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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了三天还没停的意思。
泥浆从村道这头淌到那头，混着猪粪和烂菜叶的馊味。赵寡妇踩进一个水坑，布鞋湿透了，脚指头冻得发麻。她往上提了提装红薯的竹篮，篮底蹭着褪色的蓝布褂子，沙沙响。
“桂英婶！等、等等——”
自行车链子卡着泥巴，咔啦咔啦的。李建国一条腿支在地上，另一条腿还跨在车上，帆布挎包滑到手肘那儿。他喘着气，雨水顺着发梢滴进领口。
赵寡妇转过身。雨水糊眼睛，她抹了把脸。
“建国老师，这天气还出来？”
“给你送东西。”李建国在包里掏，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你家强子，考上了！地区技校！”
竹篮掉进泥里。
红薯滚出来，沾上黑泥。赵寡妇没去捡，她盯着信封上那行红字——“地区技工学校录取通知书”。手指碰上去，又缩回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才接过来。
信封边角让雨打湿了，有点软。
她没拆，就捏着，越捏越紧。指甲陷进纸里。
“强子争气。”李建国下车帮她捡红薯，一个两个扔回篮里，“去了技校，出来就是技术工人，吃商品粮。”
赵寡妇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眼泪掉下来，混着雨水流进嘴角，咸的。
“学费……”她嗓子哑得厉害，“得多少？”
李建国直起身，搓了搓手上的泥：“八百。连住宿。”
篮子又晃了一下。
李建国赶紧扶住：“别急，有政策。镇上刚下来扶贫补助名额，困难学生能补一千五。你去村委问问，找王支书。”
“够……够吗？”
“够。还能剩点当生活费。”
赵寡妇把信封揣进怀里最里层，贴着肉。纸还带着李建国身上的温度。她弯腰拎起篮子，红薯沉甸甸的。
“我现在就去。”
村委那栋二层砖楼立在村中央，门口水泥地裂了几道缝，雨水积在里面。王富贵在二楼喝茶，搪瓷杯上印着“先进工作者”，漆掉了一半。
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湿气。
王富贵没抬头，吹了吹茶叶沫。
“王支书。”赵寡妇站在门口，裤腿往下滴水。
“桂英啊。”王富贵放下杯子，杯底磕在桌上，咚的一声，“有事？”
“听说有补助……”
“哦，那个。”王富贵往后靠，藤椅吱呀响，“是有。你想申请？”
赵寡妇点头，点得很用力。
“写个申请吧。”王富贵拉开抽屉，扯出一张皱巴巴的格子纸，“家里多困难，写清楚。明天交来。”
赵寡妇接过纸，纸边划了下手指。
“谢谢王支书。”
“先别谢。”王富贵端起杯子，“名额有限，得审核。”
回家路上，雨小了，变成毛毛雨。赵寡妇把申请书折好，塞进装红薯的篮子底下。推开自家院门时，赵强正蹲在屋檐下修锄头，手上全是黑油。
“妈？”
赵寡妇从怀里掏出信封。
赵强在裤子上擦了手，才接过去。他拆得很慢，怕撕坏了。看完，抬头看母亲，咧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笑了两声，又抿住嘴。
“学费……”
“有补助。”赵寡妇说，“妈去申请了。”
夜里，煤油灯把两人影子投在土墙上。赵强写字，赵寡妇坐旁边看着。字是钢笔字，蓝黑的，一笔一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家中仅有薄田两亩……”
写到“恳请领导批准”时，钢笔没水了。赵强甩了甩，在废纸上划拉几下，划出几道淡痕。
“明天我去小卖部买墨水。”赵寡妇说。
第二天交申请时，王富贵扫了一眼就夹进文件夹：“等通知吧。”
这一等就是七天。
第七天下午，村委门口贴了红榜。赵寡妇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她认字不多，但“赵强”两个字认得。名字在第三个，毛笔写的，墨有点洇开了。
