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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哐当”一声，那把生了锈的破消防斧直接砸碎了何丽家的玻璃。
那年是1994年，冬天贼冷。我当时就住在红星机械厂宿舍楼的三楼，何丽家正对面。
大半夜的，我被那声脆响惊醒，刚想披上棉袄出去骂娘，就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压得极低的笑声。那是王建军的声音，厂保卫科的无赖临时工，化成灰我都认得他身上那股劣质大烟叶子味。
“快点，把这桶全倒上去！妈的，让这狐狸精明天没脸见人！”
接着就是“哗啦”一声，黏稠的液体大面积泼在木门和玻璃窗上。一股刺鼻、辛辣、冲得人眼睛生疼的红油漆味，顺着我家的门缝就死命钻了进来。我浑身一激灵，悄悄趴在自家的猫眼里往外看。
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但借着月光，我能看见何丽家那扇门上全是一道道往下淌的黑影，在夜色里黏糊糊的，像是一股股拧在大门上的烂肉。王建军手里拿着把刷墙的大刷子，从塑料桶里蘸饱了红漆，在旁边的白灰墙上狠狠地划拉着。
“烂——货——”
他一边写，一边还用气音念了出来，旁边的两个小跟班捂着嘴乐，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死死捂着嘴，趴在门后面，连大气都不敢喘。在那个年代，红星机械厂就是个独立的小社会，谁家吵个架、偷个汉子，第二天能从一车间传到五车间。王建军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名义上是保卫科的临时工，实际上就是给厂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当狗，谁给俩钱，他就帮谁去堵门、砸窗户。
但这回，他玩得太绝了。在1994年的北方国营厂区里，往一个寡妇门上泼红漆，写这种字，那就是要逼死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走廊里就炸开了锅。
我拉开门的时候，三楼的过道里已经围满了人。全是厂里的熟面孔，有刚下夜班交班的工人，也有提着网兜准备去买菜的老太太。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往何丽家门前瞅，指指点点，嗡嗡的声音像一窝苍蝇。
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正好打在何丽家的大门上。那红漆还没完全干透，顺着门板上的木头纹理往下渗，一滴一滴地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凝固成一个个暗红色的血痂。墙上那两个大字——“烂货”，字迹歪歪扭扭，红得刺眼，红得让人心里发慌。
“啐，活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长得一副狐媚子样，早该有人治治她了。”
说话的是二楼的马翠花，她男人是厂里的小组长。马翠花一边吐着嘴里的瓜子壳，一边斜着眼瞅着那扇门，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写满了幸灾乐祸。
周围几个人跟着附和，压低声音说些难听的话。什么“听说她在外面跟大老板睡过了”、“天天穿得花枝招展的，勾引谁呢”、“上个礼拜我还看见有辆小轿车停在楼下等她”。
其实这些话是怎么来的，厂里谁心里没点数？何丽才二十六岁，长得确实俊，皮肤白，大眼睛。两年前，她男人在二车间开吊车，出大事故死了，连根全尸都没留下。厂里最后就赔了一笔抚恤金，还不够常年吃药的婆婆塞牙缝的。后来婆婆也死了，就剩何丽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儿子小宇。
一个寡妇，没有正式编制，在厂里只能干点扫地、打杂的零活，一个月拿几十块钱，怎么养孩子？
后来她一咬牙，去南方进了一批袜子和喇叭裤，晚上在厂大门口摆摊。那会儿做生意的少，她长得好看，生意确实不错，没过半年，手里的确实良衬衫就换成了呢子大衣。
这就把人眼红坏了。
最关键的是，厂里传出流言，说保卫科的刘科长经常去她摊子上转悠。刘科长那老婆是出了名的悍妇，在厂里闹过好几回。大家都心知肚明，昨晚王建军带人来泼漆，绝对是拿了刘科长老婆的钱。
“吱呀——”
