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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拿网！把那窟窿给老子补上！快点！”
何广顺的声音尖得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在七月的大热天里，听得我满头冷汗。
我当时手里还攥着半截刚剪下来的旧安全网，手抖得跟筛糠一样。地上，阿诚就躺在距离我们不到十米的水泥地上，整个人陷在一堆乱石子儿里，身子底下那滩血黏糊糊的，正顺着未刷水泥的地面缝隙往外渗。他的眼睛死死瞪着上方，眼角都裂开了，手心里还死死攥着那根断成两截的麻绳。
何广顺连看都不敢看一眼那具尸体，只是红着眼珠子冲我们几个泥瓦匠吼：“看什么看？想坐牢是不是？警察和劳动局来之前，把这片网给我缝死！谁要是说漏了嘴，一分钱工钱别想拿！”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空气里全是刺鼻的血腥味和暴晒下的水泥灰味。我看着阿诚那张还带着泥点的年轻面孔，牙齿忍不住咯咯作响。就在半个小时前，这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娃还蹲在我旁边，一边啃着干硬的馒头，一边冲我笑，说等发了这月工钱，就能给他爹买治胃病的药了。
现在，他成了一摊烂肉。
而我们，正拿着针线和尼龙绳，在何广顺的逼迫下，拼命去掩盖那个害死他的窟窿。
这事儿发生在1999年。
那时候的南方县城，简直就像个疯了的野兽，到处都在推倒旧房子，到处都在盖新楼。只要你手里有点关系，拉起一个草台班子，就能叫自己“包工头”。何广顺就是这么发起来的。
何广顺这人，当年四十二岁，皮肤黑得像炭，常年戴着一根粗金链子，见人就递红塔山香烟，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可我们这群在他手底下干活的泥瓦匠心里都清楚，这狗日的骨子里黑透了。
他是泥瓦匠出身，最懂工地上哪儿能省钱。
按理说，像他这种从底层爬上去的人，多少该对底下的工人有点同情心，可何广顺正相反。他喝多了的时候，经常在酒桌上当着大伙的面喷着唾沫星子说：“你们这帮泥腿子，命贱得跟地上的蚂蚁一样。在工地上，死一个工人，赔点钱就打发了，比老子停工一天便宜多了！安全？安全能值几个钱？”
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这么干的。
我们那个工地，是个叫“金地花园”的商品房项目，要盖十六层高。在1999年的县城，这算是个大工程了。可是何广顺为了省钱，买来的脚手架钢管全是不知道从哪个报废厂拉回来的次品，有些管子用手一抠都能掉下一层铁锈。扣件也都是便宜货，螺丝滑丝了，他就让工人用铁丝随便缠几圈凑合。
至于安全帽，那玩意儿更绝。有一次一个工友不小心把安全帽掉地上了，一脚踩上去，直接碎成了三瓣。那质量，跟小孩子过家家玩的塑料玩具没什么两样。
最要命的，是楼外挂的那层绿色安全网。
南方的夏天暴雨多、太阳毒，那网在楼外晒了几个月，早就老化得不成样子了，轻轻一扯就往下掉渣，很多地方都裂开了大口子，风一吹，跟挂了满楼的破布条子似的。
大伙儿上高空作业的时候，心里都发毛。阿诚胆子小，有一次私下里跟我说：“大刘哥，我每次站在那竹排上抹外墙，瞅见脚底下那网烂成那样，我这腿肚子就直转筋。这要是掉下去，那网顶个球用，直接就穿过去了。”
我当时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根红梅烟：“忍着点吧，咱们出来打工的，不就是拿命换钱么。等这栋楼封了顶，拿了钱赶快回老家。”
阿诚点了点头，把烟夹在耳朵后面，没舍得抽。他说他爹在老家天天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镇上的医生说可能是大病，得去市里医院查，光是住院费就要好几千。阿诚是家里的大儿子，他只能拼命。工地上最危险、工钱最高的活儿就是高空架子工和外墙抹灰，别人都不愿意上，阿诚天天抢着上。
可谁能想到，何广顺连这最后一条保命的网，都要给铰了。
事情出在阿诚死的前一天。
那天下午，何广顺突然急匆匆地跑到工地上，摘下他那顶崭新的白安全帽，擦着满头的热汗，冲着工棚里歇凉的我们大喊：“都别睡了！赶紧起来！刚接到通知，明天市里的领导要来咱们工地视察，还要带电视台的人来拍专题片！”
大家伙儿面面相觑，谁也没动。领导来视察，跟我们一天挣几十块钱的苦力有什么关系？
何广顺见没人理他，急了，一脚踢翻了旁边的塑料水桶，骂道：“都聋了？赶紧去把地上的建筑垃圾扫了！还有，把楼外面那些破破烂烂的安全网给老子收拾收拾！那几片烂得挂在大楼中间的，太难看了，要是被领导拍进去，说老子安全生产不合格，老子揭了你们的皮！”
我大着胆子问了一句：“何老板，那安全网好多地方都晒断了，不合格的话，是不是该去建材城拉几卷新的换上？”
何广顺一听，眼珠子顿时瞪得像要吃人，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换新的？你他妈说得轻巧！一卷新网要几千块，这大一栋楼全换了，得花老子几万块钱！你给老子出这笔钱啊？大刘，我看你是不想混了是不是？”
我缩了缩脖子，不敢吱声了。在那个年代，包工头扣着你三个月的工钱不发是常有的事，要是跟他顶嘴，他直接让你卷铺盖滚蛋，之前的血汗钱一分都别想拿到。
何广顺狠狠啐了一口，吐出一口黄痰，转头对阿诚和我说：“你们两个，带上剪刀，爬到十楼到十二楼外面去。把那些烂掉的、耷拉着的网，直接给老子剪掉！把断头扎紧，从下面看过去只要整齐就行。”
阿诚当时脸色就白了，他大声说：“何老板，那不成啊！十二楼那片正好是我们明天要抹外墙的地方，要是把烂的部分剪了，那中间就空了老大一个窟窿。万一……万一要是明天干活掉下去，可就什么都接不住了！”
何广顺冷笑了一声，走到阿诚面前，用那根夹着烟的肥手指头死死戳着阿诚的脑门，戳得阿诚一步步往后退。
