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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的丘陵地带,山是灰黄的,一层叠一层,远看像巨人躺倒后凝固的脊梁。山坳里藏着孝悯庄,村子小,七十来户人家,房子多是黄土夯墙,黑瓦覆顶,瓦缝里长着枯草。路是山泥路,晴天尘土能淹脚踝,雨天就成了酱缸。村子四周的山坡上,一片片梯田像老人额头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种着玉米和小麦。这些年,年轻人一茬茬往外走,去山西下煤窑,去北京盖楼房,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山一样沉默。
可这穷地方,却有一门远近闻名的营生:哭丧。
不是自家人哭,是专业的。只要你出钱,他们能哭得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泪水能淌成一条小河。村口老槐树下,常年挂着块靛蓝粗布招牌,白粉浆写着九个字:“孝悯哭丧团,专业服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保您面子十足,孝名远扬。”布旧了,边角破烂,字也斑驳,但村里村外都认得。
这营生兴起,得说回一九九二年。那时村里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多,老人去世,儿女在外赶不回来,或者干脆不想回来。丧事总不能冷冷清清,主家觉得脸上无光,就琢磨着请人代哭。起初是找邻居帮忙,给几个鸡蛋、一包红糖当谢礼。后来有人发现,这活儿能换现钱。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个叫谢桂兰的寡妇,她哭得真切,眼泪说来就来,渐渐有了名声。拉上几个同样守寡或日子艰难的妇人,这“哭丧团”就算成立了。二十年过去,竟成了孝悯庄一块擦不掉的金字招牌,也是村里不少人家重要的活钱来源。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风从山坳口灌进来,带着初冬的凛冽。孝悯庄东头,王大户家灯火通明,人声却压得低低的,只有一种声音突出——哭声。不是散乱的呜咽,是整齐的、有节奏的、训练有素的嚎啕。
五个女人,清一色裹着惨白的孝布,从头顶披到肩后。脸上扑了厚厚的白粉,在昏黄的灯泡下,像刚从面缸里捞出来。她们跪在漆黑的棺材前,排成一列,身体随着哭声前后摇晃。最前面那个,瘦得肩胛骨像要刺出衣服,脖子伸长,青筋暴起,声音又尖又厉,穿透夜幕。
“我的爹啊——你咋就舍得走啊——”
“留下儿女可怎么活啊——”
“爹啊——你再睁眼看看啊——”
每一声“爹”都拖得极长,在尾音处猛地一顿,化作更汹涌的嚎啕。其他四个女人的声音则低徊一些,像合唱里的和声,呜呜咽咽,衬得那领哭的声音愈发凄绝。她们的手也不闲着,时而拍打棺材板,发出“砰砰”的闷响;时而捶打自己的胸口,发出“嗵嗵”的空洞回声。眼泪在白粉脸上冲出沟壑,混着鼻涕,亮晶晶地挂在下巴上,然后滴落。地上铺的草席,已经湿了一片深色。
围观的村民挤在院子里、门口,嗑着王家散的白事瓜子,小声嘀咕。
“瞧瞧谢婆这劲头,比王建哭得还真。”
“五百块呢,能不好好哭?”
“啧啧,王家就是阔气,这排场,咱死了能有口薄棺材就算积德了。”
“听说哭三天呢,后面还有和尚念经。”
被称为谢婆的,正是那领哭的瘦女人。她本名谢桂兰,今年五十二,在孝悯庄算是个传奇人物。年轻时模样周正,嫁给村里一个木匠,没几年木匠上山砍树被滚石砸死了,留下她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没再嫁,硬是靠着一股狠劲把孩子们拉扯大。如今大儿子在县城开小货车,二儿子在省城打工,女儿嫁到了邻镇。孩子们算是有出息了,可谢桂兰没闲着,这哭丧团是她一手拉扯起来的,也是她的骄傲和钱袋子。
她哭得投入,眼睛紧闭,满脸的皱纹都挤在一起,张大的嘴巴里能看到发黄的牙齿和颤抖的舌头。但若有人仔细看,会发现她拍打棺材的节奏是有规律的,哭声的高低转折也像练过的唱腔。在最凄厉的拖音时,她的眼皮会微微颤抖,然后大颗的泪珠精准地滚落——这是她练了多年的本事,心里想着最苦的事,或是偷偷掐自己大腿内侧最嫩的肉。
棺材里躺的是王大户,大名王有福,七十八岁,算是喜丧。儿子王建在县城做建材生意,是村里最早开上桑塔纳轿车的人。这次丧事,王建要的就是风光。流水席摆三天,请了镇上的鼓乐班,扎了纸人纸马金山银山,自然少不了这“专业”的哭丧团。五百块现金,厚厚一沓,下午就塞进了谢桂兰手里。谢桂兰捏着那沓钱的厚度,脸上每道皱纹都舒展开,对王建保证:“建子,放心,婶子保管让你爹走得风风光光,十里八乡都说你是个大孝子!”