就在外头议论得最起劲的时候，那扇挂满红漆的门，缓缓开了。
走廊里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门口。
何丽牵着小宇站在门槛后面。她身上还穿着昨天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眼睛底下全是青黑色的眼圈。她没哭，也没闹，甚至连看都没看周围的人一眼。
倒是小宇，那孩子才六岁，吓得死死揪着他妈的裤腿，把头埋在何丽大腿后面，浑身不停地打哆嗦。小宇的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书包松松垮垮地挂在肩膀上。
“看什么看？没见过不要脸的啊？”马翠花在人群里拔高了调门，阴阳怪气地喊了一句。
何丽的身子剧烈地晃了一下。她抬起头，那双原本好看的眼睛里，此刻一点光都没有了，死气沉沉的，活像两个黑窟窿。她死死盯着马翠花，又扫视了一圈周围那些看热闹的邻居。
我当时就站在人群后面，不知道为什么，被何丽那个眼神扫到的时候，我浑身白毛汗都立起来了。那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那是一种彻底凉透了的绝望，像是看一堆死人一样的眼神。
何丽没有说话，她弯下腰，把小宇背在背上，用两只手托着孩子的屁股。小宇趴在她肩膀上，转过脸来看向墙上那两个红漆大字。
“妈，那是什么字啊？”小宇小声问。
何丽没回答，深吸了一口气，踩着地上那些还没干透的红漆滴答，一步一步穿过围观的人群。人群像躲瘟疫一样，自发地给她让开了一条道。
在她走过的地方，水泥地面上留下了几个鲜红的脚印，黏糊糊的。
从那天起，何丽的生活彻底塌了。
厂里停了她的零活，说是“影响厂风厂纪”。她去大门口摆摊，刚把塑料布铺开，王建军就带着几个保卫科的红袖章过来，二话不说，一脚把她的货踹得满街乱滚，还恶狠狠地啐她：“呸，烂货，少在厂门口丢人现眼，再让我看见，连人带货都给你拉保卫科去！”
何丽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双白净的手在雪地里抠得全是血指甲，把那些被人踩脏的袜子一双双捡回来。
更作孽的是小宇。
小孩子懂什么？可大人的恶毒全传染给了孩子。厂小学的学生天天围着小宇转，往他课桌里塞死苍蝇，用粉笔在他衣服后面写“小烂货”、“野种”。小宇开始不去上学了，整天蹲在宿舍楼后面的垃圾堆旁，用木棍在地上画圈。
我有一次下班回来，正好看见小宇蹲在那。我这人嘴笨，但也觉得这娘俩太可怜了，就从口袋里摸出两个大白兔奶糖递过去。
“小宇，拿去吃。”
小宇抬起头，那张小脸瘦得就剩下一双大眼睛了。他看着糖，没敢接，而是小声对我说：“陈叔叔，我妈妈生病了。”
“生什么病了？”我心里一沉。
“她不睡觉，天天在门口洗墙。她说那墙上有血，洗不干净。”小宇的声音飘忽忽的，大冷天的，他连个手套都没有，一双手冻得像红萝卜。
我叹了口气，心里不是个滋味，把糖硬塞进他怀里，就急匆匆地上了楼。
那天晚上，大概是夜里十二点多。
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外面的风刮得呼呼响，吹得厂区的铁皮管道“啪嗒啪嗒”乱晃。就在这时候，我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刷……刷……刷……”
那声音很轻，很慢，像是有人拿着硬毛刷子在粗糙的砖墙上用力地来回蹭。
我披上衣服，凑到猫眼往外看。
走廊里黑漆漆的，但借着大门口那点微弱的光，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正跪在何丽家门前。
是何丽。
她手里拿着一把钢丝球，旁边放着个塑料盆，盆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她正在用汽油和钢丝球，疯狂地擦拭着墙上那两个“烂货”的字迹。
“刷，刷，刷……”
她的动作机械而僵硬，由于用力过猛，她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颤抖。那大白灰墙皮被她蹭下来一层又一层，和着红漆，变成了一种恶心的粉红色糊状物，顺着她的指缝往下流。
我看着都觉得手疼。那可是钢丝球啊，直接在水泥和砖头上干蹭。
突然，她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把手凑到嘴边，似乎是想用唾沫去润一下皲裂的伤口，但我借着微光看过去，发现她的指甲盖都已经翻起来了，十个手指头血肉模糊，全是红漆和鲜血的混合物。