她没说话，转身往家走。走着走着跑起来，竹篮在胳膊上一颠一颠。
赵强正在院里劈柴，斧头举在半空。
“中了！”
斧头落下，柴裂成两半。
公示那三天，赵寡妇每天去榜前站一会儿。有时用手摸摸名字，纸被太阳晒得发烫。第三天傍晚，王富贵把榜揭了，说报到镇上去了。
“半个月左右钱能下来。”他说。
赵寡妇开始给儿子收拾行李。把压箱底的一块藏青色咔叽布拿出来，比着赵强的旧衣服裁。针脚走得密，线头藏在里头。又翻出他爹留下的樟木箱子，擦了三遍，木头纹路都显出来了。
半个月过去，没消息。
赵寡妇去问，王富贵说镇上忙。
又过一星期，还是没信儿。赵强坐不住了，晚饭时扒拉两口就放下筷子。
“妈，要不……我去问问？”
“你别去。”赵寡妇盛汤，“妈去。”
第二天她在村委门口等到晌午。王富贵从外面回来，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刀猪肉，肥的多。
“王支书，补助……”
“正要说这事。”王富贵锁车，钥匙串哗啦响，“系统出错了。你的申请没通过。”
赵寡妇张了张嘴。
“啥……啥意思？”
“意思就是名额没了。”王富贵拎起猪肉，“回吧。”
猪肉的血水滴在水泥地上，一滴，两滴。
赵寡妇没动。王富贵绕过她进屋，关上门。门缝里飘出炒菜的油香，葱花爆锅的味儿。
李建国是傍晚来的，自行车没骑，推着走。他额头上全是汗。
“桂英婶，我去镇上问了。”他声音压得低，“补助批下来了，东河村一个名额，钱都到村里了。”
赵寡妇盯着他。
“名字是王磊。”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赵寡妇起身往外走，李建国拉住她胳膊：“婶子，别冲动——”
她甩开手。
村委办公室亮着灯。推门进去时，王富贵和王磊正数钱，一沓十块的票子摊在桌上。王磊抬头，嘴角还沾着瓜子壳。
“王富贵。”赵寡妇声音不大。
王富贵把钱拢起来。
“你把强子的名额给了你侄子。”
“胡说八道！”
“镇上说的。”赵寡妇往前走一步，鞋底沾的泥掉在地上，“钱都下来了，名字是王磊。”
王磊站起来，椅子腿刮地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叔帮我争取的，咋了？”
“那是强子的！”赵寡妇嗓子劈了，“那是他上学的钱！”
王磊推了她一把。
不重，但赵寡妇退了两步，后腰撞到桌沿。桌上茶杯晃了晃，茶水洒出来，在申请书的复印件上晕开一团黄渍。
“出去。”王富贵指着门。
赵寡妇看着那沓钱。钱用橡皮筋捆着，边上有点卷。
“你会遭报应的。”她说。
王磊笑了声。
赵寡妇转身，门在身后关上。天黑透了，村道上没灯，深一脚浅一脚。到家时，赵强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
“妈？”
赵寡妇蹲下来，手捂着脸。肩膀抖，没声音。
赵强把通知书折好，放进信封。
“我去打工。”他说，“跟二柱子去广东。挣了钱，再念书。”
走的那天是阴天。绿皮火车喷着白气，站台上挤满人。赵强背着一个军绿色挎包，箱子太重，二柱子帮他拎着。
“到了写信。”赵寡妇把煮鸡蛋塞进他口袋，蛋还温着。
赵强点头，上了车。火车开动时，他把头伸出车窗挥手。风吹乱他头发，才十八岁，鬓角就有白头发了。
赵寡妇跟着车走，走了十几步，车快了，跟不上了。她停下来，看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
第一个月，信来了。赵强说工地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晚上睡工棚，蚊子多。寄回来八十块钱，折得整整齐齐。
第二个月，六十块。信上说最近活儿少。
第三个月，没信。
第四个月，还是没有。
第五个月，村里邮递员在院门外喊：“桂英婶，电报！”