“万一？哪儿那么多万一？你他妈天天想着掉下去，是在咒老子这工程出事是不是？老子告诉你，拍照看不见就行！那些领导就在下面走马观花看一眼，谁有闲心抬头数网眼里有几根线？明天视察完，后天老子自然会想办法。现在，立刻，去给老子剪！不干的，现在就结账滚蛋，扣两个月考勤！”
阿诚被戳得低下了头，两只手死死攥着衣角。我知道他是在想他爹的医药费。要是这时候被赶走，那之前的苦全白吃了，他爹在老家就只能等死。
最终，阿诚妥协了。
那天傍晚，我和阿诚吊在十二层高的半空中，手里拿着锋利的大剪刀，发出“嚓哧、嚓哧”的声音。每一次剪断那些老化的尼龙绳，我都觉得心里毛抓抓的。阿诚在距离我五米远的地方，动作很慢。
那一整片不合格的安全网，被我们亲手剪出了一个直径足足有两三米的大窟窿。从十二楼往下看，那个窟窿就像是大楼身上裂开的一张黑漆漆的大嘴，正对着下面的水泥地面。
“大刘哥……”阿诚隔着风喊我，声音听起来快要哭了，“我这心里慌得厉害，总觉得这窟窿像是个陷阱。”
我叹了口气，冲他喊：“别看了，越看越怕。明天干活的时候，你把那根安全绳系死在钢管上，别指望这网了。等明天领导走了，咱们再提醒何广顺换网。”
可我们都太天真了。何广顺那种人，一旦发现不花钱也能糊弄过去，他怎么可能再花几万块钱去买新网？
第二天，也就是视察的那天上午，天热得像个大蒸笼。
那帮戴着红领带、白安全帽的领导在工地上转了一圈，两三个摄影机对着何广顺一阵猛拍。何广顺笑得像朵花，指着大楼吹嘘自己多么重视安全、工程质量多么过硬。那帮领导根本没抬头看十二楼那个隐藏在绿色阴影里的巨大窟窿，敷衍地鼓了鼓掌，就坐上小轿车去大酒楼吃饭了。
领导一走，何广顺的脸立刻拉了下来，冲着传达室喊：“通知下去，下午两点准时开工！把耽误的工时都给老子补回来！”
连口喘息的时间都没给。
下午两点，正是太阳最毒的时候，水泥地面被晒得能烫熟鸡蛋。阿诚背着工具包，系着那根已经毛糙得不成了的安全绳，爬上了十二楼的外墙脚手架。
我当时在九楼混合砂浆，正弯腰铲沙子，突然间，头顶上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嘎吱——”
那声音在嘈杂的工地上并不算大，但我浑身的毛孔瞬间就炸开了。
“救……”
一个急促而短暂的呼喊声从头顶掠过。我猛地抬头，只看见一个黑影从十二楼的边缘翻了下来。
是阿诚。
他的脚手架钢管扣件断了。他整个人失去平衡往下跌落。原本，如果安全网是完好的，哪怕再老化，也能阻挡一下他的下坠之势，给他一个缓冲。
可是，他坠落的位置，偏偏就是昨天下午，我们亲手剪开的那个巨大窟窿。
我眼睁睁地看着阿诚的身子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笔直地穿过了那片绿色的空洞。在那一瞬间，他似乎拼命想要去抓旁边的网边缘，但他的手指只抓到了空气。他手里死死拽着的那根安全绳，由于承受不住剧烈的拉力，“啪”的一声，从一处早就磨损变细的地方整齐地断开了。
紧接着，就是那一声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巨响。
“砰！”
那声音沉重、闷巴，像是一大袋浸透了水的面粉狠狠砸在水泥地上。地面仿佛都跟着晃了一下。
周围的一切声音似乎都在那一刻停顿了。几秒钟后，不知道是谁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出事了！有人掉下来了！”
整个工地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我扔下铁锹，疯了一样往大楼正面跑。当我赶到的时候，阿诚周围已经围了几个人。何广顺是从他的吹着空调的办公室里跑出来的，鞋都跑掉了一只。
这就是小说开头那一幕。
何广顺看到阿诚的第一眼，脸色惨白，但他没有去摸阿诚的颈动脉，也没有让人打120。他反倒是猛地抬起头，看向十二楼那个空荡荡的窟窿。
那一刻，商人的精明和骨子里的狠毒战胜了他的恐惧。他知道，要是让外人看到这个窟窿，他就彻底完了，不仅要赔个精光，还得坐牢。
“快！拿网！把那窟窿给老子补上！快点！”他歇斯底里地吼着。
我们几个被他的样子吓住了，谁也没敢动。何广顺冲过来，劈头盖脸地打了旁边一个工友一巴掌：“屌你老母！去拿网！把没剪剩下的废网拿来！大刘，你和老张上去，把那窟窿给我封起来！警察来之前要是没封好，你们一分钱工钱也别想拿到，老子还要说是你们故意剪烂网害死他的！”
在何广顺的威胁和恐吓下，我们向生活低了头。我颤抖着手，拿起了针线和粗尼龙绳。我和老张爬上十楼，悬空在阿诚死状凄惨的身子上方，拼命地拉扯着周围的网，把那个窟窿用最粗糙的针脚缝补起来。
我的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模糊了视线。每一次拉线，我都觉得那是阿诚的冤魂在扯着我的手。
等警察和法医赶到的时候，那个窟窿已经被我们“完美”地掩盖过去了。绿色的安全网看起来虽然破旧，但至少是完整的。
何广顺给警察递着烟，塞着红包，红着眼眶说：“这孩子太不小心了，安全绳没系好，自己失足掉下来的。我们工地的防护措施做得很到位的，您看这网，都好好的。”
最终，事情被定性为“生产安全意外事故”，责任全在死者个人违规操作。
阿诚的尸体被拉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暴雨终于落了下来。何广顺站在办公室窗口，看着救护车远去，冷笑了一声，转过身对财务说：“给那娃的老家发个电报，让他们来领尸体。至于赔偿金……先拖着。就说公司账上没钱，等项目结了尾款再说。”
我站在办公室门外领手套，把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那一刻，我只觉得后背发凉，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人。
阿诚死后的头七天，工地上出奇地安静。
何广顺用两千块钱打发了阿诚从农村赶来的远房表舅，把阿诚的尸体在火葬场烧成了一把灰，随便用个塑料坛子一装，就让人带回了老家。至于之前承诺的两万块钱赔偿金，何广顺连个字条都没开，直接赖掉了。
