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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勒痕，真真切切地印在何广顺的脖子上。
大热天里，他硬是用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把脖子死死缠住。可那毛巾缝隙里渗出来的血水和黄色的组织液，怎么也藏不住，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子皮肉捂烂了的恶臭。
从那天起，何广顺彻底变了一个人。
他把原本在二楼的办公室退了，让人在工地的工具棚里支了一张行军床。那棚子是用石棉瓦搭的，顶矮，夏天里面热得跟蒸笼一样，苍蝇满天飞，可他宁可待在里面遭罪，也不敢再往高处走一步。
他开始怕高，怕得要命。
有一次，开发商的监理来抽查，让何广顺跟着去二楼的平台看看刚扎好的钢筋。何广顺走到楼梯口，刚抬起脚往第一级台阶上踩，整个人就跟中风了一样，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噗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我当时就在旁边搬水泥，亲眼看见他两手死死抠着水泥台阶，指甲都抠出了血，嘴里“嗬哧、嗬哧”地喘着粗气，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
“何老板，你这是咋了？上个二楼至于吗？”那监理一脸嫌弃地看着他。
何广顺把头埋在膝盖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不……不上去……上面没网……下面也没网……会掉下去……会砸碎的……”
监理骂了一句“神经病”，甩着手自己上去了。
我们在场的几个工人都没说话，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世上哪有平白无故生出来的病？这分明是阿诚那娃在跟何广顺算账呢。有些胆小的泥瓦匠，连当月的工钱都不要了，连夜收拾行李就编了个理由回了老家。
工地上开始流传一句话：“剪了活人的网，就得用死人的命来填。”
我没走。不是我胆大，是我不敢走。何广顺手里还扣着我大半年的工钱，那是我准备给家里盖房子用的血汗钱。而且，一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那天下午我和阿诚在十二楼剪网的场景。那张被剪开的大嘴，是我亲手铰出来的。
我心里有愧，也有怕。我总觉得，我要是这时候跑了，阿诚下一个找的就是我。
阿诚死后的第十二天，工地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是阿诚的老乡，叫狗蛋，也是个在城里打零工的农村娃。他穿了一件烂了两个窟窿的背心，脚上踩着一双黄胶鞋，背着个破蛇皮袋，站在工地的铁门外面，缩头缩脑地往里瞅。
我刚卸完一车砖，擦着汗走过去问他：“兄弟，你找谁？”
狗蛋看了我一眼，认出我是那天帮着料理阿诚后事的人，眼圈一下就红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个地址。
“大刘哥，我是来帮阿诚拿东西的。顺便……顺便来问问何老板，阿诚那笔赔偿金，啥时候能批下来？”狗蛋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农村人特有的自卑和哀求。
我心里“咯噔”一下，叹了口气，把他拉到树荫底下，递过去一根烟。
“狗蛋，哥跟你说实话，那钱……怕是难拿。何广顺那狗日的现在天天跟疯了似的，把钱看得比命还紧。怎么，老家催得急？”
狗蛋猛吸了一口烟，眼泪混着脸上的泥巴往下淌：“大刘哥，你不知道，阿诚爹……前天晚上死在家里了。”
我手里的火柴“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死了？怎么死的？”
“活活疼死的。”狗蛋抹了一把眼泪，声音哽咽得厉害，“阿诚出事那天，村里接到了电报，可谁也没敢告诉老头子。后来阿诚的草席卷着骨灰运回去，老头子看了一眼，当场就吐了血。老头子得的是胃上的大病，疼起来就在地上打滚。他本来就靠着阿诚这边的工钱去市里救命呢。村长带人去找何老板要钱，何老板把人哄了回来，说钱过几天就汇过去。老头子就这么等啊，等啊……每天疼得把炕沿都咬烂了，就盼着那笔救命钱。”
狗蛋抽了抽鼻子，继续说：“到了大前天晚上，老头子知道自己不成了。他把阿诚下葬那天村里人留下的那顶旧安全帽抱在怀里，那帽子是阿诚在工地上戴的，上面还带着水泥浆子。老头子用手摸着那帽子，一遍遍问：‘娃啊，城里的网结实不？你咋就没站稳呢？’到了后半夜，老头子就没气了。死的时候，那两只手死死抠着安全帽的带子，几个人去掰都没掰开，最重是连着帽子一起埋进土里的。”
听完狗蛋的话，我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人性怎么能黑到这种地步？何广顺为了省几万块钱的网钱，害死了阿诚；为了赖掉两万块钱的赔偿金，又活活拖死了阿诚的爹。
这两条人命，全在何广顺那张贪得无厌的嘴里闭上了。
我咬了咬牙，带着狗蛋去了何广顺住的那个工具棚。
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啪、啪”的打耳光声。我顺着门缝往里一看，何广顺正跪在行军床前，对着空气一边扇自己耳光，一边哭喊：“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阿诚，你别拽我了，我这脖子要断了！要断了啊！”
他自己把自己的脸扇得肿得像个猪头，嘴角全是血。
我深吸了一口气，一脚把门踹开。
何广顺吓得尖叫一声，整个人往床底下缩。当他看清是我和狗蛋时，那双满是血丝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
