影里，可她的两只手，正慢慢地、慢慢地搭在杜麻子的肩膀上。
她的指甲盖全没了，指尖上全是黑色的煤渣和干涸的血迹。
“鬼……鬼啊！！”
赖三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连那十块钱都不要了，转头就跑。他在黑雪地里摔了好几个跟头，连滚带爬地消失在街角。
杜麻子僵硬地站在门槛上。
他没敢回头。
我看见他的脖子像是一节节生锈的齿轮，极度缓慢地想往后转。
就在这时候，发廊里的红灯“啪”地一声灭了。
整条街陷入了一片死寂。
杜麻子一屁股瘫坐在雪地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裤裆那里湿了一大片。他连滚带爬地进了屋，把铁皮大门死死扣上，里面传来了好几道上锁的清脆响声。
我坐在店里，浑身冰凉。
那指甲缝里的煤渣……白秀，她从后院那个煤坑里，爬出来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杜麻子就没怎么出过门。
他把发廊的卷帘门拉得死死的，白天也不做生意了。
可是，站前街的怪事却越来越多。
每天晚上，只要一到凌晨两点，那间发廊的二楼就会准时亮起红灯。不管你把外面的电线剪断几次，那红光就跟长在骨子里一样，透过窗户纸，把整条街照得阴森森的。
而且，楼里开始有声音传出来。
那是男人的笑声，还有女人的喘息声。
就像是里面正有几十个客人在排队嫖娼一样，热闹得不正常。
更可怕的是杜麻子的状态。
大概在正月初十的时候，他出来买过一次方便面。
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他整个人瘦了整整两圈，脸上的肉全凹陷了进去，那半边麻子显得更黑、更密。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嘴唇干裂得全是血口子。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身上穿着一件极其不合身的、红色的女人毛衣。
那毛衣很小，把他的肥肚子勒得像个冬瓜，袖子只到手肘。
“麻子哥，你这衣服……”我递面过去的时候，没忍住问了一句。
杜麻子猛地抬起头，一把夺过方便面，声音沙哑得像拿沙纸蹭地板：“好看吗？她们逼我穿的。”
“谁？谁逼你？”
杜麻子没有回答。他神经质地转过头，看着自己那栋二层小楼，嘴里念念有词：“要来了……他们要进来了……今晚该轮到谁了？十块钱……不，五块，五块就行……”
他一边嘟囔，一边往回走。
我注意到，他的后颈上，有几个清晰的青紫色印记。
那不是掐痕。
那是人类的牙印，密密麻麻的，像是被好几个人同时在脖子上咬过一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走进了杜麻子的发廊。
屋里到处都是粉红色的光，黏稠得像是在血水里游泳。空气里全是那种劣质的脂粉味，还有一股子藏不住的死老鼠臭味。
我看见杜麻子坐在二楼那张破旧的钢丝床上。
他化了妆。
脸上抹着劣质的白粉，嘴唇图得鲜红，身上穿着白秀生前穿的那件碎花棉袄。
门外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一个、两个、三个……
无数个看不清脸的男人，身上带着泥土和腐烂的味道，从门外排着队走进来。
他们走到床边，把一张张冥币砸在杜麻子的脸上。
他们说：“多少钱？”
杜麻子在哭。他想跑，可他的双脚像是被钉死在床板上一样，一动也不能动。他扯着嗓子朝我喊：“救我！救我！”
而在那些男人的最后面，站着一个光头的女人。
白秀。
她冷冷地看着杜麻子，手里拿着一根用来扎头发的红绳。
她冲着我笑了。
那笑容，把我的魂都差点吓飞了。
我猛地从梦里惊醒，浑身大汗淋漓。
外面已经是大天亮。
我顾不上擦汗，推开店门就往外走。
刚走到街上，就看见杜麻子发廊的后院门口围了一圈人。
几个经常在附近晃荡的野狗，正围着那个废煤坑拼命地用爪子刨着冻土。
“汪！汪！汪！”
野狗一边叫，一边从土里扯出了一个东西。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
只一眼，我的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那是一截干枯的、发黑的女人手臂。
皮肉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露出了里面白生生的骨头。