纸是黄色的，字是蓝色的：“赵强昨日坠楼身亡，速来处理后事。”
赵寡妇坐下了。坐在门槛上，坐了很久。邻居过来看，见她捏着那张纸，眼睛盯着院里的枣树。
去南方的火车坐了三十六个小时。工地在一片荒地上，楼盖到一半，脚手架像骨架一样支棱着。负责人是个胖子，说话时唾沫星子喷出来。
“……意外，保险会赔。这是两千，签个字。”
赵寡妇没接钱。
“我儿子……怎么掉的？”
“高空作业，安全绳没系好。”胖子点烟，“说了多少次，这帮人不听。”
一个瘦小的工友蹭过来，衣服上全是水泥点子。他看看胖子，压低声音：“婶子，强子掉下来前那天，给家里打电话，打一半哭了。说……说要是能上学就好了。”
工友咽了口唾沫。
“他最近老加班，说要多挣钱，以后回去读书。”
骨灰盒很轻。赵寡妇抱在怀里，像抱个婴儿。回来那天又下雨，她把骨灰埋在后山，坟朝着村委的方向。
没立碑，插了块木牌子，用毛笔写了名字。
那天起，赵寡妇每天去坟前坐一会儿。不带纸钱，不带香，就坐着。有时说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
村里人说她疯了。
王富贵家这时候盖了新厨房，贴了白瓷砖，太阳一照晃眼睛。王磊买了摩托，每天在村道上轰油门，排气筒喷黑烟。
有天晚上，王富贵家电视看着看着，灯灭了。
“磊子？去看看保险丝。”王富贵喊。
没人应。老婆回娘家了，王磊出去喝酒了。他摸黑找手电筒，抽屉拉开来，东西哗啦响。
窗外有声音。
像是叹气，又像是哭。细细的，顺着窗缝钻进来。
王富贵手停了。
“谁？”
声音停了。他找到手电筒，按亮，光束刺眼。光扫过窗户时，玻璃上照出个人影——高高瘦瘦，穿着工装，头上身上全是灰。
手电筒掉在地上，滚了两圈。
人影走近。脸贴在玻璃上，五官压平了，但认得出来。
是赵强。
王富贵往后缩，背抵着墙。墙上挂的月份牌掉下来，纸页哗啦啦翻。
玻璃外的人影咧开嘴。
不是笑。嘴角扯到耳根，里面黑漆漆的。
门开了。王磊带着一身酒气进来，按亮电灯。
“爸？你坐地上干啥？”
王富贵指着窗户。
玻璃上只有雨痕，一道一道往下流。
雨下了三天还没停的意思。
泥浆从村道这头淌到那头，混着猪粪和烂菜叶的馊味。赵寡妇踩进一个水坑，布鞋湿透了，脚指头冻得发麻。她往上提了提装红薯的竹篮，篮底蹭着褪色的蓝布褂子，沙沙响。
“桂英婶！等、等等——”
自行车链子卡着泥巴，咔啦咔啦的。李建国一条腿支在地上，另一条腿还跨在车上，帆布挎包滑到手肘那儿。他喘着气，雨水顺着发梢滴进领口。
赵寡妇转过身。雨水糊眼睛，她抹了把脸。
“建国老师，这天气还出来？”
“给你送东西。”李建国在包里掏，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你家强子，考上了！地区技校！”
竹篮掉进泥里。
红薯滚出来，沾上黑泥。赵寡妇没去捡，她盯着信封上那行红字——“地区技工学校录取通知书”。手指碰上去，又缩回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才接过来。
信封边角让雨打湿了，有点软。
她没拆，就捏着，越捏越紧。指甲陷进纸里。
“强子争气。”李建国下车帮她捡红薯，一个两个扔回篮里，“去了技校，出来就是技术工人，吃商品粮。”
赵寡妇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眼泪掉下来，混着雨水流进嘴角，咸的。
“学费……”她嗓子哑得厉害，“得多少？”
李建国直起身，搓了搓手上的泥：“八百。连住宿。”
篮子又晃了一下。
李建国赶紧扶住：“别急，有政策。镇上刚下来扶贫补助名额，困难学生能补一千五。你去村委问问，找王支书。”
“够……够吗？”
“够。还能剩点当生活费。”
赵寡妇把信封揣进怀里最里层，贴着肉。纸还带着李建国身上的温度。她弯腰拎起篮子，红薯沉甸甸的。
“我现在就去。”
村委那栋二层砖楼立在村中央，门口水泥地裂了几道缝，雨水积在里面。王富贵在二楼喝茶，搪瓷杯上印着“先进工作者”，漆掉了一半。