“大刘！你带谁来了？是不是阿诚？是不是阿诚让他来跟老子要账的？！”何广顺指着狗蛋，声音尖利得像要撕裂空气。
狗蛋被他的样子吓退了好几步，但一想到阿诚爹的惨死，他也来了气，大声喊道：“何老板！阿诚爹前天疼死了！他是被你活活拖死的！你答应的两万块钱赔偿金，今天必须给个交代！不然我去告你！”
听到“疼死了”这三个字，何广顺整个人突然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狗蛋，过了足足有十几秒钟，他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极其诡异的笑容。
那笑容看起来特别僵硬，就像是有人用两根手指强行把他的嘴角往上扯一样。
“死了？哈哈……老头子死了好啊，死了就不用花钱了……”何广顺咧着嘴笑，嘴里的血顺着下巴往下滴，“没钱！老子一分钱都没有！开发商的工程款没到账，老子自己都要跳楼了！你们去告啊！去告啊！”
他猛地从床底下拽出那把生锈的杀猪刀，冲着我们乱挥：“滚！都给老子滚出去！谁要是再敢跟老子提‘网’，提‘钱’，老子先捅死他！”
狗蛋还想说什么，我一把拽住他，硬把他拉出了工具棚。
“大刘哥，他这就是个畜生！”狗蛋在工地上破口大骂。
我拍了拍他的背，心里一片冰凉。看着工具棚里那个已经半疯半狂的男人，我知道，不是他不给钱，是那笔钱，他已经没命花了。
真正的恐怖，是在阿诚死后的第十五天，也是工地准备“封顶”的前一天中午爆发的。
那天中午，太阳毒得能把地面烤裂。工人们都在大棚里歇凉，整个工地上静得只有知了在树枝上死命地叫。
何广顺因为害怕，几天没敢好好合眼。那天中午，他大概是实在熬不住了，拎着一瓶高度二锅头，摇摇晃晃地从工具棚里走出来，想借着酒劲在院子里吹吹风。
我就坐在距离他不远处的钢筋堆上抽烟。
何广顺喝了一大口酒，抬起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面前那栋已经盖到十六层高的大楼。
就这一眼，他手里那瓶二锅头“当啷”一声砸在水泥地上，烈酒洒了一地。
“大……大刘……你过来……你过来看看……”何广顺的声音变得极低，低得像是在用喉咙里的气流在说话。他的一只手指着大楼，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就像是被高压电击中了一样。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烈日当空，强烈的阳光照在未完工的大楼外墙上，泛着刺眼的白光。而在大楼外面挂着的那些绿色的安全网……
我的天。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明明没有一丝风，整栋楼从一楼到十六楼，成百上千张绿色的安全网，竟然在同一时间，全部剧烈地朝外凸了出来！
那形状，鼓鼓囊囊的，凸出来的每一个轮廓，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一个人形的轮廓。
就好像，那层层叠叠的绿色网布里面，此时此刻，正密密麻麻地裹着几百具死尸！那些死尸头朝下、脚朝上，或者四肢扭曲地蜷缩着，在太阳底下，随着网布的拉扯，隐隐约约地发出“吱呀、吱呀”的摩擦声。
而在十二楼，也就是我和阿诚剪开窟窿的那个地方，那个“人影”凸得最厉害。
我甚至能隔着那层绿色的网，看到那个“人影”的头部，正缓缓地转了过来，隔着十几层高的虚空，死死地盯着地面上的何广顺。
那不仅仅是阿诚。
那绿色的网里，仿佛装着这么多年来，在何广顺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因为他偷工减料、因为他省钱省安全措施，而死掉的所有工人的冤魂。他们全部回来了，被裹在他们生前最痛恨、最没有保障的安全网里，正排着队，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的仇人。
“你看没看见？！你看没看见？！那里面全是人！全是死人！他们在动！他们在往下爬！”何广顺疯了似的揪住我的衣领，把我的衣服都扯烂了，他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鼻涕眼泪流了一脸。
我吓得一把推开他，脸色苍白地大喊：“没有！何老板！啥都没有！那是风吹的！那是网在晃！”
我不敢承认。我真的不敢承认。我怕一承认，那些网里的东西就会顺着脚手架爬下来。
“你撒谎！你这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狗东西！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想害死我！”何广顺冲着我破口大骂，然后转过身，冲着那些正在歇凉的工人歇斯底里地喊，“都出来！拿剪刀！把那些网全给我铰了！全铰了！老子不要网了！一张都不要了！”
工人们被他喊出来，一个个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大晴天里的，太阳把网晒得发脆，哪里有什么死人？在大家眼里，楼外面除了几张被风吹得微微晃动的破网，什么都没有。
“何老板，你这是中邪了吧？这大中午的，哪来的人啊？”老张在旁边小声说了句。
“你们不铰是不是？不铰老子自己来！老子不怕你们！老子有刀！”何广顺挥舞着那把生锈的杀猪刀，跌跌撞撞地往大楼里跑。
可他刚跑到电梯井也就是施工升降机旁边，看到那黑漆漆的、通往高处的铁轨，他的脚一软，再次跪在了地上。他终究还是不敢上去，他怕高，怕得要死。
他只能跪在地上，一边拿刀砍着旁边的水泥柱子，一边像个畜生一样嚎叫。
那一刻，我知道，封顶的那天晚上，就是他的死期。
八月十五号，工地“封顶”的日子。
按当年的规矩，封顶是大事。不仅要放鞭炮，还要在夜里把最后一遍混凝土浇筑完，这叫“齐心协力，步步高升”。
那天晚上，工地上灯火通明。两台巨大的高压泵车轰鸣着，把灰白色的混凝土顺着管道源源不断地送往十六层的楼顶。巨大的高值卤素灯把整个工地照得亮如白昼，可那灯光太刺眼了，反而把大楼背光的那些角落，衬托得更加阴森、黑暗。