而在那手腕上，还死死地系着一根变了色的红绳。
白秀的尸体，见光了。
九二年的冬天，绿皮火车压过铁轨的动静，能把整个站前街的窗户震得发抖。
那地方脏得要命。
地上永远是化不开的黑雪，混着吐出来的痰和扔掉的烟屁股。一到晚上，录像厅的喇叭里放着港台警匪片，枪声震天响；旁边的黑旅馆和舞厅就把那粉红色的日光灯管啪嗒啪嗒全点亮。那灯光照在雪地上，泛着一种让人胃里泛酸的邪乎气。
我那时候在站前街的副食店守夜，每天后半夜，就缩在柜台后面烤炭火。
“操他妈的，这天能冻死鬼。”
杜麻子推开我店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子劣质香水和旱烟混合的臭味。他四十多岁，半边脸长满了黑麻子，眼珠子总是斜着瞅人。他手里拎着个空啤酒瓶，进门就往柜台上砸了一块钱：“来包红梅。”
我把烟递过去，扫了他一眼。他手指甲缝里全是黑的，黏糊糊的不知道是油泥还是别的东西。
“麻子哥，今儿生意不错啊？”我随口搭了一句。
杜麻子斜着眼笑，露出一嘴黄牙：“还成，新来那个农村货，长得跟掐得出水似的。就是太嫩，不听话，刚在后屋关了三天，老实多了。”
他说的是白秀。
这名字我记得太清楚了。十九岁，刚从下面县城的山沟沟里出来。听说是被同乡骗过来的，说是带她进大城市“进厂”坐办公室。结果刚下绿皮车，连这站前街的北极星大钟都没看明白，身份证就被杜麻子扣了。
那天下午，我看见白秀在杜麻子的发廊门口哭。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扎着两个麻花辫，跪在地上一边抹眼泪一边求杜麻子：“大叔，你把身份证还我吧，我不进厂了，我想回家，我爹还在家等我寄药钱……”
杜麻子一脚就踹在她心窝子上。
那丫头被踹得在地上滚了一圈，棉袄上全是黑雪。杜麻子揪着她的辫子把她往发廊里拖，嘴里啐着唾沫：“回家？你老乡吃了老子两百块介绍费！你他妈坐火车的路费也是老子垫的！欠了路费，就得还！不把这两百块给老子挣出来，你死也得死在老子炕上！”
周围一圈摆地摊的、开摩的的，全在冷眼看着。
没人吭声。
在这条街上，杜麻子哥几个就是天。谁会为了个外地来的丫头去得罪一帮流氓？我当时也只是缩在柜台后面，把玻璃窗拉上了一半。那丫头求救的眼神往人群里扫，最后跟我的目光对上了一秒。
那眼神，亮得让人发慌，可又绝望得像要死过去。
我把头低下了。
后来白秀逃跑过一次。
那是她来这里的第二周。一个下大雨的后半夜，她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在黑漆漆的街上跑。她想往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钻，结果还没进大门，就被杜麻子带人给堵住了。
那晚上的动静闹得挺大。
杜麻子他们四五个人，把白秀在火车站广场上连打带踢地折腾了半个小时。白秀的惨叫声在雨夜里传出去老远，撕心裂肺的。最后，杜麻子嫌她叫得心烦，脱了自己那只沾满泥的皮鞋，直接塞进了白秀嘴里。
等把人拖回发廊，杜麻子当着整条街的面，拿把剪刀，把白秀那头乌黑的头发全给铰了。
不是剪短，是胡乱地剃。
秃一块，青一块，头皮上还被剪刀戳了好几个血口子。
“你不是喜欢跑吗？老子让你跑！”杜麻子一边铰，一边往她头上吐痰，“现在这模样，我看哪个野男人收留你！”
从那以后，白秀就变了。
她不哭也不闹了，整天就坐在发廊临街的那扇大玻璃窗后面。杜麻子逼她穿上那些露大腿的紧身裙子，可她头上戴着个破布帽子，脸上没一点血色。
那发廊晚上点着红灯，粉红色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那张原本秀气的脸衬得像个扎好糊起来的纸人。
我的店正好在斜对面。有时候隔着街看过去，能看见白秀那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火车站的方向。
每当有绿皮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拉响汽笛的时候，她的眼珠子才会稍微动一下。
那时候，在这条街上干活的那个瘸腿老清洁工，过来我店里买火柴。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压低声音跟我说：“那闺女活不长了。我早上扫地，看见她吐出来的口水里都有血。可她还天天问我，‘大叔，回贵州的火车，今天几点开啊？’”