此刻,谢桂兰的喉咙已经有些沙哑,但声音依旧高亢。她在哭的间隙,耳朵却支棱着,听周围的动静。她听到村民的议论,听到王建对来客说话时中气十足的嗓音,也听到鼓乐班不合时宜的欢快调子。她心里盘算着,这三天五百块,除去给其他四个女人每人每天二十,自己能落三百多。够给孙子买两罐好奶粉,还能扯块呢子料做件新外套。想到这里,她悲从中来,哭声里又添了几分“真情实感”,眼泪流得更凶了。
孝悯庄的西头,和东头王大户家的热闹相比,像是两个世界。
这里地势低洼,几间土坯房歪歪斜斜地靠在一起,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麦草。最边上那间尤其破败,屋顶的瓦碎了大半,用破塑料布和石头压着。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几块木板,缝隙里透出昏暗的光——如果那也算光的话,只是一盏油灯如豆的火焰。
屋里住着韩老汉。没人知道他全名,只知道他姓韩,大概六十多岁,或许更老。他是外来户,听口音像是山东那边逃荒过来的,在孝悯庄落了脚,一住就是三十年。没儿没女,也没亲戚投奔。早年给村里人帮工,劈柴、挑水、修修补补,换口吃的。后来力气不济了,就捡点破烂,偶尔有好心人给端碗剩饭。
韩老汉为人实诚,话不多。村里谁家有事,他总去帮忙,尤其是白事。抬棺材、挖坟坑,这些重活累活,他从不推辞,也不要钱,最多接受主家一顿饭,或者几个馒头。他说过一句让村里老人记了很久的话:“人死如灯灭,帮一把,是给活人积德,也是送死人一程。”这话朴素,却透着一种古老的慈悲。
但这慈悲,在谢桂兰眼里,不值钱,甚至晦气。
几天前,韩老汉病倒了。起初只是咳嗽,他没在意,照样拖着跛脚去捡破烂。后来咳出了血丝,走路打晃,被邻居赵婶看见,扶回屋里。赵婶劝他:“老韩头,去镇上卫生院瞧瞧吧,拿点药。”
韩老汉靠在冰冷的土炕上,摇摇头,声音嘶哑:“不中,没钱。挨挨就过去了。”
赵婶叹口气,回家拿了几个玉米饼子和一碗腌菜放在他炕头。消息在村里小范围传开,但没人真当回事。一个无亲无故的老鳏夫,病了就病了,死了也就死了,像秋天的落叶,悄无声息。
谢桂兰也听说了。那天她从王家哭完一场回来,正在自家院子里数钱,邻居顺口提了一句:“西头韩老汉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咳得厉害。”
谢桂兰把钞票捋齐,头也没抬:“穷命,早死早超生,省得受罪。”
这话刻薄,但符合谢桂兰一贯的风格。她觉得韩老汉身上那股子穷酸气和破烂味儿,靠近了都会冲撞她哭丧的“财运”。她甚至叮嘱团里的女人:“少跟西头那个捡破烂的搭话,晦气。”
韩老汉在冰冷的土炕上躺了三天。屋里没生火,水瓮也见了底。最后一天下午,他挣扎着爬起来,扶着墙走到门口,望向村东头。那边隐隐传来王家办丧事的锣鼓声和隐约的哭声,热闹得很。他看了一会儿,眼神空洞,然后慢慢挪回炕上,躺下,再也没起来。
第四天上午,赵婶又去送饭,推开那扇虚掩的破木门,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熏得她倒退三步。几只苍蝇“嗡”地飞起。她捂住口鼻,借着门口的光往里看,炕上隐约有个人形。她壮着胆子走近些,看清了,顿时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韩老汉直接挺躺在炕上,脸朝着黑乎乎的屋顶。半边脸已经没了,露出森白的骨头和暗红色的血肉,边缘参差不齐,像是被什么动物啃噬过。空洞的眼眶周围爬满了白花花的蛆虫。几只野狗在屋里转悠,看到她进来,呲着牙低吼,嘴里还叼着些看不出是什么的碎块。
赵婶连滚爬出屋子,在院子里干呕起来,然后发疯似的跑去找村长李叔。
李叔五十多岁,是个老好人,也是村里少有的还念着点老规矩的人。他听到赵婶语无伦次的描述,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叫上几个胆大的后生,拿着铁锹和麻袋,去了韩老汉的破屋。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头皮发麻。尸体腐败的气味混合着血腥和粪便味,令人作呕。野狗被打跑了,但惨状已无法直视。李叔忍着不适,指挥后生用破席子卷起那具残缺的尸身,用麻绳捆了几道。
“得埋了,不能这么放着。”李叔说,声音沉重。
有人小声问:“不弄口棺材?”