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湿气。
王富贵没抬头，吹了吹茶叶沫。
“王支书。”赵寡妇站在门口，裤腿往下滴水。
“桂英啊。”王富贵放下杯子，杯底磕在桌上，咚的一声，“有事？”
“听说有补助……”
“哦，那个。”王富贵往后靠，藤椅吱呀响，“是有。你想申请？”
赵寡妇点头，点得很用力。
“写个申请吧。”王富贵拉开抽屉，扯出一张皱巴巴的格子纸，“家里多困难，写清楚。明天交来。”
赵寡妇接过纸，纸边划了下手指。
“谢谢王支书。”
“先别谢。”王富贵端起杯子，“名额有限，得审核。”
回家路上，雨小了，变成毛毛雨。赵寡妇把申请书折好，塞进装红薯的篮子底下。推开自家院门时，赵强正蹲在屋檐下修锄头，手上全是黑油。
“妈？”
赵寡妇从怀里掏出信封。
赵强在裤子上擦了手，才接过去。他拆得很慢，怕撕坏了。看完，抬头看母亲，咧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笑了两声，又抿住嘴。
“学费……”
“有补助。”赵寡妇说，“妈去申请了。”
夜里，煤油灯把两人影子投在土墙上。赵强写字，赵寡妇坐旁边看着。字是钢笔字，蓝黑的，一笔一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家中仅有薄田两亩……”
写到“恳请领导批准”时，钢笔没水了。赵强甩了甩，在废纸上划拉几下，划出几道淡痕。
“明天我去小卖部买墨水。”赵寡妇说。
第二天交申请时，王富贵扫了一眼就夹进文件夹：“等通知吧。”
这一等就是七天。
第七天下午，村委门口贴了红榜。赵寡妇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她认字不多，但“赵强”两个字认得。名字在第三个，毛笔写的，墨有点洇开了。
她没说话，转身往家走。走着走着跑起来，竹篮在胳膊上一颠一颠。
赵强正在院里劈柴，斧头举在半空。
“中了！”
斧头落下，柴裂成两半。
公示那三天，赵寡妇每天去榜前站一会儿。有时用手摸摸名字，纸被太阳晒得发烫。第三天傍晚，王富贵把榜揭了，说报到镇上去了。
“半个月左右钱能下来。”他说。
赵寡妇开始给儿子收拾行李。把压箱底的一块藏青色咔叽布拿出来，比着赵强的旧衣服裁。针脚走得密，线头藏在里头。又翻出他爹留下的樟木箱子，擦了三遍，木头纹路都显出来了。
半个月过去，没消息。
赵寡妇去问，王富贵说镇上忙。
又过一星期，还是没信儿。赵强坐不住了，晚饭时扒拉两口就放下筷子。
“妈，要不……我去问问？”
“你别去。”赵寡妇盛汤，“妈去。”
第二天她在村委门口等到晌午。王富贵从外面回来，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刀猪肉，肥的多。
“王支书，补助……”
“正要说这事。”王富贵锁车，钥匙串哗啦响，“系统出错了。你的申请没通过。”
赵寡妇张了张嘴。
“啥……啥意思？”
“意思就是名额没了。”王富贵拎起猪肉，“回吧。”
猪肉的血水滴在水泥地上，一滴，两滴。
赵寡妇没动。王富贵绕过她进屋，关上门。门缝里飘出炒菜的油香，葱花爆锅的味儿。
李建国是傍晚来的，自行车没骑，推着走。他额头上全是汗。
“桂英婶，我去镇上问了。”他声音压得低，“补助批下来了，东河村一个名额，钱都到村里了。”
赵寡妇盯着他。
“名字是王磊。”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赵寡妇起身往外走，李建国拉住她胳膊：“婶子，别冲动——”
她甩开手。
村委办公室亮着灯。推门进去时，王富贵和王磊正数钱，一沓十块的票子摊在桌上。王磊抬头，嘴角还沾着瓜子壳。
“王富贵。”赵寡妇声音不大。
王富贵把钱拢起来。
“你把强子的名额给了你侄子。”
“胡说八道！”
“镇上说的。”赵寡妇往前走一步，鞋底沾的泥掉在地上，“钱都下来了，名字是王磊。”