她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突然自言自语地笑了一下。
那笑声在空旷、死寂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渗人，低低的，像是一只被掐断了脖子的母鸡在喉咙里咯咯作响。
“洗不干净……洗不干净啊……呵呵……”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头皮发麻，赶紧退回了床上，用被子死死蒙住头。那一晚，那“刷、刷、刷”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声沉闷的“噗通”声惊醒的。
紧接着，是楼下传来的一声凄厉的尖叫。
“死人啦！有人跳楼啦！”
我鞋都没穿好，连滚带爬地冲出家门，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往下看。
红星机械厂新宿舍楼是四层的小高层，顶楼是个露天的平台。此时此刻，楼底下的水泥空地上，已经围了一圈人。
何丽就躺在正中央。
她是从四楼顶上跳下来的。头朝下。
地上的场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第二眼。她的脑袋像个摔烂的西瓜，脑浆子和鲜血溅得满地都是。可最诡异的是，她身上穿的那件蓝布棉袄，此时此刻已经被大片大片的红色染透了。那不是血，或者说，不只是血。
在离她尸体不远的地方，滚落着一个塑料桶，里面残留着小半桶昨天她用来擦墙的劣质红漆。她跳楼的时候，似乎是怀里死死抱着这桶漆一起跳下来的。
油漆泼了一地，和她的血混在一起，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蔓延开来，粘稠、猩红，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腥气和化学恶臭。
她的小儿子小宇，就站在离尸体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他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那一滩红。
这时候，王建军刚好晃晃悠悠地从厂大门走进来，手里还拎着根油条。看到这边围了人，他扒开人群挤了进来。
当他看到地上的何丽时，脸色明显白了一下，但随即他又啐了一口，有些晦气地骂道：“妈的，一大早的真晦气！死就死吧，还弄得满地都是漆，保卫科呆会儿还得找人来冲地，操。”
他说完，转身就走，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围观的邻居里，有人叹气，有人摇头，但更多的是冷漠。马翠花甚至在人群里小声嘀咕：“作孽哦，这下干净了，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个野种没人管。”
何丽的尸体当天下午就被拉去火化了。没有葬礼，没有亲戚来。何丽那个远房的表舅过来，沉着脸把小宇领走了。听说走的时候，小宇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死死抱着他妈妈生前摆摊用的小塑料凳。
何丽死了，墙上的字还在。
厂里后来派了两个小青工，拿着白灰把何丽家门口的墙重新刷了三遍，总算把那些红字和漆印给盖住了。门也换了锁，重新漆成了绿色。
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厂里的人很快就有了新的八卦，谁家的小子偷了厂里的零件被抓了，谁家的姑娘跟人私奔了。何丽母子，就像两颗掉进臭水沟里的石子，连个水花都没激起来，就被所有人遗忘了。
除了王建军。
事情发生改变，是在何丽的头七那天。
那时候机械厂保卫科晚上得留人值班，预防有人来偷公家的钢材。那天晚上，刚好轮到王建军和我在一间值班室。
1994年的冬天过得特别慢，值班室里生了个生铁炉子，煤球在里面烧得通红，发出“噼啪”的声音。
王建军盘腿坐在木床上，手里拿着一瓶二锅头，正就着一盘花生米砸吧嘴。我坐在桌子旁看报纸，俩人谁也没说话。
“老陈，你闻着没有？”王建军突然放下酒杯，抽了抽鼻子。
我抬起头看他：“闻着什么？炉子漏烟了？”
“不是烟味。”王建军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扇，“一股子油漆味，刺鼻得厉害。你小子是不是偷摸把保卫科那几把刷子拿出来使了？”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我闲得慌啊大半夜刷墙？什么油漆味，我这只有煤烟子味。”