“谁出钱?”另一个后生反问。
大家沉默了。李叔自己家也不宽裕。他看向在场的村民,有人低头,有人望天。
“去请谢婆她们来哭两声吧,好歹送送。”赵婶抹着眼泪提议,“老韩头帮过村里不少人,不能让他就这么悄没声地走了。”
李叔想了想,点点头:“我去说。”
李叔找到谢桂兰时,她正在家里泡胖大海润嗓子,准备晚上王家的第二场哭丧。听完李叔的来意,她的脸立刻拉了下来。
“哭韩老汉?”谢桂兰尖声说,“李叔,你莫不是糊涂了?那是个什么光景?没亲没故,穷得叮当响,尸体都让狗啃了!晦气冲天!我们去哭?冲撞了祖师爷,往后还怎么接活?”
“桂兰妹子,”李叔好言相劝,“老韩头在村里几十年,不容易。现在死得这么惨,哭两声,送他一程,也是积阴德。钱……村里各家凑点,你看十块钱行不?”
“十块?”谢桂兰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李叔,王家一场五百!你拿十块钱打发叫花子呢?再说了,那是横死,脸都烂了,这种丧事最不吉利,给多少钱我都不去!”
“话不能这么说……”李叔还想争取。
“没什么好说的!”谢桂兰斩钉截铁,“我的团里,谁都不准去!谁去,以后就别跟着我干了!”她扫了一眼院里另外几个正在休息的哭丧团成员,目光带着威胁。女人们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她们知道,离了谢婆,这营生就接不到高价活了。
李叔碰了一鼻子灰,叹着气走了。谢桂兰对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穷鬼事情多!”
最终,韩老汉的尸体被那卷破席子裹着,由李叔和几个后生抬到了村后的乱葬岗。那是一片荒坡,杂草丛生,埋的大多是夭折的孩子、无主的外乡人,或者像韩老汉这样的孤寡。没有仪式,没有哭声,连张纸钱都没烧。几个人挖了个浅坑,把席子卷放进去,匆匆填上土。刚埋完,天就下起了小雨,冰凉的雨丝打在新鲜的坟土上,很快就让那小土包塌陷下去一块,更像一个随意丢弃的土堆。
李叔站在坟前,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老韩兄弟,对不住了。下辈子投个好胎吧。”说完,带着人匆匆下山。雨渐渐大了,冲刷着坟头的浮土,也冲走了地上杂乱的脚印。
埋韩老汉那天下午,谢桂兰带着她的哭丧团在王大户家哭得声震屋瓦,收到了不少围观者的啧啧称赞。王建很满意,又给团里每人发了包好烟。谢桂兰捏着烟,心里那点因为拒绝李叔而产生的不安,早就被实实在在的收获冲得无影无踪。
她不知道,也不关心,那个荒凉的山坡上,雨水正渗进浅浅的坟坑,浸湿了破席,浸湿了那具残缺冰冷的身体。更不知道,村里一些老人晚上聚在一起,抽着旱烟,忧心忡忡地议论:
“韩老汉死得冤啊,没人哭丧,魂怕是过不了奈何桥。”
“谢婆这事做得太绝,要遭报应的。”
“听说横死又无人送终的魂,会变成地缚灵,在死的地方徘徊……”
这些议论被夜风吹散,没人在意。孝悯庄的日子,表面上依旧沿着贫困却热闹的轨道前行,哭丧团的生意反而因为王家这场风光的丧事,更加红火了。只是,从那天起,有些东西,开始不一样了。村后的荒山上,那座低矮的新坟,在夜色和雨水中,静默地存在着,像一道刚刚划开的、细微的伤口。
日子不紧不慢地翻篇,转眼入了深冬。孝悯庄的山野一片枯黄,风吹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哨音,像无数人在低声哭泣。
谢桂兰的哭丧团越发忙碌。王大户的丧事成了活广告,邻近村子甚至镇上,都有人家来请。价钱也水涨船高,寻常人家出一两百,富裕点的人家,谢桂兰敢开口要八百、一千。她的钱包鼓了起来,脸上难得有了点红润,说话底气更足了,指挥团里的女人也更加说一不二。
团里一共五个固定成员,除了谢桂兰,还有四个:
张婶:五十岁,丈夫早年在煤矿出事没了,儿子不争气,赌钱欠债跑了,她哭起来带着一股真实的怨苦,感染力强。
李寡妇:四十五岁,男人病死的,独自带个女儿,女儿在县城读高中,开销大,她哭丧纯粹为了钱,眼泪靠掐大腿。
赵嫂:四十八岁,嗓门洪亮,能哭出各种花样,是谢桂兰的得力助手,但胆子小。
钱婆婆:年纪最大,快六十了,眼睛不好,但经验丰富,能哭出那种悠长哀戚的调子,适合营造气氛。
谢桂兰是绝对的核心和大脑。她不仅哭功最好,还负责接活、谈价钱、分配收入。她定下规矩:接活必须她同意,收入她拿大头,哭丧时的站位、次序、台词(她们私下里确实有一套常用的哭词和套路)都由她安排。女人们虽然私下偶尔抱怨谢桂兰太独,但想到离了她确实接不到好活,也就忍了。