阿诚的父亲因为病重，根本没办法出远门，连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毕竟在这个疯狂开发的年代，工地上死个把人，就像往大海里扔了块石头，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
可老天爷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何广顺。
怪事，是从阿诚死后的第七天晚上开始的。
那天晚上，轮到我值班看守工地的钢筋和水泥。南方的夏夜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工棚里连个风扇都没有，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我躺在简易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大约是到了后半夜两点多，四周静得只能听见远处的虫鸣声。
突然间，一声沉闷的巨响毫无征兆地从大楼方向传了过来。
“砰！”
那声音太熟悉了，沉重、发闷，像是一大袋湿面粉狠狠砸在水泥地面上。
我整个人“噌”地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浑身的白毛汗瞬间就下来了。那声音，跟那天阿诚掉下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顺手抄起一根防身用的钢筋，战战兢兢地走出工棚。月光洒在未完工的大楼上，白惨惨的，像是一尊巨大的墓碑。我拿着手电筒，哆哆嗦嗦地走到那天阿诚坠落的水泥地附近。
手电筒的光柱在地面上晃来晃去。
地上除了乱石子儿和几块废弃的木板，什么都没有。
“妈的，疑心生暗鬼，肯定是最近太累听错了。”我拍了拍胸口，安慰自己，转身准备回工棚。
结果一转身，我发现何广顺的办公室灯居然亮着。
何广顺为了盯着进度，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工地的临建房里，他的房间在二楼。我看到他房门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接着，门“吱呀”一声开了。
何广顺穿着一条大裤衩，光着膀子，手里拎着一把杀猪刀，连滚带爬地从楼梯上冲了下来。他的脸色在月光下看起来青得吓人，眼珠子瞪得老大，满头大汗。
他一看到我，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几步扑过来，死死抓住我的肩膀。他的手劲儿大得惊人，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
“大刘！大刘！你听见没有？你刚才听见没有？！”何广顺的声音在发抖，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是藏不住的。
我愣了一下，问：“何老板，你听见什么了？”
“掉落的声音！重物掉地上的声音！就在老子窗户外面！‘砰’的一声！”何广顺一边吼着，一边神经质地四处张望，“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是不是有人从楼上扔石头吓老子？是不是你？！”
我看着他那副快要疯了的样子，心里有些发毛。但我转念一想，不能承认自己也听见了，不然这大半夜的，指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
于是我摇了摇头，撒谎道：“何老板，你做噩梦了吧？我刚才一直在这儿巡逻呢，连只耗子叫的声音都没有，静得很。”
“不可能！我明明听见了！那声音大得像打雷，震得我床板都动了！”何广顺指着大楼，嘴唇哆嗦着，“就是阿诚……就是阿诚掉下来那个声音！狗日的，一定是谁在整我！”
他拎着杀猪刀在工地里转了好几圈，嘴里不停地骂着脏话，试图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壮胆。可直到天亮，工地里除了我们两个人，再没有任何活物的影子。
最后，何广顺只能咬着牙，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回了房间。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隐隐觉得，这事儿怕是没那么简单。
果然，从那天晚上开始，何广顺就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第二天开工的时候，何广顺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脾气变得异常暴躁。谁要是动作稍微慢了一点，他上去就是一脚，或者直接指着鼻子骂祖宗十八代。
下午三点多，正是工地上最嘈杂的时候，电钻声、搅拌机的轰鸣声、钢筋碰撞的声音响成一片。
何广顺当时正站在一楼，跟一个送沙子的供应商对账。那供应商正拿着单子跟他说着什么，何广顺突然间整个人僵住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手里拿着的烟头直接烧到了手指头，他也毫无察觉。
“闭嘴！都给老子闭嘴！”何广顺猛地一巴掌扇在供应商的脸上，然后冲着整个工地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把机器都停了！把声音都给我停了！”
大伙儿都被他吓住了，搅拌机工赶紧关了电源，工地上渐渐安静了下来。
供应商捂着脸，懵了，委屈地喊道：“何老板，你打我干啥？出啥事了？”
何广顺没理他，只是死死拧着脖子，耳朵拼命往上凑，一双眼睛里全是血丝。他转过头，看着旁边几个正在搬砖的工人，声音颤抖地问：“你们……你们刚才听见没有？”
大家面面相觑。一个老工人结结巴巴地问：“听……听见啥啊？何老板？”
“‘砰’的一声啊！那么大声！又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你们都是死人吗？这么大的声音听不见？！”何广顺扯着嗓子吼，口水喷了那老工人一脸。