王建军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又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走到窗户边上往外瞅。外面漆黑一片，机械厂的厂区静得像个坟场。
“妈的，真是奇了怪了。这味儿怎么这么冲，冲得老子脑门子疼。”王建军骂了一句，又坐回床上，端起酒杯灌了一大口。
我当时没当回事，以为他是酒喝多了，或者是白天在厂里哪蹭到了味。
可是到了第二天下班，我在食堂打饭，刚好又碰到了王建军。
他打了一份红烧肉，一份大白菜。红星厂食堂的红烧肉是一绝，肥而不腻，平时王建军最馋这个。可那天，他刚把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脸色突然大变。
“哇——”的一声。
王建军直接把嘴里的肉全吐在了地上。周围打饭的工人都吓了一跳，纷纷看向他。
“草他妈的！刘大坏你找死是不是？你在肉里下毒了？！”王建军猛地一拍桌子，指着打饭的师傅破口大骂。
打饭师傅也懵了：“王建军你满嘴喷什么粪？这肉大家都吃着呢，谁给你下毒了？”
“那这肉怎么一股子死油漆味？！又苦又辣，成心恶心我是不是？！”王建军眼珠子瞪得老大，额头上青筋暴起。
我当时就在隔壁桌，扫了一眼他吐在地上的那块红烧肉。酱红色的肉块裹着油水，好端端的，哪有什么油漆？周围的人也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有人小声说：“这王建军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王建军气得浑身哆嗦，连饭碗都没收，捂着嘴急匆匆地跑出了食堂。
那天晚上回家，我在楼道里碰到了王建军。他家在二楼，上下楼总能遇上。
他当时正站在他家大门口，手里拿着个手电筒，死死地盯着自家的墙壁。
“建军，看啥呢？”我顺口问了一句。
王建军没回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发颤，完全没有了平时的那股嚣张劲：“老陈……你过来，你帮我看看，这墙上是不是有东西？”
我疑惑地走过去，顺着他手电筒的光看去。
王建军家门口的墙壁上，原本刷的是普通的白灰。可现在，在手电筒那焦黄的光圈底下，那白灰墙皮竟然隐隐约约透出一股子暗红色。
那红色非常淡，淡得就像是皮肤下面渗出来的血丝。可它不是一大块，而是一条一条的，横平竖直，隐隐约约的，竟然像是一个字的笔画。
我看了一眼，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那笔画的走势，怎么看怎么像个“烂”字。
“这……这是不是以前的底漆没盖住，返上来了？”我强撑着笑脸说。
“返个屁的底漆！老子在这住了五年了，这墙天天是白的！”王建军猛地转过头，他的眼睛里全是不大正常的血丝，脸色青白交替，“而且……那股味又来了。老陈，你真闻不到？就在这，就在我鼻子上挂着呢！”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疯狂地抠着自己的鼻孔，用力之大，把鼻翼都抠破了，流出几缕鲜血。
我看着他那副近乎癫狂的样子，一股凉气顺着脚底板直接冲上了天灵盖。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何丽的头七。
“那什么……我家里还烧着水呢，我先上去了。”
我没敢再多待，低着头，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三楼跑。在经过三楼原本何丽家门口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往那边看了一眼。
那里新刷的白灰完好无损，绿色的大门紧闭着。
可在空气里，除了北方冬天特有的干燥冷气，我似乎……真的闻到了一股极其淡薄、却又极其刺鼻的，劣质红油漆的味道。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军彻底不正常了。
他没去上班，请了假窝在家里。据二楼的邻居说，王建军家白天黑夜地传出折腾的声音。有时候是拿铲刀铲墙皮的声音，有时候是他自己神经质的又哭又骂。
大伙儿都说，王建军是得了癔症，可能是亏心事干多了，遭了报应。马翠花倒是不信邪，还去王建军家门口瞅过一回，回来说王建军把自家的墙皮全铲了，露出了里面的红砖，整个人神神叨叨的。
我是第四天下午去见王建军的。