何广顺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他必须喝，不喝酒，他连这工地的门都不敢进。
开发商的老板派了个代表过来盯着，那代表坐在楼下的座车里不肯出来，嫌上面脏，只是给何广顺下了死命令：“老何，今晚十二点之前，必须把最后一泵混凝土灌完。要是耽误了明天的吉时，尾款扣你十万！”
十万块，那是何广顺的命根子。
在金钱的刺激下，何广顺骨子里那股子狠劲和赌徒心理又上来了。他把脖子上的烂毛巾扯掉，露出了里面已经开始化脓、长着白毛的绳印子。
他咬着牙，从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条平时最看不起的、崭新的高空安全带。
那是一条加粗的尼龙绳安全带，两头带着大铁钩子。
“屌你老母的，老子今晚亲自上去盯着！老子系上安全带，看哪个鬼能把老子推下去！”何广顺一边往嘴里灌着二锅头，一边把安全带死死地勒在自己的肥腰上。那力道大得，把他的肥肉都勒成了两截。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我：“大刘，你跟老子上去！要是今晚顺顺利利封了顶，明天一早，老子把工钱全全乎乎地结给你！”
我看着他那副快要散架的肉身，冷笑了一声。我知道，这笔钱，我明天肯定能拿到，但绝对不是他亲手发给我的。
晚上十一点半，我和何广顺坐着简易的施工升降机，摇摇晃晃地升到了十六层的楼顶。
顶楼的风很大，呼呼地吹着，把周围架子上的安全网吹得“哗啦、哗啦”作响。那声音在轰鸣的泵车声里，听起来格外诡异，就像是有无数人在耳边窃窃私语。
站在十六层高的楼顶，脚底下就是黑漆漆的一片虚无。县城的夜景很暗，只有零星的几点灯火，从上面往下看，整栋楼就像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一座孤岛。
何广顺一出升降机，整个人就趴在了地上。他不敢站起来，只能像条狗一样，在满是泥浆的楼顶上往前爬。
他爬到一根粗壮的承重柱旁边，颤抖着手，把安全带上的大铁钩子，“咔嗒”一声，死死地扣在了柱子外露的粗钢筋上。
扣好之后，他吐出一口酒气，冲着黑暗的天空狞笑：“哈哈！看见没有！老子扣死了！这是新绳子！粗得很！任你是什么冤魂恶鬼，也拉不断这根绳子！”
我没理他，拿着振捣棒，配合着其他几个工人正在拼命地平整着刚倒下来的混凝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距离十二点越来越近。
最后一车混凝土已经进了泵车，只要把这最后一片区域抹平，工程就彻底封顶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楼顶上巨大的卤素灯晃了几下。
“啪、啪……”
两声脆响，高空中的灯泡似乎是因为电压不稳，突然熄灭了。整个十六层楼顶瞬间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黑暗中。
“操！怎么停电了？机修工呢？！死哪去了？！”工人们纷纷破口大骂。
可奇怪的是，楼底下的泵车依然在轰鸣，外面的搅拌机也还在转，只有我们顶楼的这几盏灯，瞎了。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见何广顺正趴在柱子底下，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风，突然停了。
周围那些“哗啦哗啦”的安全网声音，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顶楼静得可怕，只能听见我们几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还有混凝土在管道里蠕动的黏糊声。
“大……大刘……”
何广顺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那不是平时的怒吼，而是一种带着极度恐惧的、快要哭出来的哭腔。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
月光下，何广顺正死死地抠着柱子，他的身体拼命地往后仰，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自己的背后。
因为就在刚才，在那个没有任何人走动的黑暗角落里，突然传来了一个非常轻、非常清晰的脚步声。
“踏……踏……踏……”
那是一双黄胶鞋踩在未干的水泥浆里的声音，黏糊糊的，带着一种沉重的节奏感。
那脚步声，正一步一步地朝着何广顺的背后逼近。
“谁？谁在那儿？老子有刀！老子不怕你！”何广顺一边吼着，一边想去掏兜里的杀猪刀。可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刀“当啷”一声掉在了水泥浆里，瞬间沉了下去。
脚步声在距离何广顺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住了。
整个十六层楼顶的空气，在那一刻仿佛彻底冻结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寒意，从每一个角落里渗透出来，冻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我借着月光，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何广顺的背后，在那根扣着安全带的承重柱阴影里，缓缓地走出了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轮廓。
