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悬顶之剑，震慑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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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苗傅、张俊及核心党羽清算之后，朝堂之上，为之一空。
留下的官员，无论心中作何想法，面对每日传来的罢黜流放消息，无不脊背发凉，战战兢兢。
以往那种当面唯唯诺诺、背后议论纷纷的风气荡然无存。
奏对时目光甚至不敢与御座上的年轻监国过多接触，更不敢与站在她身侧那位玄甲按剑的都督对视。
朝堂肃清的同时，对参与叛乱武装的处置则显出截然不同的手腕。
校场点兵台，谭渊亲自坐镇。
苗傅、张俊剩下的核心党羽、作恶多端的军官，共计三十七人。
在被验明正身，当众处决。
人头悬挂城门示众，以儆效尤。
而对被俘或投降的普通叛军士兵，谭渊却网开一面。
“尔等多受蒙蔽，或为生计所迫，情有可原。”谭渊的声音传遍校场，
“现予尔等两条路：
其一，领三百文遣散钱，归家务农务工，安分守己，既往不咎；
其二，若自觉尚有勇力，愿戴罪立功，可编入新军。
然需从最底层做起，一切凭战功说话，日后是赏是罚，是升是斩，皆看尔等自己！”
近两千叛军，超过六成选择留下。
他们被迅速打散，编入杨霆、李大牛、张武等将领麾下，与老卒混编。
此举不仅瞬间消化了叛乱兵力，消除了隐患，更为新军补充了大量有实战经验的老兵。
军中上下，无不感受到都督“首恶必诛，胁从可活，立功可赏”的清晰规则，敬畏之余，亦生出新的效死之心。
对商人阶层的处置，最为酷烈，也最令人胆寒。
沈百万等直接资助叛乱的商人，本人处决，家产全数查抄。
都督府与刑部联合组成的“清查司”，效率惊人，带着账册、地契、库房钥匙，如同梳篦般梳理这些豪商巨贾的产业。
临安最繁华的御街、清河坊，数日之内，接连有高门大户被贴上封条。
一箱箱金银、一捆捆绸缎、一匣匣珠宝古玩被抬出，登记造册后，直接运往国库和军需司的仓库。
昔日富甲一方的宅院，转眼间门庭冷落，只剩妇孺的哭泣在朱门内隐隐传出。
谭渊对此未有只字解释，但其意不言自明。
谋逆资敌，罪同叛国，祸及家族，财充国库，天经地义。
更微妙的是对那些并未直接参与、但与叛党有过生意往来或人情交际的商贾。
无人上门问罪，但“清查司”的存在本身就如悬顶之剑。
于是，临安、苏州、湖州、江宁……
各地商会、大贾，仿佛一夜之间领悟了“忠君爱国”的真谛。
“小人愿捐白银五万两，助朝廷打造战船，抗金救国！”
“草民家族愿献粮米两万石，充作军粮，以表忠心！”
“寒家略有薄财，愿全部捐出，支援监国新政！”
各种名目的“捐献”、“报效”、“助饷”请求，雪片般飞向监国府和都督府。
短短一月，入账的“捐输”竟比查抄叛产所得更多。
谭渊来者不拒，悉数笑纳，安排陆明远一一登记在册。
同时公开褒奖，赐予“义商”、“忠良”匾额。
但背后那份记录着谁家捐了多少、何时来捐的明细账本，则被王贵锁进军情司最机密的卷宗库。
这笔“平安钱”，买的不只是平安，更是新朝对商业力量重新划定的界限。
财富可以积累，但必须处于政权的监管与允许的框架之内。
商贾可以富贵，但政治立场必须绝对正确。
雷霆手段，带来的是立竿见影的成效。
曾经空空荡荡、为前线和建政开支发愁的国库与军需司仓库，如今银满仓、粮满囤、绢帛堆积如山。
赵福金在谭渊、陆明远陪同下巡视新建成的中央武库时，看着正在打造的新铸兵甲，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
至少一年之内，军需无虞。
朝堂之上，政令通达，再无掣肘。
以往需要扯皮数月的征兵、征粮、征税、工役等事务，如今文书下达，各地官府无不凛然遵行，效率倍增。
军队经过整合，剔除了冗员与兵痞，补充了新鲜血液与实战降卒，士气高昂，训练刻苦，战斗力不降反升。
将士们皆知，如今临安的天，是谭都督和监国娘娘撑起来的，跟着他们，有军功可立，有前程可奔，更有国仇家恨可雪。
民间，尤其是士绅商贾，被彻底震慑。
他们看清了风向，明白了规则。
以往那种在朝廷、军阀、地方势力间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生存之道已然行不通。
如今临安只有一个核心，一种声音，一条道路。