毕竟是一个厂的邻居，保卫科长让我顺路去瞧瞧他到底怎么回事，要是真疯了，厂里得考虑把他辞退。
我硬着头皮敲开了王建军家的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双布满血丝、肿得像桃子一样的眼睛在门缝后面死死盯着我。看到是我，他才把门拉开。
一进屋，那股浓烈到几乎让人窒息的红油漆味扑面而来。那味道太冲了，熏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险些直接吐出来。可诡异的是，王建军的屋里并没有油漆桶，也没有任何刷漆的工具。
屋里的白灰墙已经被他用菜刀和铲子刮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斑驳的划痕，露出一块块粗糙的红砖。
再看王建军，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短短几天时间，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眶深陷，头发蓬乱得像个鸡窝。最可怕的是他的嘴。
他的嘴唇干裂得不成样子，上面结着一层层暗红色的血痂。而且他说话的时候，上嘴唇和下嘴唇似乎粘连在了一起，每张一次嘴，都能听到“啪嗒”一声肉体撕裂的声音，嘴角甚至会直接崩开，流出暗红色的黏稠液体。
“老陈……你来了……”
王建军说话的声音变得极其古怪，发音含糊不清，发黏，就像是嘴里含着一大口化不开的胶水。
“建军，你这是咋了？去医院看看吧。”我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
王建军死死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冰凉，一点活人的温度都没有。他的力气大得吓人，掐得我生疼。
“去医院没用……医生说是化学灼伤……操他妈的，老子天天搁家里待着，上哪去灼伤？！”王建军一边说，嘴唇一边撕裂，那暗红色的液体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
他伸出另一只手，那手指甲已经被他自己咬得光秃秃的，全是血。他开始疯狂地往自己的嘴里抠。
“这里面有东西……老陈……这里面有东西！”
王建军瞪大了眼珠子，把两根手指死命地往嘴里捅。他的喉咙里发出“呕、呕”的干呕声，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随着他的动作，我震惊地看到，他从自己的牙缝里、舌头根底下，竟然真的抠出了一些红色的、黏糊糊的小碎块。
那些碎块落在地上，散发出刺鼻的、让人作呕的红油漆味。
“老陈……她来找我了……”
王建军突然松开手，整个人瘫软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谁？谁来找你了？”我颤声问。
王建军缓缓抬起头，那张脸上全是不正常的惊恐，他的嘴角咧得大大的，露出了里面被染得通红的牙齿。
“何丽。我每晚都梦见她。她就站在我床头，手里拿着那个刷墙的滚筒……她把我的头摁在地上，拿着滚筒一下一下地往我脸上刷红漆……”
王建军用手比划着，身体剧烈地抖动：“那漆是活的……它顺着我的鼻子、我的嘴巴往里钻……她边刷边问我：‘好看吗？王建军，好看吗？’我想喊，可是那漆太稠了，把我的嗓子眼全堵死了……老陈，我喘不上气，我每晚都快被憋死了！”
看着地上的王建军，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冬天的太阳落得早。那一刻，我看着周围那些被刮得露白、泛红的墙壁，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天晚上，何丽跪在地上擦墙的声音。
“刷……刷……刷……”
我再也待不下去，一把推开王建军，近乎逃命似的冲出了他家。
身后，传来王建军含糊不清的、带着哭腔的怒吼：
“不是我！是马翠花给的钱！是刘科长那个死婆娘让我干的！你们找她去啊！找她去啊！”
那声音在阴暗的过道里回荡着，混杂着扑鼻而来的油漆味，久久散不去。
我一口气冲上三楼，回到自己家里，把大门“砰”的一声死死关上，反锁。
坐在沙发上，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一样。1994年的国营厂，大楼里的人情原本是热乎的，可现在，我只觉得这栋楼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条缝，都透着一股让人骨子头发冷的凉意。