可是，当时工地上除了机器停下来的余音，只有大热天里的知了叫声，根本没有任何重物坠落的声音。
“何老板，真没有啊，除了刚才机器响，啥声音都没有。”供应商小声嘀咕了一句，看何广顺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
何广顺死死盯着大楼的上方，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只有他能听见。
那个“砰”的声音，开始在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声接一声地在他的耳边炸响。每一次声音响起，都像是阿诚在他耳边提醒他：我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心理折磨让何广顺快要崩溃了。他不敢在办公室睡觉，甚至不敢一个人呆着，整天待在人多的地方。可即便如此，他的眼神也越来越空洞，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原本肥硕的肚子都瘪了下去。
而更恐怖的事情，在阿诚死后的第十天傍晚，被我亲眼撞见了。
那天收工比较晚，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边留着一抹血一样的残阳。工友们都去食堂吃饭了，我因为拉肚子，蹲在工地角落的临时厕所里。
等我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工地里静悄悄的，暮色像是一层灰蒙蒙的布，把那栋十六层高的未完工大楼严严实实地罩了进去。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大楼。
这一看，我整个人直接冻在了原地，连呼吸都忘了。
当时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闷得像是一汪死水。可是在大楼十二层外墙的地方，那片绿色的安全网，竟然在剧烈地晃动。
“哗啦啦，哗啦啦……”
那动静很大，在寂静的傍晚显得格外清晰。那片网，偏偏就是我和阿诚之前铰出窟窿、后来又被我和老张连夜缝补起来的那块地方。
那块网正在疯狂地朝外凸起，凹陷，再凸起，就像是那层绿色的网布里面，裹着一个巨大的、活生生的东西，正在里面拼命地挣扎、翻滚，想要冲破那层网冲出来一样！
“那里面……有人？”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差点没把自己吓尿。那可是十二楼啊！谁会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大半夜钻进安全网里折腾？
我揉了揉眼睛，大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手电筒的光歪歪扭扭地照了上去。
就在手电筒的光柱晃到十二楼外网的那一瞬间，网的挣扎突然停了。
紧接着，借助着微弱的月光和手电光，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慢慢地从那片缝补的网后面“溢”了出来。
没错，不是爬出来，而是像液体一样，顺着那些粗糙的缝补针脚，一点点渗了出来。
那影子很大，轮廓怪异，四肢扭曲得不成样子，两条腿软绵绵地耷拉着，呈现出一种只有全身骨头断尽了才会有的诡异角度。他就那么挂在十二楼的外网外面，随着夜风（可当时根本没风），轻轻地左右摇晃。
摇晃的姿态，就像是一具被吊死在半空中的干尸。
我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手电筒“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砸碎了镜片。
我连滚带爬地往工棚跑，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膝盖砸在尖锐的石子儿上，鲜血淋漓，可我当时根本顾不上疼。我只知道，阿诚回来了。他根本没走，他就挂在那个我们亲手缝好的窟窿外面。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用破棉被死死捂住脑袋，浑身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半夜里，我隐隐约约听见，隔壁何广顺的房间里，传来了他充满恐惧的、变了调的惨叫声。
“别过来！阿诚！不是我铰的网！是他们！是他们铰的！你找他们去啊！别勒我……别勒老子……松手！松手啊！”
那惨叫声持续了大半夜，伴随着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剧烈挣扎、抓挠的沙沙声。工棚里的其他工友其实也都听见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没敢出去看一眼。大家心里都清楚，何广顺这是遭了报应了。
直到公鸡打鸣，天色微亮，那惨叫声才渐渐平息下去。
第二天一早，何广顺没有按时出来催大家开工。
我和几个工友互相对视了一眼，大着胆子走到他房间门前。门没锁，只是虚掩着。我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把门推开。
房间里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和汗臭味。
何广顺整个人蜷缩在床角，双手死死卡着自己的脖子，眼珠子暴突，眼白里全是密密麻麻的红血丝。他的裤裆湿漉漉的，显然是昨晚失禁了。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当他缓缓把手从脖子上拿开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肥胖的脖颈上，有一道指头粗细的、深深陷进肉里的红紫色勒痕。