老头叹了口气：“她想家啊，想回山里。”
我说：“想有什么用？进了麻子那个窟窿，骨头渣子都得留下来肥田。”
事情闹大，是在那个冬天的腊月二十三。
那天过小年，外面下着暴雪。
站前街上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可杜麻子的发廊还开着。后半夜两点多，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壮汉。那人浑身牛羊肉味，听说是关外过来的倒爷，脾气暴得很。
那汉子一进店，瞅见白秀，就嘟囔着说这娘们怎么是个秃子，晦气。
杜麻子在旁边直赔笑，说秃子有秃子的玩儿法，还说这货是山里来的，皮实，随你怎么折腾。
汉子扯着白秀的胳膊就把她往二楼最里面那间屋子里拽。
我那天正好在店里盘账，十二点过了还没睡。
大概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发廊那边开始传出动静。
那是白秀的声音。
不是哭，是叫。那种像是被刀子一寸寸割肉的惨叫，隔着一条街和漫天的暴雪，还是死命地往我耳朵里钻。中间还夹杂着那个汉子的喝骂声，还有重物撞击木板墙的“砰砰”声。
那声音持续了整整一宿。
期间，我看见杜麻子在楼下抽烟，烟头在黑夜里一明一灭。他听着楼上的惨叫，甚至还跟着录像厅里传出来的音乐拍了拍大腿，脸上挂着那副让人浑身发毛的笑。
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算账的铅笔都被我掐断了。
我想过要不要去报警，或者拉个街坊过去看看。可我一瞅见杜麻子腰里别着的那把弹簧刀，我就怂了。
“少管闲事，少管闲事。”我一遍遍对自己说。
第二天一大早，暴雪停了。
天刚蒙蒙亮，我看见那汉子急匆匆地从发廊里出来，领口上全是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火车站跑。
没过半小时，杜麻子从后屋拉出来一辆板车。
板车上堆着几张破棉被，棉被下面裹着个长条状的东西。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棉被底下露出一截光秃秃的脚踝，上面全是紫黑色的淤青，还有一根红绳，那是农村姑娘求平安扎在脚上的。
那红绳已经变黑了，被血沁透了。
杜麻子四处瞅了瞅，见街上没人，就推着板车往发廊后面的小院里走。
我知道，那后院有个以前烧锅炉留下的废煤坑。
那天中午，杜麻子居然把发廊的门打开了，照常营业。
他甚至洗了个澡，换了件干净衣服，蹲在门口一边剔牙一边和隔壁舞厅的老板娘说话。
老板娘往里面瞅了瞅：“哎，麻子，那山里的小丫头呢？怎么今儿没坐窗户那？”
杜麻子啐了一口牙签，冷笑着说：“跑了。他妈的，昨天半夜趁老子睡着，偷了老子十块钱跑了。这种赔钱货，老家山里多的是，过几天老子再去车站带一个回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连一丝慌乱都没有，甚至还笑出了声。
可我知道，白秀跑不了了。
她就躺在后院那个几米深的黑煤坑里，上面盖着几百斤沉的废煤渣和冻得硬邦邦的黑土。
头七那天，诡异的事情开始了。
那晚刚好是正月初一，整条街都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
十二点一过，站前街的商户都关了门。我也把副食店的卷帘门拉下了，只留了一个小缝透气。
大概两点钟的时候，外面突然安静下来。
我正躺在行军床上迷糊，突然感觉眼睛一阵发红。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黏稠的红光。
我爬起来，顺着卷帘门的缝隙往外看。
对面杜麻子的发廊，二楼最里面那间屋子的灯亮了。
那是一盏粉红色的日光灯，就是平时他们做生意时点的那种。
可问题是，大年三十那天，县里供电局就把这一片的电闸给拉了，说是线路检修，初五才送电。我店里现在点的是蜡烛。
“没电……这灯怎么亮的？”
我揉了揉眼，以为自己看错了。可那粉红色的光不仅亮着，而且特别刺眼。它穿过大雪，直接照进了我的店里，把我店里的白墙都染成了一种像是干涸了的血一样的颜色。
我死死盯着那扇窗户。
那原本是白秀死的那间屋子。
突然，那红灯闪烁了几下。啪嗒，啪嗒。
随着灯光的闪烁，我听见对面的二楼传来了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咯噔……咯噔……咯噔……”