那就是监国赵福金与都督谭渊所指引的“整军经武、北伐复仇”之路。
顺之者，或许不能大富大贵，但可保身家平安，甚至有机会在新的格局中分一杯羹。
逆之者，便是沈百万、苗傅、张俊的下场。
经过对苗傅、张俊及核心党羽清算之后，朝堂之上，为之一空。
留下的官员，无论心中作何想法，面对每日传来的罢黜流放消息，无不脊背发凉，战战兢兢。
以往那种当面唯唯诺诺、背后议论纷纷的风气荡然无存。
奏对时目光甚至不敢与御座上的年轻监国过多接触，更不敢与站在她身侧那位玄甲按剑的都督对视。
朝堂肃清的同时，对参与叛乱武装的处置则显出截然不同的手腕。
校场点兵台，谭渊亲自坐镇。
苗傅、张俊剩下的核心党羽、作恶多端的军官，共计三十七人。
在被验明正身，当众处决。
人头悬挂城门示众，以儆效尤。
而对被俘或投降的普通叛军士兵，谭渊却网开一面。
“尔等多受蒙蔽，或为生计所迫，情有可原。”谭渊的声音传遍校场，
“现予尔等两条路：
其一，领三百文遣散钱，归家务农务工，安分守己，既往不咎；
其二，若自觉尚有勇力，愿戴罪立功，可编入新军。
然需从最底层做起，一切凭战功说话，日后是赏是罚，是升是斩，皆看尔等自己！”
近两千叛军，超过六成选择留下。
他们被迅速打散，编入杨霆、李大牛、张武等将领麾下，与老卒混编。
此举不仅瞬间消化了叛乱兵力，消除了隐患，更为新军补充了大量有实战经验的老兵。
军中上下，无不感受到都督“首恶必诛，胁从可活，立功可赏”的清晰规则，敬畏之余，亦生出新的效死之心。
对商人阶层的处置，最为酷烈，也最令人胆寒。
沈百万等直接资助叛乱的商人，本人处决，家产全数查抄。
都督府与刑部联合组成的“清查司”，效率惊人，带着账册、地契、库房钥匙，如同梳篦般梳理这些豪商巨贾的产业。
临安最繁华的御街、清河坊，数日之内，接连有高门大户被贴上封条。
一箱箱金银、一捆捆绸缎、一匣匣珠宝古玩被抬出，登记造册后，直接运往国库和军需司的仓库。
昔日富甲一方的宅院，转眼间门庭冷落，只剩妇孺的哭泣在朱门内隐隐传出。
谭渊对此未有只字解释，但其意不言自明。
谋逆资敌，罪同叛国，祸及家族，财充国库，天经地义。
更微妙的是对那些并未直接参与、但与叛党有过生意往来或人情交际的商贾。
无人上门问罪，但“清查司”的存在本身就如悬顶之剑。
于是，临安、苏州、湖州、江宁……
各地商会、大贾，仿佛一夜之间领悟了“忠君爱国”的真谛。
“小人愿捐白银五万两，助朝廷打造战船，抗金救国！”
“草民家族愿献粮米两万石，充作军粮，以表忠心！”
“寒家略有薄财，愿全部捐出，支援监国新政！”
各种名目的“捐献”、“报效”、“助饷”请求，雪片般飞向监国府和都督府。
短短一月，入账的“捐输”竟比查抄叛产所得更多。
谭渊来者不拒，悉数笑纳，安排陆明远一一登记在册。
同时公开褒奖，赐予“义商”、“忠良”匾额。
但背后那份记录着谁家捐了多少、何时来捐的明细账本，则被王贵锁进军情司最机密的卷宗库。
这笔“平安钱”，买的不只是平安，更是新朝对商业力量重新划定的界限。
财富可以积累，但必须处于政权的监管与允许的框架之内。
商贾可以富贵，但政治立场必须绝对正确。
雷霆手段，带来的是立竿见影的成效。
曾经空空荡荡、为前线和建政开支发愁的国库与军需司仓库，如今银满仓、粮满囤、绢帛堆积如山。
赵福金在谭渊、陆明远陪同下巡视新建成的中央武库时，看着正在打造的新铸兵甲，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
至少一年之内，军需无虞。
朝堂之上，政令通达，再无掣肘。
以往需要扯皮数月的征兵、征粮、征税、工役等事务，如今文书下达，各地官府无不凛然遵行，效率倍增。
军队经过整合，剔除了冗员与兵痞，补充了新鲜血液与实战降卒，士气高昂，训练刻苦，战斗力不降反升。
将士们皆知，如今临安的天，是谭都督和监国娘娘撑起来的，跟着他们，有军功可立，有前程可奔，更有国仇家恨可雪。
民间，尤其是士绅商贾，被彻底震慑。
他们看清了风向，明白了规则。
以往那种在朝廷、军阀、地方势力间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生存之道已然行不通。
如今临安只有一个核心，一种声音，一条道路。
那就是监国赵福金与都督谭渊所指引的“整军经武、北伐复仇”之路。
顺之者，或许不能大富大贵，但可保身家平安，甚至有机会在新的格局中分一杯羹。
逆之者，便是沈百万、苗傅、张俊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