这段时间,谢桂兰接连推掉了好几桩“不划算”的生意。村南头一个老光棍死了,邻居凑了三十块钱想请她们去哭两声,谢桂兰嫌少,没去。邻村一个孩子夭折,家里穷,只出得起五十,谢桂兰觉得哭小孩“不吉利”,也推了。她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市场定位”:专做富人生意,场面大,报酬高,哭得也“有价值”。
但不知是不是错觉,谢桂兰觉得自己最近容易累。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是做梦,梦里光怪陆离,醒来又记不清。有次她对着镜子梳头,发现脸颊的肉似乎凹下去了一些,眼窝也更深了,看着有点瘆人。她安慰自己,是哭丧累的,费嗓子也费精神。
怪事是从王大户“头七”之后开始的。
王家按规矩办了头七仪式,谢桂兰的哭丧团自然也去了,又赚了一笔。可仪式后没两天,王家那个存放杂物和农具的旧仓库,夜里莫名其妙起了火。火不大,很快被扑灭,只烧掉了一些旧木料和柴草。但清理的时候,王建发现仓库角落里,多了一口薄皮棺材。
那棺材没上漆,木板粗糙,像是匆忙赶制出来的。王建很奇怪,问家里人,没人知道这棺材哪来的。问请来的木匠,木匠也发誓说只给老爷子做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绝对没做过这种次货。棺材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王建觉得晦气,让人赶紧抬出去劈了当柴烧。这事儿在村里传了传,大家觉得蹊跷,但也没深想,只当是哪个环节弄错了。
紧接着,邻村那个请谢桂兰去哭过三天地主老爹的周家,出事了。地主儿子,也就是丧事的主事人,在丧事办完半个月后,开车去县城的路上,撞上了山崖。人没当场死,但脸被破碎的挡风玻璃划得稀烂,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村里有人去帮忙,回来说那脸血肉模糊的惨状,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更邪门的是,有人说周家儿子出事前,曾跟人喝酒时嘀咕,说他爹下葬后,家里老是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像什么东西腐烂了,还梦见一个脸破了的老人站在他床前。
这些话传到孝悯庄,传到谢桂兰耳朵里,她正喝着润喉的蜂蜜水,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瞎咧咧啥!”她提高声音,对来传话的赵嫂说,“开车不小心,关丧事屁事!再说,他爹那是喜丧,我们哭得多好,周家还给加了红包呢!”
赵嫂喏喏称是,但眼神里有些躲闪。张婶在一旁低着头纳鞋底,没吭声。
谢桂兰把杯子重重一放:“都给我打起精神!明天镇上的刘老板家老太太出殡,价钱谈好了,八百!都拿出看家本事来,别听风就是雨!”
女人们应了一声,各自散去做准备。但一种隐隐的不安,像潮湿的霉菌,开始在哭丧团内部,也在谢桂兰的心底,悄无声息地滋生。
谢桂兰夜里又开始做梦。这次的梦清晰了一些,她梦见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昏暗的屋子里,好像就是韩老汉那间破屋。屋里很冷,有一股腐臭味。炕上坐着个人,背对着她,穿着破烂的棉袄。她想走,脚却像钉在地上。然后,那个人慢慢转过身来……谢桂兰猛地惊醒,一身冷汗,心跳如鼓。天还没亮,屋里黑漆漆的,窗外风声凄厉。
她坐起来,喘着气,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瘦了,真的瘦了很多。锁骨凸出得厉害,手腕细得像柴棍。她想起白天听到的关于周家儿子脸的描述,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
“不行,”她对自己说,“不能胡思乱想。就是累的,多挣点钱,开春就歇一阵。”
她重新躺下,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却再也睡不着。黑暗中,仿佛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那眼神,空洞,冰冷,带着无尽的怨怼。
村后的乱葬岗上,韩老汉那个几乎被雨水平掉的坟头,枯草在夜风中瑟瑟抖动。远处孝悯庄零星灯火,王大户家头七那晚烧纸钱的灰烬,被风卷起,星星点点,飘过田野,飘过村庄,也飘向那一片荒凉的山坡。
风里的呜咽声,似乎更清晰了。