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裂开了老大一个口子的黄色安全帽。他的半边脑袋是扁的，像是被什么重物狠狠砸塌了进去，灰白色的脑浆混着干涸的血迹，黏在半边脸上。他的左眼珠子掉在了眼眶外面，正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地挂在脸颊上。
是阿诚。
他身上还带着那天摔死时的泥点和血迹，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医院太平间里才有的冷气。
阿诚就站在何广顺的身后。他伸出那两条已经折断、呈现出诡异角度的手臂，软绵绵地搭在何广顺的肩膀上。
然后，他把那张缺了半边牙齿、满是血污的嘴，凑到了何广顺的耳朵边上。
在死一样的寂静中，我听见阿诚用一种极其空洞、没有一丝起伏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三个字：
“抓稳了。”
“啊——！！”
何广顺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整个人猛地往前一扑，试图摆脱身后的阿诚。可他忘了，他的肥腰上还系着那条安全带，安全带的另一头死死地扣在柱子上。
这一扑，安全带瞬间绷紧。
可紧接着，发生了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魂飞魄散的场景。
那条原本可以承受几吨拉力的、崭新的尼龙安全带，在绷紧的一瞬间，突然发出了“嚓哧”的一声脆响。
那声音，太熟悉了。
那是大剪刀铰断老化的尼龙网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在我们的注视下，那根粗壮的安全绳，就像是被一把看不见的、极其锋利的剪刀在中间整齐地铰了一下，瞬间断成了两截。
断口处平整得就像是用机器切割出来的一样。
何广顺失去了绳子的拉力，整个人因为惯性，直接从十六层未完工的楼顶边缘翻了出去。
“救命——！网！网呢——！！”
他的惨叫声在黑夜里划出一道凄厉的长音，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沉重的、闷巴的巨响。
“砰！”
那声音从极深、极远的地面传上来，震得我们脚底下的水泥板似乎都跟着抖了一下。
几秒钟后，楼顶上的卤素灯突然“啪”的一声全部亮了起来。
刺眼的白光重新洒满楼顶。
没有阿诚，没有脚步声，只有那根断成两截的、切口极其平整的新安全带，正孤零零地挂在承重柱上，随着夜风轻轻晃动。
工人们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谁也没敢说话。
我走到楼顶边缘，顺着往下看了一眼。
十六层高的楼下，何广顺整个人陷在水泥地面的一堆乱石子儿里，身子底下那滩黏糊糊的血，正顺着未刷水泥的地面缝隙往外渗。他的死状，和半个月前的阿诚，一模一样。
他的双手死死地抠着地面的石子，眼角崩裂，眼珠子暴突。
而在他的尸体旁边，距离他不到半米远的地方，静静地躺着一把大剪刀。
那是工地上用来剪安全网的、生锈的大铁剪刀。
第二天一早，警察来勘查现场。
最后的结果和半个月前一样，被定性为“因饮酒过度导致的高空坠落意外事故”。至于那根断掉的安全带，警察检测后说是“生产质量不合格，纤维自然断裂”。
何广顺存在银行里的钱，最后全被开发商和他的远房亲戚瓜分了。至于阿诚爹的丧葬费和阿诚的赔偿金，最终成了一笔烂账，再也没有人提起。
我拿着何广顺老婆为了赶快息事宁人、勉强发给我的大半年工钱，收拾了行李，当天下午就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
这个沾满了鲜血和冤魂的县城，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呆了。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也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每次看到电视上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看到那些在几百米高空中辛勤劳作的年轻身影，我的心里总会忍不住泛起一阵阵恶心。
我总会想起1999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个老死在农村、怀里死死抱着安全帽的老头，想起那个挂在十二楼外网、四肢扭曲的年轻人。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对任何人说。
那天晚上，在何广顺摔下去之后，警察来之前，我是第一个坐上限升降机下楼去查看尸体的人。
当时天还没亮，我拿着手电筒，哆哆嗦嗦地走到何广顺的尸体旁边。
我蹲下身子，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把躺在血泊里的生锈大剪刀。
就在手电筒的光照到那把剪刀的一瞬间，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因为那把剪刀的握柄上，刻着一个用小刀歪歪扭扭划出来的“刘”字。
那是我的剪刀。
那是我在阿诚出事后的第三天，因为心里害怕、觉得晦气，亲手用报纸包好，扔进了大楼地基那几十米深的、刚刚浇筑了上百吨混凝土的承重桩孔里的大剪刀。
它应该被永远埋在几十米深的地底，被上百吨坚硬的水泥彻底封死。
可是那一晚，它就这么静静地躺在何广顺的尸体旁边，剪刀的刃口上，还沾着几缕绿色的、崭新的尼龙绳纤维。
汽车在颠簸的国道上开着，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那里总觉得毛抓抓的，隐隐约约的，像是有一根粗糙的麻绳，正在一点点地勒紧。
我转过头，看向汽车的车窗玻璃。
玻璃上倒映着我的脸。而在我的肩膀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正静静地搭着一双折断了的、满是泥点子的青紫色手臂。