那勒痕一圈圈缠绕着，皮肉都翻开了，带着暗红色的血丝。
那形状，活脱脱就是一根粗糙的、长满毛刺的……高空作业安全绳。
“快！拿网！把那窟窿给老子补上！快点！”
何广顺的声音尖得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在七月的大热天里，听得我满头冷汗。
我当时手里还攥着半截刚剪下来的旧安全网，手抖得跟筛糠一样。地上，阿诚就躺在距离我们不到十米的水泥地上，整个人陷在一堆乱石子儿里，身子底下那滩血黏糊糊的，正顺着未刷水泥的地面缝隙往外渗。他的眼睛死死瞪着上方，眼角都裂开了，手心里还死死攥着那根断成两截的麻绳。
何广顺连看都不敢看一眼那具尸体，只是红着眼珠子冲我们几个泥瓦匠吼：“看什么看？想坐牢是不是？警察和劳动局来之前，把这片网给我缝死！谁要是说漏了嘴，一分钱工钱别想拿！”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空气里全是刺鼻的血腥味和暴晒下的水泥灰味。我看着阿诚那张还带着泥点的年轻面孔，牙齿忍不住咯咯作响。就在半个小时前，这个二十一岁的农村娃还蹲在我旁边，一边啃着干硬的馒头，一边冲我笑，说等发了这月工钱，就能给他爹买治胃病的药了。
现在，他成了一摊烂肉。
而我们，正拿着针线和尼龙绳，在何广顺的逼迫下，拼命去掩盖那个害死他的窟窿。
这事儿发生在1999年。
那时候的南方县城，简直就像个疯了的野兽，到处都在推倒旧房子，到处都在盖新楼。只要你手里有点关系，拉起一个草台班子，就能叫自己“包工头”。何广顺就是这么发起来的。
何广顺这人，当年四十二岁，皮肤黑得像炭，常年戴着一根粗金链子，见人就递红塔山香烟，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可我们这群在他手底下干活的泥瓦匠心里都清楚，这狗日的骨子里黑透了。
他是泥瓦匠出身，最懂工地上哪儿能省钱。
按理说，像他这种从底层爬上去的人，多少该对底下的工人有点同情心，可何广顺正相反。他喝多了的时候，经常在酒桌上当着大伙的面喷着唾沫星子说：“你们这帮泥腿子，命贱得跟地上的蚂蚁一样。在工地上，死一个工人，赔点钱就打发了，比老子停工一天便宜多了！安全？安全能值几个钱？”
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这么干的。
我们那个工地，是个叫“金地花园”的商品房项目，要盖十六层高。在1999年的县城，这算是个大工程了。可是何广顺为了省钱，买来的脚手架钢管全是不知道从哪个报废厂拉回来的次品，有些管子用手一抠都能掉下一层铁锈。扣件也都是便宜货，螺丝滑丝了，他就让工人用铁丝随便缠几圈凑合。
至于安全帽，那玩意儿更绝。有一次一个工友不小心把安全帽掉地上了，一脚踩上去，直接碎成了三瓣。那质量，跟小孩子过家家玩的塑料玩具没什么两样。
最要命的，是楼外挂的那层绿色安全网。
南方的夏天暴雨多、太阳毒，那网在楼外晒了几个月，早就老化得不成样子了，轻轻一扯就往下掉渣，很多地方都裂开了大口子，风一吹，跟挂了满楼的破布条子似的。
大伙儿上高空作业的时候，心里都发毛。阿诚胆子小，有一次私下里跟我说：“大刘哥，我每次站在那竹排上抹外墙，瞅见脚底下那网烂成那样，我这腿肚子就直转筋。这要是掉下去，那网顶个球用，直接就穿过去了。”
我当时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根红梅烟：“忍着点吧，咱们出来打工的，不就是拿命换钱么。等这栋楼封了顶，拿了钱赶快回老家。”
阿诚点了点头，把烟夹在耳朵后面，没舍得抽。他说他爹在老家天天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镇上的医生说可能是大病，得去市里医院查，光是住院费就要好几千。阿诚是家里的大儿子，他只能拼命。工地上最危险、工钱最高的活儿就是高空架子工和外墙抹灰，别人都不愿意上，阿诚天天抢着上。
可谁能想到，何广顺连这最后一条保命的网，都要给铰了。
事情出在阿诚死的前一天。
那天下午，何广顺突然急匆匆地跑到工地上，摘下他那顶崭新的白安全帽，擦着满头的热汗，冲着工棚里歇凉的我们大喊：“都别睡了！赶紧起来！刚接到通知，明天市里的领导要来咱们工地视察，还要带电视台的人来拍专题片！”
大家伙儿面面相觑，谁也没动。领导来视察，跟我们一天挣几十块钱的苦力有什么关系？
何广顺见没人理他，急了，一脚踢翻了旁边的塑料水桶，骂道：“都聋了？赶紧去把地上的建筑垃圾扫了！还有，把楼外面那些破破烂烂的安全网给老子收拾收拾！那几片烂得挂在大楼中间的，太难看了，要是被领导拍进去，说老子安全生产不合格，老子揭了你们的皮！”
我大着胆子问了一句：“何老板，那安全网好多地方都晒断了，不合格的话，是不是该去建材城拉几卷新的换上？”
何广顺一听，眼珠子顿时瞪得像要吃人，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换新的？你他妈说得轻巧！一卷新网要几千块，这大一栋楼全换了，得花老子几万块钱！你给老子出这笔钱啊？大刘，我看你是不想混了是不是？”
我缩了缩脖子，不敢吱声了。在那个年代，包工头扣着你三个月的工钱不发是常有的事，要是跟他顶嘴，他直接让你卷铺盖滚蛋，之前的血汗钱一分都别想拿到。
何广顺狠狠啐了一口，吐出一口黄痰，转头对阿诚和我说：“你们两个，带上剪刀，爬到十楼到十二楼外面去。把那些烂掉的、耷拉着的网，直接给老子剪掉！把断头扎紧，从下面看过去只要整齐就行。”
阿诚当时脸色就白了，他大声说：“何老板，那不成啊！十二楼那片正好是我们明天要抹外墙的地方，要是把烂的部分剪了，那中间就空了老大一个窟窿。万一……万一要是明天干活掉下去，可就什么都接不住了！”
何广顺冷笑了一声，走到阿诚面前，用那根夹着烟的肥手指头死死戳着阿诚的脑门，戳得阿诚一步步往后退。
“万一？哪儿那么多万一？你他妈天天想着掉下去，是在咒老子这工程出事是不是？老子告诉你，拍照看不见就行！那些领导就在下面走马观花看一眼，谁有闲心抬头数网眼里有几根线？明天视察完，后天老子自然会想办法。现在，立刻，去给老子剪！不干的，现在就结账滚蛋，扣两个月考勤！”