豫北的丘陵地带,山是灰黄的,一层叠一层,远看像巨人躺倒后凝固的脊梁。山坳里藏着孝悯庄,村子小,七十来户人家,房子多是黄土夯墙,黑瓦覆顶,瓦缝里长着枯草。路是山泥路,晴天尘土能淹脚踝,雨天就成了酱缸。村子四周的山坡上,一片片梯田像老人额头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种着玉米和小麦。这些年,年轻人一茬茬往外走,去山西下煤窑,去北京盖楼房,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山一样沉默。
可这穷地方,却有一门远近闻名的营生:哭丧。
不是自家人哭,是专业的。只要你出钱,他们能哭得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泪水能淌成一条小河。村口老槐树下,常年挂着块靛蓝粗布招牌,白粉浆写着九个字:“孝悯哭丧团,专业服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保您面子十足,孝名远扬。”布旧了,边角破烂,字也斑驳,但村里村外都认得。
这营生兴起,得说回一九九二年。那时村里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多,老人去世,儿女在外赶不回来,或者干脆不想回来。丧事总不能冷冷清清,主家觉得脸上无光,就琢磨着请人代哭。起初是找邻居帮忙,给几个鸡蛋、一包红糖当谢礼。后来有人发现,这活儿能换现钱。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个叫谢桂兰的寡妇,她哭得真切,眼泪说来就来,渐渐有了名声。拉上几个同样守寡或日子艰难的妇人,这“哭丧团”就算成立了。二十年过去,竟成了孝悯庄一块擦不掉的金字招牌,也是村里不少人家重要的活钱来源。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风从山坳口灌进来,带着初冬的凛冽。孝悯庄东头,王大户家灯火通明,人声却压得低低的,只有一种声音突出——哭声。不是散乱的呜咽,是整齐的、有节奏的、训练有素的嚎啕。
五个女人,清一色裹着惨白的孝布,从头顶披到肩后。脸上扑了厚厚的白粉,在昏黄的灯泡下,像刚从面缸里捞出来。她们跪在漆黑的棺材前,排成一列,身体随着哭声前后摇晃。最前面那个,瘦得肩胛骨像要刺出衣服,脖子伸长,青筋暴起,声音又尖又厉,穿透夜幕。
“我的爹啊——你咋就舍得走啊——”
“留下儿女可怎么活啊——”
“爹啊——你再睁眼看看啊——”
每一声“爹”都拖得极长,在尾音处猛地一顿,化作更汹涌的嚎啕。其他四个女人的声音则低徊一些,像合唱里的和声,呜呜咽咽,衬得那领哭的声音愈发凄绝。她们的手也不闲着,时而拍打棺材板,发出“砰砰”的闷响;时而捶打自己的胸口,发出“嗵嗵”的空洞回声。眼泪在白粉脸上冲出沟壑,混着鼻涕,亮晶晶地挂在下巴上,然后滴落。地上铺的草席,已经湿了一片深色。
围观的村民挤在院子里、门口,嗑着王家散的白事瓜子,小声嘀咕。
“瞧瞧谢婆这劲头,比王建哭得还真。”
“五百块呢,能不好好哭?”
“啧啧,王家就是阔气,这排场,咱死了能有口薄棺材就算积德了。”
“听说哭三天呢,后面还有和尚念经。”
被称为谢婆的,正是那领哭的瘦女人。她本名谢桂兰,今年五十二,在孝悯庄算是个传奇人物。年轻时模样周正,嫁给村里一个木匠,没几年木匠上山砍树被滚石砸死了,留下她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没再嫁,硬是靠着一股狠劲把孩子们拉扯大。如今大儿子在县城开小货车,二儿子在省城打工,女儿嫁到了邻镇。孩子们算是有出息了,可谢桂兰没闲着,这哭丧团是她一手拉扯起来的,也是她的骄傲和钱袋子。
她哭得投入,眼睛紧闭,满脸的皱纹都挤在一起,张大的嘴巴里能看到发黄的牙齿和颤抖的舌头。但若有人仔细看,会发现她拍打棺材的节奏是有规律的,哭声的高低转折也像练过的唱腔。在最凄厉的拖音时,她的眼皮会微微颤抖,然后大颗的泪珠精准地滚落——这是她练了多年的本事,心里想着最苦的事,或是偷偷掐自己大腿内侧最嫩的肉。
棺材里躺的是王大户,大名王有福,七十八岁,算是喜丧。儿子王建在县城做建材生意,是村里最早开上桑塔纳轿车的人。这次丧事,王建要的就是风光。流水席摆三天,请了镇上的鼓乐班,扎了纸人纸马金山银山,自然少不了这“专业”的哭丧团。五百块现金,厚厚一沓,下午就塞进了谢桂兰手里。谢桂兰捏着那沓钱的厚度,脸上每道皱纹都舒展开,对王建保证:“建子,放心,婶子保管让你爹走得风风光光,十里八乡都说你是个大孝子!”