那条勒痕，真真切切地印在何广顺的脖子上。
大热天里，他硬是用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把脖子死死缠住。可那毛巾缝隙里渗出来的血水和黄色的组织液，怎么也藏不住，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子皮肉捂烂了的恶臭。
从那天起，何广顺彻底变了一个人。
他把原本在二楼的办公室退了，让人在工地的工具棚里支了一张行军床。那棚子是用石棉瓦搭的，顶矮，夏天里面热得跟蒸笼一样，苍蝇满天飞，可他宁可待在里面遭罪，也不敢再往高处走一步。
他开始怕高，怕得要命。
有一次，开发商的监理来抽查，让何广顺跟着去二楼的平台看看刚扎好的钢筋。何广顺走到楼梯口，刚抬起脚往第一级台阶上踩，整个人就跟中风了一样，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噗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我当时就在旁边搬水泥，亲眼看见他两手死死抠着水泥台阶，指甲都抠出了血，嘴里“嗬哧、嗬哧”地喘着粗气，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
“何老板，你这是咋了？上个二楼至于吗？”那监理一脸嫌弃地看着他。
何广顺把头埋在膝盖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不……不上去……上面没网……下面也没网……会掉下去……会砸碎的……”
监理骂了一句“神经病”，甩着手自己上去了。
我们在场的几个工人都没说话，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世上哪有平白无故生出来的病？这分明是阿诚那娃在跟何广顺算账呢。有些胆小的泥瓦匠，连当月的工钱都不要了，连夜收拾行李就编了个理由回了老家。
工地上开始流传一句话：“剪了活人的网，就得用死人的命来填。”
我没走。不是我胆大，是我不敢走。何广顺手里还扣着我大半年的工钱，那是我准备给家里盖房子用的血汗钱。而且，一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那天下午我和阿诚在十二楼剪网的场景。那张被剪开的大嘴，是我亲手铰出来的。
我心里有愧，也有怕。我总觉得，我要是这时候跑了，阿诚下一个找的就是我。
阿诚死后的第十二天，工地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是阿诚的老乡，叫狗蛋，也是个在城里打零工的农村娃。他穿了一件烂了两个窟窿的背心，脚上踩着一双黄胶鞋，背着个破蛇皮袋，站在工地的铁门外面，缩头缩脑地往里瞅。
我刚卸完一车砖，擦着汗走过去问他：“兄弟，你找谁？”
狗蛋看了我一眼，认出我是那天帮着料理阿诚后事的人，眼圈一下就红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个地址。
“大刘哥，我是来帮阿诚拿东西的。顺便……顺便来问问何老板，阿诚那笔赔偿金，啥时候能批下来？”狗蛋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农村人特有的自卑和哀求。
我心里“咯噔”一下，叹了口气，把他拉到树荫底下，递过去一根烟。
“狗蛋，哥跟你说实话，那钱……怕是难拿。何广顺那狗日的现在天天跟疯了似的，把钱看得比命还紧。怎么，老家催得急？”
狗蛋猛吸了一口烟，眼泪混着脸上的泥巴往下淌：“大刘哥，你不知道，阿诚爹……前天晚上死在家里了。”
我手里的火柴“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死了？怎么死的？”
“活活疼死的。”狗蛋抹了一把眼泪，声音哽咽得厉害，“阿诚出事那天，村里接到了电报，可谁也没敢告诉老头子。后来阿诚的草席卷着骨灰运回去，老头子看了一眼，当场就吐了血。老头子得的是胃上的大病，疼起来就在地上打滚。他本来就靠着阿诚这边的工钱去市里救命呢。村长带人去找何老板要钱，何老板把人哄了回来，说钱过几天就汇过去。老头子就这么等啊，等啊……每天疼得把炕沿都咬烂了，就盼着那笔救命钱。”
狗蛋抽了抽鼻子，继续说：“到了大前天晚上，老头子知道自己不成了。他把阿诚下葬那天村里人留下的那顶旧安全帽抱在怀里，那帽子是阿诚在工地上戴的，上面还带着水泥浆子。老头子用手摸着那帽子，一遍遍问：‘娃啊，城里的网结实不？你咋就没站稳呢？’到了后半夜，老头子就没气了。死的时候，那两只手死死抠着安全帽的带子，几个人去掰都没掰开，最重是连着帽子一起埋进土里的。”
听完狗蛋的话，我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人性怎么能黑到这种地步？何广顺为了省几万块钱的网钱，害死了阿诚；为了赖掉两万块钱的赔偿金，又活活拖死了阿诚的爹。
这两条人命，全在何广顺那张贪得无厌的嘴里闭上了。
我咬了咬牙，带着狗蛋去了何广顺住的那个工具棚。
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啪、啪”的打耳光声。我顺着门缝往里一看，何广顺正跪在行军床前，对着空气一边扇自己耳光，一边哭喊：“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阿诚，你别拽我了，我这脖子要断了！要断了啊！”
他自己把自己的脸扇得肿得像个猪头，嘴角全是血。
我深吸了一口气，一脚把门踹开。
何广顺吓得尖叫一声，整个人往床底下缩。当他看清是我和狗蛋时，那双满是血丝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
“大刘！你带谁来了？是不是阿诚？是不是阿诚让他来跟老子要账的？！”何广顺指着狗蛋，声音尖利得像要撕裂空气。