声音很慢，很沉。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木质地板的空心处。
在这死静死静的年三十夜里，那高跟鞋的声音大得不正常。
更邪乎的是，那声音在走动。
它从二楼最里面的房间出来，顺着那窄小的木头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下一楼走。
“咯噔……咯噔……咯噔……”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在跟着那脚步声的节奏走。当那脚步声走到一楼地面的时候，突然停住了。
紧接着，我看见发廊大玻璃窗后面的那张椅子上，多了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女人的影子。
她头上光秃秃的，没有头发，戴着一顶破布帽子。她就那么静静地坐在窗户后面，像生前一样，把头转过去，死死地盯着火车站的方向。
可那个方向，现在只有漆黑的铁轨和漫天的大雪。
我吓得一把捂住自己的嘴，连大气都不敢喘。
也就是从那天起，杜麻子的发廊彻底不正常了。
正月初三，雪化了一些。
杜麻子一大早就冲进我的店里，脸色青得像个死人。他眼里全是红血丝，一进来就抓着我的领子问：“昨晚是不是你他妈在恶作剧？是不是你？”
我一把推开他：“杜麻子你疯了吧？大过年的我恶作剧什么？”
“那昨晚谁他妈在老子店里走路？”杜麻子声音在发抖，他神经质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发廊，“一到后半夜两点，楼上就有人穿高跟鞋。还有……还有一楼的地板上……”
他没说下去，连滚带爬地跑回去了。
后来我听隔壁修理铺的小李说，杜麻子那天早上在店里擦地板，擦了整整三个小时。
因为那一楼的水泥地上，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
那脚印很小，是女人的光脚。
就像是刚从洗澡房里出来，踩着冷水一路走到大门口，然后停在门后边。
那几天，站前街上的人都开始犯嘀咕。
因为不仅是杜麻子，连带着周围几个黑旅馆的夜班伙计，都碰见脏东西了。
那是正月初五的晚上，送电了。
凌晨两点半。
我坐在柜台后面抽烟，突然，外面传来了一声极其沉闷的敲门声。
“咚。”
不是我这。是斜对面。
我顺着玻璃看过去。
一个穿着黑棉袄的男人，正站在杜麻子的发廊门口。那人是个经常在车站混的二流子，叫赖三。
赖三喝得舌头都大了，一边砸门一边喊：“麻子！开门！给老子弄个败火的！别他妈睡了！”
“咚、咚、咚。”
赖三又砸了几下。
门缝里开始往外渗粉红色的光。
过了几分钟，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
我看见杜麻子那张长满麻子的脸从门缝里探出来，破口大骂：“叫丧呢赖三！大半夜的不营业，滚蛋！”
“装你妈呢，老子看见你这亮着红灯呢，那个山里妹子不是在里面坐着吗？”赖三伸手指了指大玻璃窗。
我也跟着看了过去。
借着街灯，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张椅子上明明是空的。
杜麻子也回头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了。他“啪”地一声要把门关上，可赖三用脚死死顶住了门。
“少来这套，老子有钱！”赖三掏出一张沾着油腻的十块钱，往门缝里塞，“就那个秃子，老子今晚非得试试……”
赖三的话还没说完，声音戛然而止。
我看见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的眼珠子越瞪越大，死死地盯着发廊里面。
“那……那是啥？”赖三的声音抖得像筛糠。
我顺着他的视线，透过发廊那面擦得并不干净的大镜子看过去。
发廊的大厅里点着红灯。
镜子里，杜麻子的身后，正静静地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那件碎花的破棉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头皮上长满了紫黑色的血痂。她没有抬头，脸埋在阴影里，可她的两只手，正慢慢地、慢慢地搭在杜麻子的肩膀上。
她的指甲盖全没了，指尖上全是黑色的煤渣和干涸的血迹。
“鬼……鬼啊！！”