此刻,谢桂兰的喉咙已经有些沙哑,但声音依旧高亢。她在哭的间隙,耳朵却支棱着,听周围的动静。她听到村民的议论,听到王建对来客说话时中气十足的嗓音,也听到鼓乐班不合时宜的欢快调子。她心里盘算着,这三天五百块,除去给其他四个女人每人每天二十,自己能落三百多。够给孙子买两罐好奶粉,还能扯块呢子料做件新外套。想到这里,她悲从中来,哭声里又添了几分“真情实感”,眼泪流得更凶了。
孝悯庄的西头,和东头王大户家的热闹相比,像是两个世界。
这里地势低洼,几间土坯房歪歪斜斜地靠在一起,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麦草。最边上那间尤其破败,屋顶的瓦碎了大半,用破塑料布和石头压着。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几块木板,缝隙里透出昏暗的光——如果那也算光的话,只是一盏油灯如豆的火焰。
屋里住着韩老汉。没人知道他全名,只知道他姓韩,大概六十多岁,或许更老。他是外来户,听口音像是山东那边逃荒过来的,在孝悯庄落了脚,一住就是三十年。没儿没女,也没亲戚投奔。早年给村里人帮工,劈柴、挑水、修修补补,换口吃的。后来力气不济了,就捡点破烂,偶尔有好心人给端碗剩饭。
韩老汉为人实诚,话不多。村里谁家有事,他总去帮忙,尤其是白事。抬棺材、挖坟坑,这些重活累活,他从不推辞,也不要钱,最多接受主家一顿饭,或者几个馒头。他说过一句让村里老人记了很久的话:“人死如灯灭,帮一把,是给活人积德,也是送死人一程。”这话朴素,却透着一种古老的慈悲。
但这慈悲,在谢桂兰眼里,不值钱,甚至晦气。
几天前,韩老汉病倒了。起初只是咳嗽,他没在意,照样拖着跛脚去捡破烂。后来咳出了血丝,走路打晃,被邻居赵婶看见,扶回屋里。赵婶劝他:“老韩头,去镇上卫生院瞧瞧吧,拿点药。”
韩老汉靠在冰冷的土炕上,摇摇头,声音嘶哑:“不中,没钱。挨挨就过去了。”
赵婶叹口气,回家拿了几个玉米饼子和一碗腌菜放在他炕头。消息在村里小范围传开,但没人真当回事。一个无亲无故的老鳏夫,病了就病了,死了也就死了,像秋天的落叶,悄无声息。
谢桂兰也听说了。那天她从王家哭完一场回来,正在自家院子里数钱,邻居顺口提了一句:“西头韩老汉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咳得厉害。”
谢桂兰把钞票捋齐,头也没抬:“穷命,早死早超生,省得受罪。”
这话刻薄,但符合谢桂兰一贯的风格。她觉得韩老汉身上那股子穷酸气和破烂味儿,靠近了都会冲撞她哭丧的“财运”。她甚至叮嘱团里的女人:“少跟西头那个捡破烂的搭话,晦气。”
韩老汉在冰冷的土炕上躺了三天。屋里没生火,水瓮也见了底。最后一天下午,他挣扎着爬起来,扶着墙走到门口,望向村东头。那边隐隐传来王家办丧事的锣鼓声和隐约的哭声,热闹得很。他看了一会儿,眼神空洞,然后慢慢挪回炕上,躺下,再也没起来。
第四天上午,赵婶又去送饭,推开那扇虚掩的破木门,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熏得她倒退三步。几只苍蝇“嗡”地飞起。她捂住口鼻,借着门口的光往里看,炕上隐约有个人形。她壮着胆子走近些,看清了,顿时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韩老汉直接挺躺在炕上,脸朝着黑乎乎的屋顶。半边脸已经没了,露出森白的骨头和暗红色的血肉,边缘参差不齐,像是被什么动物啃噬过。空洞的眼眶周围爬满了白花花的蛆虫。几只野狗在屋里转悠,看到她进来,呲着牙低吼,嘴里还叼着些看不出是什么的碎块。
赵婶连滚爬出屋子,在院子里干呕起来,然后发疯似的跑去找村长李叔。
李叔五十多岁,是个老好人,也是村里少有的还念着点老规矩的人。他听到赵婶语无伦次的描述,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叫上几个胆大的后生,拿着铁锹和麻袋,去了韩老汉的破屋。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头皮发麻。尸体腐败的气味混合着血腥和粪便味,令人作呕。野狗被打跑了,但惨状已无法直视。李叔忍着不适,指挥后生用破席子卷起那具残缺的尸身,用麻绳捆了几道。
“得埋了,不能这么放着。”李叔说,声音沉重。
有人小声问:“不弄口棺材?”