狗蛋被他的样子吓退了好几步，但一想到阿诚爹的惨死，他也来了气，大声喊道：“何老板！阿诚爹前天疼死了！他是被你活活拖死的！你答应的两万块钱赔偿金，今天必须给个交代！不然我去告你！”
听到“疼死了”这三个字，何广顺整个人突然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狗蛋，过了足足有十几秒钟，他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极其诡异的笑容。
那笑容看起来特别僵硬，就像是有人用两根手指强行把他的嘴角往上扯一样。
“死了？哈哈……老头子死了好啊，死了就不用花钱了……”何广顺咧着嘴笑，嘴里的血顺着下巴往下滴，“没钱！老子一分钱都没有！开发商的工程款没到账，老子自己都要跳楼了！你们去告啊！去告啊！”
他猛地从床底下拽出那把生锈的杀猪刀，冲着我们乱挥：“滚！都给老子滚出去！谁要是再敢跟老子提‘网’，提‘钱’，老子先捅死他！”
狗蛋还想说什么，我一把拽住他，硬把他拉出了工具棚。
“大刘哥，他这就是个畜生！”狗蛋在工地上破口大骂。
我拍了拍他的背，心里一片冰凉。看着工具棚里那个已经半疯半狂的男人，我知道，不是他不给钱，是那笔钱，他已经没命花了。
真正的恐怖，是在阿诚死后的第十五天，也是工地准备“封顶”的前一天中午爆发的。
那天中午，太阳毒得能把地面烤裂。工人们都在大棚里歇凉，整个工地上静得只有知了在树枝上死命地叫。
何广顺因为害怕，几天没敢好好合眼。那天中午，他大概是实在熬不住了，拎着一瓶高度二锅头，摇摇晃晃地从工具棚里走出来，想借着酒劲在院子里吹吹风。
我就坐在距离他不远处的钢筋堆上抽烟。
何广顺喝了一大口酒，抬起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面前那栋已经盖到十六层高的大楼。
就这一眼，他手里那瓶二锅头“当啷”一声砸在水泥地上，烈酒洒了一地。
“大……大刘……你过来……你过来看看……”何广顺的声音变得极低，低得像是在用喉咙里的气流在说话。他的一只手指着大楼，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就像是被高压电击中了一样。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烈日当空，强烈的阳光照在未完工的大楼外墙上，泛着刺眼的白光。而在大楼外面挂着的那些绿色的安全网……
我的天。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明明没有一丝风，整栋楼从一楼到十六楼，成百上千张绿色的安全网，竟然在同一时间，全部剧烈地朝外凸了出来！
那形状，鼓鼓囊囊的，凸出来的每一个轮廓，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一个人形的轮廓。
就好像，那层层叠叠的绿色网布里面，此时此刻，正密密麻麻地裹着几百具死尸！那些死尸头朝下、脚朝上，或者四肢扭曲地蜷缩着，在太阳底下，随着网布的拉扯，隐隐约约地发出“吱呀、吱呀”的摩擦声。
而在十二楼，也就是我和阿诚剪开窟窿的那个地方，那个“人影”凸得最厉害。
我甚至能隔着那层绿色的网，看到那个“人影”的头部，正缓缓地转了过来，隔着十几层高的虚空，死死地盯着地面上的何广顺。
那不仅仅是阿诚。
那绿色的网里，仿佛装着这么多年来，在何广顺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因为他偷工减料、因为他省钱省安全措施，而死掉的所有工人的冤魂。他们全部回来了，被裹在他们生前最痛恨、最没有保障的安全网里，正排着队，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的仇人。
“你看没看见？！你看没看见？！那里面全是人！全是死人！他们在动！他们在往下爬！”何广顺疯了似的揪住我的衣领，把我的衣服都扯烂了，他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鼻涕眼泪流了一脸。
我吓得一把推开他，脸色苍白地大喊：“没有！何老板！啥都没有！那是风吹的！那是网在晃！”
我不敢承认。我真的不敢承认。我怕一承认，那些网里的东西就会顺着脚手架爬下来。
“你撒谎！你这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狗东西！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想害死我！”何广顺冲着我破口大骂，然后转过身，冲着那些正在歇凉的工人歇斯底里地喊，“都出来！拿剪刀！把那些网全给我铰了！全铰了！老子不要网了！一张都不要了！”
工人们被他喊出来，一个个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大晴天里的，太阳把网晒得发脆，哪里有什么死人？在大家眼里，楼外面除了几张被风吹得微微晃动的破网，什么都没有。
“何老板，你这是中邪了吧？这大中午的，哪来的人啊？”老张在旁边小声说了句。
“你们不铰是不是？不铰老子自己来！老子不怕你们！老子有刀！”何广顺挥舞着那把生锈的杀猪刀，跌跌撞撞地往大楼里跑。
可他刚跑到电梯井也就是施工升降机旁边，看到那黑漆漆的、通往高处的铁轨，他的脚一软，再次跪在了地上。他终究还是不敢上去，他怕高，怕得要死。
他只能跪在地上，一边拿刀砍着旁边的水泥柱子，一边像个畜生一样嚎叫。
那一刻，我知道，封顶的那天晚上，就是他的死期。
八月十五号，工地“封顶”的日子。
按当年的规矩，封顶是大事。不仅要放鞭炮，还要在夜里把最后一遍混凝土浇筑完，这叫“齐心协力，步步高升”。
那天晚上，工地上灯火通明。两台巨大的高压泵车轰鸣着，把灰白色的混凝土顺着管道源源不断地送往十六层的楼顶。巨大的高值卤素灯把整个工地照得亮如白昼，可那灯光太刺眼了，反而把大楼背光的那些角落，衬托得更加阴森、黑暗。