阿诚被戳得低下了头，两只手死死攥着衣角。我知道他是在想他爹的医药费。要是这时候被赶走，那之前的苦全白吃了，他爹在老家就只能等死。
最终，阿诚妥协了。
那天傍晚，我和阿诚吊在十二层高的半空中，手里拿着锋利的大剪刀，发出“嚓哧、嚓哧”的声音。每一次剪断那些老化的尼龙绳，我都觉得心里毛抓抓的。阿诚在距离我五米远的地方，动作很慢。
那一整片不合格的安全网，被我们亲手剪出了一个直径足足有两三米的大窟窿。从十二楼往下看，那个窟窿就像是大楼身上裂开的一张黑漆漆的大嘴，正对着下面的水泥地面。
“大刘哥……”阿诚隔着风喊我，声音听起来快要哭了，“我这心里慌得厉害，总觉得这窟窿像是个陷阱。”
我叹了口气，冲他喊：“别看了，越看越怕。明天干活的时候，你把那根安全绳系死在钢管上，别指望这网了。等明天领导走了，咱们再提醒何广顺换网。”
可我们都太天真了。何广顺那种人，一旦发现不花钱也能糊弄过去，他怎么可能再花几万块钱去买新网？
第二天，也就是视察的那天上午，天热得像个大蒸笼。
那帮戴着红领带、白安全帽的领导在工地上转了一圈，两三个摄影机对着何广顺一阵猛拍。何广顺笑得像朵花，指着大楼吹嘘自己多么重视安全、工程质量多么过硬。那帮领导根本没抬头看十二楼那个隐藏在绿色阴影里的巨大窟窿，敷衍地鼓了鼓掌，就坐上小轿车去大酒楼吃饭了。
领导一走，何广顺的脸立刻拉了下来，冲着传达室喊：“通知下去，下午两点准时开工！把耽误的工时都给老子补回来！”
连口喘息的时间都没给。
下午两点，正是太阳最毒的时候，水泥地面被晒得能烫熟鸡蛋。阿诚背着工具包，系着那根已经毛糙得不成了的安全绳，爬上了十二楼的外墙脚手架。
我当时在九楼混合砂浆，正弯腰铲沙子，突然间，头顶上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嘎吱——”
那声音在嘈杂的工地上并不算大，但我浑身的毛孔瞬间就炸开了。
“救……”
一个急促而短暂的呼喊声从头顶掠过。我猛地抬头，只看见一个黑影从十二楼的边缘翻了下来。
是阿诚。
他的脚手架钢管扣件断了。他整个人失去平衡往下跌落。原本，如果安全网是完好的，哪怕再老化，也能阻挡一下他的下坠之势，给他一个缓冲。
可是，他坠落的位置，偏偏就是昨天下午，我们亲手剪开的那个巨大窟窿。
我眼睁睁地看着阿诚的身子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笔直地穿过了那片绿色的空洞。在那一瞬间，他似乎拼命想要去抓旁边的网边缘，但他的手指只抓到了空气。他手里死死拽着的那根安全绳，由于承受不住剧烈的拉力，“啪”的一声，从一处早就磨损变细的地方整齐地断开了。
紧接着，就是那一声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巨响。
“砰！”
那声音沉重、闷巴，像是一大袋浸透了水的面粉狠狠砸在水泥地上。地面仿佛都跟着晃了一下。
周围的一切声音似乎都在那一刻停顿了。几秒钟后，不知道是谁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出事了！有人掉下来了！”
整个工地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我扔下铁锹，疯了一样往大楼正面跑。当我赶到的时候，阿诚周围已经围了几个人。何广顺是从他的吹着空调的办公室里跑出来的，鞋都跑掉了一只。
这就是小说开头那一幕。
何广顺看到阿诚的第一眼，脸色惨白，但他没有去摸阿诚的颈动脉，也没有让人打120。他反倒是猛地抬起头，看向十二楼那个空荡荡的窟窿。
那一刻，商人的精明和骨子里的狠毒战胜了他的恐惧。他知道，要是让外人看到这个窟窿，他就彻底完了，不仅要赔个精光，还得坐牢。
“快！拿网！把那窟窿给老子补上！快点！”他歇斯底里地吼着。
我们几个被他的样子吓住了，谁也没敢动。何广顺冲过来，劈头盖脸地打了旁边一个工友一巴掌：“屌你老母！去拿网！把没剪剩下的废网拿来！大刘，你和老张上去，把那窟窿给我封起来！警察来之前要是没封好，你们一分钱工钱也别想拿到，老子还要说是你们故意剪烂网害死他的！”
在何广顺的威胁和恐吓下，我们向生活低了头。我颤抖着手，拿起了针线和粗尼龙绳。我和老张爬上十楼，悬空在阿诚死状凄惨的身子上方，拼命地拉扯着周围的网，把那个窟窿用最粗糙的针脚缝补起来。
我的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模糊了视线。每一次拉线，我都觉得那是阿诚的冤魂在扯着我的手。
等警察和法医赶到的时候，那个窟窿已经被我们“完美”地掩盖过去了。绿色的安全网看起来虽然破旧，但至少是完整的。
何广顺给警察递着烟，塞着红包，红着眼眶说：“这孩子太不小心了，安全绳没系好，自己失足掉下来的。我们工地的防护措施做得很到位的，您看这网，都好好的。”
最终，事情被定性为“生产安全意外事故”，责任全在死者个人违规操作。
阿诚的尸体被拉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暴雨终于落了下来。何广顺站在办公室窗口，看着救护车远去，冷笑了一声，转过身对财务说：“给那娃的老家发个电报，让他们来领尸体。至于赔偿金……先拖着。就说公司账上没钱，等项目结了尾款再说。”
我站在办公室门外领手套，把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那一刻，我只觉得后背发凉，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人。
阿诚死后的头七天，工地上出奇地安静。
何广顺用两千块钱打发了阿诚从农村赶来的远房表舅，把阿诚的尸体在火葬场烧成了一把灰，随便用个塑料坛子一装，就让人带回了老家。至于之前承诺的两万块钱赔偿金，何广顺连个字条都没开，直接赖掉了。
阿诚的父亲因为病重，根本没办法出远门，连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毕竟在这个疯狂开发的年代，工地上死个把人，就像往大海里扔了块石头，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