“谁出钱?”另一个后生反问。
大家沉默了。李叔自己家也不宽裕。他看向在场的村民,有人低头,有人望天。
“去请谢婆她们来哭两声吧,好歹送送。”赵婶抹着眼泪提议,“老韩头帮过村里不少人,不能让他就这么悄没声地走了。”
李叔想了想,点点头:“我去说。”
李叔找到谢桂兰时,她正在家里泡胖大海润嗓子,准备晚上王家的第二场哭丧。听完李叔的来意,她的脸立刻拉了下来。
“哭韩老汉?”谢桂兰尖声说,“李叔,你莫不是糊涂了?那是个什么光景?没亲没故,穷得叮当响,尸体都让狗啃了!晦气冲天!我们去哭?冲撞了祖师爷,往后还怎么接活?”
“桂兰妹子,”李叔好言相劝,“老韩头在村里几十年,不容易。现在死得这么惨,哭两声,送他一程,也是积阴德。钱……村里各家凑点,你看十块钱行不?”
“十块?”谢桂兰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李叔,王家一场五百!你拿十块钱打发叫花子呢?再说了,那是横死,脸都烂了,这种丧事最不吉利,给多少钱我都不去!”
“话不能这么说……”李叔还想争取。
“没什么好说的!”谢桂兰斩钉截铁,“我的团里,谁都不准去!谁去,以后就别跟着我干了!”她扫了一眼院里另外几个正在休息的哭丧团成员,目光带着威胁。女人们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她们知道,离了谢婆,这营生就接不到高价活了。
李叔碰了一鼻子灰,叹着气走了。谢桂兰对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穷鬼事情多!”
最终,韩老汉的尸体被那卷破席子裹着,由李叔和几个后生抬到了村后的乱葬岗。那是一片荒坡,杂草丛生,埋的大多是夭折的孩子、无主的外乡人,或者像韩老汉这样的孤寡。没有仪式,没有哭声,连张纸钱都没烧。几个人挖了个浅坑,把席子卷放进去,匆匆填上土。刚埋完,天就下起了小雨,冰凉的雨丝打在新鲜的坟土上,很快就让那小土包塌陷下去一块,更像一个随意丢弃的土堆。
李叔站在坟前,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老韩兄弟,对不住了。下辈子投个好胎吧。”说完,带着人匆匆下山。雨渐渐大了,冲刷着坟头的浮土,也冲走了地上杂乱的脚印。
埋韩老汉那天下午,谢桂兰带着她的哭丧团在王大户家哭得声震屋瓦,收到了不少围观者的啧啧称赞。王建很满意,又给团里每人发了包好烟。谢桂兰捏着烟,心里那点因为拒绝李叔而产生的不安,早就被实实在在的收获冲得无影无踪。
她不知道,也不关心,那个荒凉的山坡上,雨水正渗进浅浅的坟坑,浸湿了破席,浸湿了那具残缺冰冷的身体。更不知道,村里一些老人晚上聚在一起,抽着旱烟,忧心忡忡地议论:
“韩老汉死得冤啊,没人哭丧,魂怕是过不了奈何桥。”
“谢婆这事做得太绝,要遭报应的。”
“听说横死又无人送终的魂,会变成地缚灵,在死的地方徘徊……”
这些议论被夜风吹散,没人在意。孝悯庄的日子,表面上依旧沿着贫困却热闹的轨道前行,哭丧团的生意反而因为王家这场风光的丧事,更加红火了。只是,从那天起,有些东西,开始不一样了。村后的荒山上,那座低矮的新坟,在夜色和雨水中,静默地存在着,像一道刚刚划开的、细微的伤口。
日子不紧不慢地翻篇,转眼入了深冬。孝悯庄的山野一片枯黄,风吹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哨音,像无数人在低声哭泣。
谢桂兰的哭丧团越发忙碌。王大户的丧事成了活广告,邻近村子甚至镇上,都有人家来请。价钱也水涨船高,寻常人家出一两百,富裕点的人家,谢桂兰敢开口要八百、一千。她的钱包鼓了起来,脸上难得有了点红润,说话底气更足了,指挥团里的女人也更加说一不二。
团里一共五个固定成员,除了谢桂兰,还有四个:
张婶:五十岁,丈夫早年在煤矿出事没了,儿子不争气,赌钱欠债跑了,她哭起来带着一股真实的怨苦,感染力强。
李寡妇:四十五岁,男人病死的,独自带个女儿,女儿在县城读高中,开销大,她哭丧纯粹为了钱,眼泪靠掐大腿。
赵嫂:四十八岁,嗓门洪亮,能哭出各种花样,是谢桂兰的得力助手,但胆子小。
钱婆婆:年纪最大,快六十了,眼睛不好,但经验丰富,能哭出那种悠长哀戚的调子,适合营造气氛。
谢桂兰是绝对的核心和大脑。她不仅哭功最好,还负责接活、谈价钱、分配收入。她定下规矩:接活必须她同意,收入她拿大头,哭丧时的站位、次序、台词(她们私下里确实有一套常用的哭词和套路)都由她安排。女人们虽然私下偶尔抱怨谢桂兰太独,但想到离了她确实接不到好活,也就忍了。