何广顺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他必须喝，不喝酒，他连这工地的门都不敢进。
开发商的老板派了个代表过来盯着，那代表坐在楼下的座车里不肯出来，嫌上面脏，只是给何广顺下了死命令：“老何，今晚十二点之前，必须把最后一泵混凝土灌完。要是耽误了明天的吉时，尾款扣你十万！”
十万块，那是何广顺的命根子。
在金钱的刺激下，何广顺骨子里那股子狠劲和赌徒心理又上来了。他把脖子上的烂毛巾扯掉，露出了里面已经开始化脓、长着白毛的绳印子。
他咬着牙，从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条平时最看不起的、崭新的高空安全带。
那是一条加粗的尼龙绳安全带，两头带着大铁钩子。
“屌你老母的，老子今晚亲自上去盯着！老子系上安全带，看哪个鬼能把老子推下去！”何广顺一边往嘴里灌着二锅头，一边把安全带死死地勒在自己的肥腰上。那力道大得，把他的肥肉都勒成了两截。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我：“大刘，你跟老子上去！要是今晚顺顺利利封了顶，明天一早，老子把工钱全全乎乎地结给你！”
我看着他那副快要散架的肉身，冷笑了一声。我知道，这笔钱，我明天肯定能拿到，但绝对不是他亲手发给我的。
晚上十一点半，我和何广顺坐着简易的施工升降机，摇摇晃晃地升到了十六层的楼顶。
顶楼的风很大，呼呼地吹着，把周围架子上的安全网吹得“哗啦、哗啦”作响。那声音在轰鸣的泵车声里，听起来格外诡异，就像是有无数人在耳边窃窃私语。
站在十六层高的楼顶，脚底下就是黑漆漆的一片虚无。县城的夜景很暗，只有零星的几点灯火，从上面往下看，整栋楼就像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一座孤岛。
何广顺一出升降机，整个人就趴在了地上。他不敢站起来，只能像条狗一样，在满是泥浆的楼顶上往前爬。
他爬到一根粗壮的承重柱旁边，颤抖着手，把安全带上的大铁钩子，“咔嗒”一声，死死地扣在了柱子外露的粗钢筋上。
扣好之后，他吐出一口酒气，冲着黑暗的天空狞笑：“哈哈！看见没有！老子扣死了！这是新绳子！粗得很！任你是什么冤魂恶鬼，也拉不断这根绳子！”
我没理他，拿着振捣棒，配合着其他几个工人正在拼命地平整着刚倒下来的混凝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距离十二点越来越近。
最后一车混凝土已经进了泵车，只要把这最后一片区域抹平，工程就彻底封顶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楼顶上巨大的卤素灯晃了几下。
“啪、啪……”
两声脆响，高空中的灯泡似乎是因为电压不稳，突然熄灭了。整个十六层楼顶瞬间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黑暗中。
“操！怎么停电了？机修工呢？！死哪去了？！”工人们纷纷破口大骂。
可奇怪的是，楼底下的泵车依然在轰鸣，外面的搅拌机也还在转，只有我们顶楼的这几盏灯，瞎了。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见何广顺正趴在柱子底下，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风，突然停了。
周围那些“哗啦哗啦”的安全网声音，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顶楼静得可怕，只能听见我们几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还有混凝土在管道里蠕动的黏糊声。
“大……大刘……”
何广顺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那不是平时的怒吼，而是一种带着极度恐惧的、快要哭出来的哭腔。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
月光下，何广顺正死死地抠着柱子，他的身体拼命地往后仰，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自己的背后。
因为就在刚才，在那个没有任何人走动的黑暗角落里，突然传来了一个非常轻、非常清晰的脚步声。
“踏……踏……踏……”
那是一双黄胶鞋踩在未干的水泥浆里的声音，黏糊糊的，带着一种沉重的节奏感。
那脚步声，正一步一步地朝着何广顺的背后逼近。
“谁？谁在那儿？老子有刀！老子不怕你！”何广顺一边吼着，一边想去掏兜里的杀猪刀。可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刀“当啷”一声掉在了水泥浆里，瞬间沉了下去。
脚步声在距离何广顺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住了。
整个十六层楼顶的空气，在那一刻仿佛彻底冻结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寒意，从每一个角落里渗透出来，冻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我借着月光，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何广顺的背后，在那根扣着安全带的承重柱阴影里，缓缓地走出了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轮廓。
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裂开了老大一个口子的黄色安全帽。他的半边脑袋是扁的，像是被什么重物狠狠砸塌了进去，灰白色的脑浆混着干涸的血迹，黏在半边脸上。他的左眼珠子掉在了眼眶外面，正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地挂在脸颊上。