可老天爷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何广顺。
怪事，是从阿诚死后的第七天晚上开始的。
那天晚上，轮到我值班看守工地的钢筋和水泥。南方的夏夜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工棚里连个风扇都没有，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我躺在简易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大约是到了后半夜两点多，四周静得只能听见远处的虫鸣声。
突然间，一声沉闷的巨响毫无征兆地从大楼方向传了过来。
“砰！”
那声音太熟悉了，沉重、发闷，像是一大袋湿面粉狠狠砸在水泥地面上。
我整个人“噌”地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浑身的白毛汗瞬间就下来了。那声音，跟那天阿诚掉下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顺手抄起一根防身用的钢筋，战战兢兢地走出工棚。月光洒在未完工的大楼上，白惨惨的，像是一尊巨大的墓碑。我拿着手电筒，哆哆嗦嗦地走到那天阿诚坠落的水泥地附近。
手电筒的光柱在地面上晃来晃去。
地上除了乱石子儿和几块废弃的木板，什么都没有。
“妈的，疑心生暗鬼，肯定是最近太累听错了。”我拍了拍胸口，安慰自己，转身准备回工棚。
结果一转身，我发现何广顺的办公室灯居然亮着。
何广顺为了盯着进度，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工地的临建房里，他的房间在二楼。我看到他房门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接着，门“吱呀”一声开了。
何广顺穿着一条大裤衩，光着膀子，手里拎着一把杀猪刀，连滚带爬地从楼梯上冲了下来。他的脸色在月光下看起来青得吓人，眼珠子瞪得老大，满头大汗。
他一看到我，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几步扑过来，死死抓住我的肩膀。他的手劲儿大得惊人，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
“大刘！大刘！你听见没有？你刚才听见没有？！”何广顺的声音在发抖，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是藏不住的。
我愣了一下，问：“何老板，你听见什么了？”
“掉落的声音！重物掉地上的声音！就在老子窗户外面！‘砰’的一声！”何广顺一边吼着，一边神经质地四处张望，“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是不是有人从楼上扔石头吓老子？是不是你？！”
我看着他那副快要疯了的样子，心里有些发毛。但我转念一想，不能承认自己也听见了，不然这大半夜的，指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
于是我摇了摇头，撒谎道：“何老板，你做噩梦了吧？我刚才一直在这儿巡逻呢，连只耗子叫的声音都没有，静得很。”
“不可能！我明明听见了！那声音大得像打雷，震得我床板都动了！”何广顺指着大楼，嘴唇哆嗦着，“就是阿诚……就是阿诚掉下来那个声音！狗日的，一定是谁在整我！”
他拎着杀猪刀在工地里转了好几圈，嘴里不停地骂着脏话，试图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壮胆。可直到天亮，工地里除了我们两个人，再没有任何活物的影子。
最后，何广顺只能咬着牙，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回了房间。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隐隐觉得，这事儿怕是没那么简单。
果然，从那天晚上开始，何广顺就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第二天开工的时候，何广顺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脾气变得异常暴躁。谁要是动作稍微慢了一点，他上去就是一脚，或者直接指着鼻子骂祖宗十八代。
下午三点多，正是工地上最嘈杂的时候，电钻声、搅拌机的轰鸣声、钢筋碰撞的声音响成一片。
何广顺当时正站在一楼，跟一个送沙子的供应商对账。那供应商正拿着单子跟他说着什么，何广顺突然间整个人僵住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手里拿着的烟头直接烧到了手指头，他也毫无察觉。
“闭嘴！都给老子闭嘴！”何广顺猛地一巴掌扇在供应商的脸上，然后冲着整个工地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把机器都停了！把声音都给我停了！”
大伙儿都被他吓住了，搅拌机工赶紧关了电源，工地上渐渐安静了下来。
供应商捂着脸，懵了，委屈地喊道：“何老板，你打我干啥？出啥事了？”
何广顺没理他，只是死死拧着脖子，耳朵拼命往上凑，一双眼睛里全是血丝。他转过头，看着旁边几个正在搬砖的工人，声音颤抖地问：“你们……你们刚才听见没有？”
大家面面相觑。一个老工人结结巴巴地问：“听……听见啥啊？何老板？”
“‘砰’的一声啊！那么大声！又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你们都是死人吗？这么大的声音听不见？！”何广顺扯着嗓子吼，口水喷了那老工人一脸。
可是，当时工地上除了机器停下来的余音，只有大热天里的知了叫声，根本没有任何重物坠落的声音。