这段时间,谢桂兰接连推掉了好几桩“不划算”的生意。村南头一个老光棍死了,邻居凑了三十块钱想请她们去哭两声,谢桂兰嫌少,没去。邻村一个孩子夭折,家里穷,只出得起五十,谢桂兰觉得哭小孩“不吉利”,也推了。她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市场定位”:专做富人生意,场面大,报酬高,哭得也“有价值”。
但不知是不是错觉,谢桂兰觉得自己最近容易累。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是做梦,梦里光怪陆离,醒来又记不清。有次她对着镜子梳头,发现脸颊的肉似乎凹下去了一些,眼窝也更深了,看着有点瘆人。她安慰自己,是哭丧累的,费嗓子也费精神。
怪事是从王大户“头七”之后开始的。
王家按规矩办了头七仪式,谢桂兰的哭丧团自然也去了,又赚了一笔。可仪式后没两天,王家那个存放杂物和农具的旧仓库,夜里莫名其妙起了火。火不大,很快被扑灭,只烧掉了一些旧木料和柴草。但清理的时候,王建发现仓库角落里,多了一口薄皮棺材。
那棺材没上漆,木板粗糙,像是匆忙赶制出来的。王建很奇怪,问家里人,没人知道这棺材哪来的。问请来的木匠,木匠也发誓说只给老爷子做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绝对没做过这种次货。棺材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王建觉得晦气,让人赶紧抬出去劈了当柴烧。这事儿在村里传了传,大家觉得蹊跷,但也没深想,只当是哪个环节弄错了。
紧接着,邻村那个请谢桂兰去哭过三天地主老爹的周家,出事了。地主儿子,也就是丧事的主事人,在丧事办完半个月后,开车去县城的路上,撞上了山崖。人没当场死,但脸被破碎的挡风玻璃划得稀烂,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村里有人去帮忙,回来说那脸血肉模糊的惨状,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更邪门的是,有人说周家儿子出事前,曾跟人喝酒时嘀咕,说他爹下葬后,家里老是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像什么东西腐烂了,还梦见一个脸破了的老人站在他床前。
这些话传到孝悯庄,传到谢桂兰耳朵里,她正喝着润喉的蜂蜜水,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瞎咧咧啥!”她提高声音,对来传话的赵嫂说,“开车不小心,关丧事屁事!再说,他爹那是喜丧,我们哭得多好,周家还给加了红包呢!”
赵嫂喏喏称是,但眼神里有些躲闪。张婶在一旁低着头纳鞋底,没吭声。
谢桂兰把杯子重重一放:“都给我打起精神!明天镇上的刘老板家老太太出殡,价钱谈好了,八百!都拿出看家本事来,别听风就是雨!”
女人们应了一声,各自散去做准备。但一种隐隐的不安,像潮湿的霉菌,开始在哭丧团内部,也在谢桂兰的心底,悄无声息地滋生。
谢桂兰夜里又开始做梦。这次的梦清晰了一些,她梦见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昏暗的屋子里,好像就是韩老汉那间破屋。屋里很冷,有一股腐臭味。炕上坐着个人,背对着她,穿着破烂的棉袄。她想走,脚却像钉在地上。然后,那个人慢慢转过身来……谢桂兰猛地惊醒,一身冷汗,心跳如鼓。天还没亮,屋里黑漆漆的,窗外风声凄厉。
她坐起来,喘着气,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瘦了,真的瘦了很多。锁骨凸出得厉害,手腕细得像柴棍。她想起白天听到的关于周家儿子脸的描述,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
“不行,”她对自己说,“不能胡思乱想。就是累的,多挣点钱,开春就歇一阵。”
她重新躺下,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却再也睡不着。黑暗中,仿佛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那眼神,空洞,冰冷,带着无尽的怨怼。
村后的乱葬岗上,韩老汉那个几乎被雨水平掉的坟头,枯草在夜风中瑟瑟抖动。远处孝悯庄零星灯火,王大户家头七那晚烧纸钱的灰烬,被风卷起,星星点点,飘过田野,飘过村庄,也飘向那一片荒凉的山坡。
风里的呜咽声,似乎更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