赖三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连那十块钱都不要了，转头就跑。他在黑雪地里摔了好几个跟头，连滚带爬地消失在街角。
杜麻子僵硬地站在门槛上。
他没敢回头。
我看见他的脖子像是一节节生锈的齿轮，极度缓慢地想往后转。
就在这时候，发廊里的红灯“啪”地一声灭了。
整条街陷入了一片死寂。
杜麻子一屁股瘫坐在雪地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裤裆那里湿了一大片。他连滚带爬地进了屋，把铁皮大门死死扣上，里面传来了好几道上锁的清脆响声。
我坐在店里，浑身冰凉。
那指甲缝里的煤渣……白秀，她从后院那个煤坑里，爬出来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杜麻子就没怎么出过门。
他把发廊的卷帘门拉得死死的，白天也不做生意了。
可是，站前街的怪事却越来越多。
每天晚上，只要一到凌晨两点，那间发廊的二楼就会准时亮起红灯。不管你把外面的电线剪断几次，那红光就跟长在骨子里一样，透过窗户纸，把整条街照得阴森森的。
而且，楼里开始有声音传出来。
那是男人的笑声，还有女人的喘息声。
就像是里面正有几十个客人在排队嫖娼一样，热闹得不正常。
更可怕的是杜麻子的状态。
大概在正月初十的时候，他出来买过一次方便面。
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他整个人瘦了整整两圈，脸上的肉全凹陷了进去，那半边麻子显得更黑、更密。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嘴唇干裂得全是血口子。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身上穿着一件极其不合身的、红色的女人毛衣。
那毛衣很小，把他的肥肚子勒得像个冬瓜，袖子只到手肘。
“麻子哥，你这衣服……”我递面过去的时候，没忍住问了一句。
杜麻子猛地抬起头，一把夺过方便面，声音沙哑得像拿沙纸蹭地板：“好看吗？她们逼我穿的。”
“谁？谁逼你？”
杜麻子没有回答。他神经质地转过头，看着自己那栋二层小楼，嘴里念念有词：“要来了……他们要进来了……今晚该轮到谁了？十块钱……不，五块，五块就行……”
他一边嘟囔，一边往回走。
我注意到，他的后颈上，有几个清晰的青紫色印记。
那不是掐痕。
那是人类的牙印，密密麻麻的，像是被好几个人同时在脖子上咬过一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走进了杜麻子的发廊。
屋里到处都是粉红色的光，黏稠得像是在血水里游泳。空气里全是那种劣质的脂粉味，还有一股子藏不住的死老鼠臭味。
我看见杜麻子坐在二楼那张破旧的钢丝床上。
他化了妆。
脸上抹着劣质的白粉，嘴唇图得鲜红，身上穿着白秀生前穿的那件碎花棉袄。
门外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一个、两个、三个……
无数个看不清脸的男人，身上带着泥土和腐烂的味道，从门外排着队走进来。
他们走到床边，把一张张冥币砸在杜麻子的脸上。
他们说：“多少钱？”
杜麻子在哭。他想跑，可他的双脚像是被钉死在床板上一样，一动也不能动。他扯着嗓子朝我喊：“救我！救我！”
而在那些男人的最后面，站着一个光头的女人。
白秀。
她冷冷地看着杜麻子，手里拿着一根用来扎头发的红绳。
她冲着我笑了。
那笑容，把我的魂都差点吓飞了。
我猛地从梦里惊醒，浑身大汗淋漓。
外面已经是大天亮。
我顾不上擦汗，推开店门就往外走。
刚走到街上，就看见杜麻子发廊的后院门口围了一圈人。
几个经常在附近晃荡的野狗，正围着那个废煤坑拼命地用爪子刨着冻土。
“汪！汪！汪！”
野狗一边叫，一边从土里扯出了一个东西。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
只一眼，我的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那是一截干枯的、发黑的女人手臂。
皮肉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露出了里面白生生的骨头。
而在那手腕上，还死死地系着一根变了色的红绳。
白秀的尸体，见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