王磊站起来，椅子腿刮地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叔帮我争取的，咋了？”
“那是强子的！”赵寡妇嗓子劈了，“那是他上学的钱！”
王磊推了她一把。
不重，但赵寡妇退了两步，后腰撞到桌沿。桌上茶杯晃了晃，茶水洒出来，在申请书的复印件上晕开一团黄渍。
“出去。”王富贵指着门。
赵寡妇看着那沓钱。钱用橡皮筋捆着，边上有点卷。
“你会遭报应的。”她说。
王磊笑了声。
赵寡妇转身，门在身后关上。天黑透了，村道上没灯，深一脚浅一脚。到家时，赵强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
“妈？”
赵寡妇蹲下来，手捂着脸。肩膀抖，没声音。
赵强把通知书折好，放进信封。
“我去打工。”他说，“跟二柱子去广东。挣了钱，再念书。”
走的那天是阴天。绿皮火车喷着白气，站台上挤满人。赵强背着一个军绿色挎包，箱子太重，二柱子帮他拎着。
“到了写信。”赵寡妇把煮鸡蛋塞进他口袋，蛋还温着。
赵强点头，上了车。火车开动时，他把头伸出车窗挥手。风吹乱他头发，才十八岁，鬓角就有白头发了。
赵寡妇跟着车走，走了十几步，车快了，跟不上了。她停下来，看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
第一个月，信来了。赵强说工地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晚上睡工棚，蚊子多。寄回来八十块钱，折得整整齐齐。
第二个月，六十块。信上说最近活儿少。
第三个月，没信。
第四个月，还是没有。
第五个月，村里邮递员在院门外喊：“桂英婶，电报！”
纸是黄色的，字是蓝色的：“赵强昨日坠楼身亡，速来处理后事。”
赵寡妇坐下了。坐在门槛上，坐了很久。邻居过来看，见她捏着那张纸，眼睛盯着院里的枣树。
去南方的火车坐了三十六个小时。工地在一片荒地上，楼盖到一半，脚手架像骨架一样支棱着。负责人是个胖子，说话时唾沫星子喷出来。
“……意外，保险会赔。这是两千，签个字。”
赵寡妇没接钱。
“我儿子……怎么掉的？”
“高空作业，安全绳没系好。”胖子点烟，“说了多少次，这帮人不听。”
一个瘦小的工友蹭过来，衣服上全是水泥点子。他看看胖子，压低声音：“婶子，强子掉下来前那天，给家里打电话，打一半哭了。说……说要是能上学就好了。”
工友咽了口唾沫。
“他最近老加班，说要多挣钱，以后回去读书。”
骨灰盒很轻。赵寡妇抱在怀里，像抱个婴儿。回来那天又下雨，她把骨灰埋在后山，坟朝着村委的方向。
没立碑，插了块木牌子，用毛笔写了名字。
那天起，赵寡妇每天去坟前坐一会儿。不带纸钱，不带香，就坐着。有时说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
村里人说她疯了。
王富贵家这时候盖了新厨房，贴了白瓷砖，太阳一照晃眼睛。王磊买了摩托，每天在村道上轰油门，排气筒喷黑烟。
有天晚上，王富贵家电视看着看着，灯灭了。
“磊子？去看看保险丝。”王富贵喊。
没人应。老婆回娘家了，王磊出去喝酒了。他摸黑找手电筒，抽屉拉开来，东西哗啦响。
窗外有声音。
像是叹气，又像是哭。细细的，顺着窗缝钻进来。
王富贵手停了。
“谁？”
声音停了。他找到手电筒，按亮，光束刺眼。光扫过窗户时，玻璃上照出个人影——高高瘦瘦，穿着工装，头上身上全是灰。
手电筒掉在地上，滚了两圈。
人影走近。脸贴在玻璃上，五官压平了，但认得出来。
是赵强。
王富贵往后缩，背抵着墙。墙上挂的月份牌掉下来，纸页哗啦啦翻。
玻璃外的人影咧开嘴。
不是笑。嘴角扯到耳根，里面黑漆漆的。
门开了。王磊带着一身酒气进来，按亮电灯。
“爸？你坐地上干啥？”
王富贵指着窗户。
玻璃上只有雨痕，一道一道往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