“何老板，真没有啊，除了刚才机器响，啥声音都没有。”供应商小声嘀咕了一句，看何广顺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
何广顺死死盯着大楼的上方，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只有他能听见。
那个“砰”的声音，开始在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声接一声地在他的耳边炸响。每一次声音响起，都像是阿诚在他耳边提醒他：我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心理折磨让何广顺快要崩溃了。他不敢在办公室睡觉，甚至不敢一个人呆着，整天待在人多的地方。可即便如此，他的眼神也越来越空洞，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原本肥硕的肚子都瘪了下去。
而更恐怖的事情，在阿诚死后的第十天傍晚，被我亲眼撞见了。
那天收工比较晚，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边留着一抹血一样的残阳。工友们都去食堂吃饭了，我因为拉肚子，蹲在工地角落的临时厕所里。
等我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工地里静悄悄的，暮色像是一层灰蒙蒙的布，把那栋十六层高的未完工大楼严严实实地罩了进去。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大楼。
这一看，我整个人直接冻在了原地，连呼吸都忘了。
当时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闷得像是一汪死水。可是在大楼十二层外墙的地方，那片绿色的安全网，竟然在剧烈地晃动。
“哗啦啦，哗啦啦……”
那动静很大，在寂静的傍晚显得格外清晰。那片网，偏偏就是我和阿诚之前铰出窟窿、后来又被我和老张连夜缝补起来的那块地方。
那块网正在疯狂地朝外凸起，凹陷，再凸起，就像是那层绿色的网布里面，裹着一个巨大的、活生生的东西，正在里面拼命地挣扎、翻滚，想要冲破那层网冲出来一样！
“那里面……有人？”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差点没把自己吓尿。那可是十二楼啊！谁会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大半夜钻进安全网里折腾？
我揉了揉眼睛，大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手电筒的光歪歪扭扭地照了上去。
就在手电筒的光柱晃到十二楼外网的那一瞬间，网的挣扎突然停了。
紧接着，借助着微弱的月光和手电光，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慢慢地从那片缝补的网后面“溢”了出来。
没错，不是爬出来，而是像液体一样，顺着那些粗糙的缝补针脚，一点点渗了出来。
那影子很大，轮廓怪异，四肢扭曲得不成样子，两条腿软绵绵地耷拉着，呈现出一种只有全身骨头断尽了才会有的诡异角度。他就那么挂在十二楼的外网外面，随着夜风（可当时根本没风），轻轻地左右摇晃。
摇晃的姿态，就像是一具被吊死在半空中的干尸。
我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手电筒“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砸碎了镜片。
我连滚带爬地往工棚跑，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膝盖砸在尖锐的石子儿上，鲜血淋漓，可我当时根本顾不上疼。我只知道，阿诚回来了。他根本没走，他就挂在那个我们亲手缝好的窟窿外面。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用破棉被死死捂住脑袋，浑身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半夜里，我隐隐约约听见，隔壁何广顺的房间里，传来了他充满恐惧的、变了调的惨叫声。
“别过来！阿诚！不是我铰的网！是他们！是他们铰的！你找他们去啊！别勒我……别勒老子……松手！松手啊！”
那惨叫声持续了大半夜，伴随着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剧烈挣扎、抓挠的沙沙声。工棚里的其他工友其实也都听见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没敢出去看一眼。大家心里都清楚，何广顺这是遭了报应了。
直到公鸡打鸣，天色微亮，那惨叫声才渐渐平息下去。
第二天一早，何广顺没有按时出来催大家开工。
我和几个工友互相对视了一眼，大着胆子走到他房间门前。门没锁，只是虚掩着。我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把门推开。
房间里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和汗臭味。
何广顺整个人蜷缩在床角，双手死死卡着自己的脖子，眼珠子暴突，眼白里全是密密麻麻的红血丝。他的裤裆湿漉漉的，显然是昨晚失禁了。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当他缓缓把手从脖子上拿开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肥胖的脖颈上，有一道指头粗细的、深深陷进肉里的红紫色勒痕。
那勒痕一圈圈缠绕着，皮肉都翻开了，带着暗红色的血丝。
那形状，活脱脱就是一根粗糙的、长满毛刺的……高空作业安全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