是阿诚。
他身上还带着那天摔死时的泥点和血迹，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医院太平间里才有的冷气。
阿诚就站在何广顺的身后。他伸出那两条已经折断、呈现出诡异角度的手臂，软绵绵地搭在何广顺的肩膀上。
然后，他把那张缺了半边牙齿、满是血污的嘴，凑到了何广顺的耳朵边上。
在死一样的寂静中，我听见阿诚用一种极其空洞、没有一丝起伏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三个字：
“抓稳了。”
“啊——！！”
何广顺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整个人猛地往前一扑，试图摆脱身后的阿诚。可他忘了，他的肥腰上还系着那条安全带，安全带的另一头死死地扣在柱子上。
这一扑，安全带瞬间绷紧。
可紧接着，发生了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魂飞魄散的场景。
那条原本可以承受几吨拉力的、崭新的尼龙安全带，在绷紧的一瞬间，突然发出了“嚓哧”的一声脆响。
那声音，太熟悉了。
那是大剪刀铰断老化的尼龙网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在我们的注视下，那根粗壮的安全绳，就像是被一把看不见的、极其锋利的剪刀在中间整齐地铰了一下，瞬间断成了两截。
断口处平整得就像是用机器切割出来的一样。
何广顺失去了绳子的拉力，整个人因为惯性，直接从十六层未完工的楼顶边缘翻了出去。
“救命——！网！网呢——！！”
他的惨叫声在黑夜里划出一道凄厉的长音，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沉重的、闷巴的巨响。
“砰！”
那声音从极深、极远的地面传上来，震得我们脚底下的水泥板似乎都跟着抖了一下。
几秒钟后，楼顶上的卤素灯突然“啪”的一声全部亮了起来。
刺眼的白光重新洒满楼顶。
没有阿诚，没有脚步声，只有那根断成两截的、切口极其平整的新安全带，正孤零零地挂在承重柱上，随着夜风轻轻晃动。
工人们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谁也没敢说话。
我走到楼顶边缘，顺着往下看了一眼。
十六层高的楼下，何广顺整个人陷在水泥地面的一堆乱石子儿里，身子底下那滩黏糊糊的血，正顺着未刷水泥的地面缝隙往外渗。他的死状，和半个月前的阿诚，一模一样。
他的双手死死地抠着地面的石子，眼角崩裂，眼珠子暴突。
而在他的尸体旁边，距离他不到半米远的地方，静静地躺着一把大剪刀。
那是工地上用来剪安全网的、生锈的大铁剪刀。
第二天一早，警察来勘查现场。
最后的结果和半个月前一样，被定性为“因饮酒过度导致的高空坠落意外事故”。至于那根断掉的安全带，警察检测后说是“生产质量不合格，纤维自然断裂”。
何广顺存在银行里的钱，最后全被开发商和他的远房亲戚瓜分了。至于阿诚爹的丧葬费和阿诚的赔偿金，最终成了一笔烂账，再也没有人提起。
我拿着何广顺老婆为了赶快息事宁人、勉强发给我的大半年工钱，收拾了行李，当天下午就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
这个沾满了鲜血和冤魂的县城，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呆了。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也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每次看到电视上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看到那些在几百米高空中辛勤劳作的年轻身影，我的心里总会忍不住泛起一阵阵恶心。
我总会想起1999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个老死在农村、怀里死死抱着安全帽的老头，想起那个挂在十二楼外网、四肢扭曲的年轻人。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对任何人说。
那天晚上，在何广顺摔下去之后，警察来之前，我是第一个坐上限升降机下楼去查看尸体的人。
当时天还没亮，我拿着手电筒，哆哆嗦嗦地走到何广顺的尸体旁边。
我蹲下身子，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把躺在血泊里的生锈大剪刀。
就在手电筒的光照到那把剪刀的一瞬间，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因为那把剪刀的握柄上，刻着一个用小刀歪歪扭扭划出来的“刘”字。
那是我的剪刀。
那是我在阿诚出事后的第三天，因为心里害怕、觉得晦气，亲手用报纸包好，扔进了大楼地基那几十米深的、刚刚浇筑了上百吨混凝土的承重桩孔里的大剪刀。
它应该被永远埋在几十米深的地底，被上百吨坚硬的水泥彻底封死。
可是那一晚，它就这么静静地躺在何广顺的尸体旁边，剪刀的刃口上，还沾着几缕绿色的、崭新的尼龙绳纤维。
汽车在颠簸的国道上开着，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那里总觉得毛抓抓的，隐隐约约的，像是有一根粗糙的麻绳，正在一点点地勒紧。
我转过头，看向汽车的车窗玻璃。
玻璃上倒映着我的脸。而在我的肩膀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正静静地搭着一双折断了的、满是泥点子的青紫色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