人性要是恶起来，真比什么都毒。王建军为了几个臭钱，马翠花为了点捕风捉影的嫉妒，生生把一个活人逼上了绝路。
就在这时候，隔壁，也就是原本何丽家那间空屋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响动。
“啪嗒。”
那声音很轻，但在死寂的傍晚显得格外清晰。就像是……有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放下了一个塑料桶。
我浑身一僵，死死地盯着和隔壁相连的那堵墙。
紧接着，那个我这几天最害怕、最抗拒的声音，再次毫无征兆地从墙壁那边传了过来。
“刷……”
“刷……”
极其缓慢，极其沉重。那不是用钢丝球擦墙的声音，而是……有人拿着一把大刷子，蘸饱了黏稠的液体，在墙壁上狠狠地、大面积地涂抹的声音。
每一次涂抹，都伴随着“咕哧、咕哧”的液体搅动声。
那声音，正顺着墙壁，一点一点地，往我家大门的方向延伸过来。
“哐当”一声，那把生了锈的破消防斧直接砸碎了何丽家的玻璃。
那年是1994年，冬天贼冷。我当时就住在红星机械厂宿舍楼的三楼，何丽家正对面。
大半夜的，我被那声脆响惊醒，刚想披上棉袄出去骂娘，就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压得极低的笑声。那是王建军的声音，厂保卫科的无赖临时工，化成灰我都认得他身上那股劣质大烟叶子味。
“快点，把这桶全倒上去！妈的，让这狐狸精明天没脸见人！”
接着就是“哗啦”一声，黏稠的液体大面积泼在木门和玻璃窗上。一股刺鼻、辛辣、冲得人眼睛生疼的红油漆味，顺着我家的门缝就死命钻了进来。我浑身一激灵，悄悄趴在自家的猫眼里往外看。
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但借着月光，我能看见何丽家那扇门上全是一道道往下淌的黑影，在夜色里黏糊糊的，像是一股股拧在大门上的烂肉。王建军手里拿着把刷墙的大刷子，从塑料桶里蘸饱了红漆，在旁边的白灰墙上狠狠地划拉着。
“烂——货——”
他一边写，一边还用气音念了出来，旁边的两个小跟班捂着嘴乐，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死死捂着嘴，趴在门后面，连大气都不敢喘。在那个年代，红星机械厂就是个独立的小社会，谁家吵个架、偷个汉子，第二天能从一车间传到五车间。王建军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名义上是保卫科的临时工，实际上就是给厂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当狗，谁给俩钱，他就帮谁去堵门、砸窗户。
但这回，他玩得太绝了。在1994年的北方国营厂区里，往一个寡妇门上泼红漆，写这种字，那就是要逼死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走廊里就炸开了锅。
我拉开门的时候，三楼的过道里已经围满了人。全是厂里的熟面孔，有刚下夜班交班的工人，也有提着网兜准备去买菜的老太太。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往何丽家门前瞅，指指点点，嗡嗡的声音像一窝苍蝇。
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正好打在何丽家的大门上。那红漆还没完全干透，顺着门板上的木头纹理往下渗，一滴一滴地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凝固成一个个暗红色的血痂。墙上那两个大字——“烂货”，字迹歪歪扭扭，红得刺眼，红得让人心里发慌。
“啐，活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长得一副狐媚子样，早该有人治治她了。”
说话的是二楼的马翠花，她男人是厂里的小组长。马翠花一边吐着嘴里的瓜子壳，一边斜着眼瞅着那扇门，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写满了幸灾乐祸。
周围几个人跟着附和，压低声音说些难听的话。什么“听说她在外面跟大老板睡过了”、“天天穿得花枝招展的，勾引谁呢”、“上个礼拜我还看见有辆小轿车停在楼下等她”。
其实这些话是怎么来的，厂里谁心里没点数？何丽才二十六岁，长得确实俊，皮肤白，大眼睛。两年前，她男人在二车间开吊车，出大事故死了，连根全尸都没留下。厂里最后就赔了一笔抚恤金，还不够常年吃药的婆婆塞牙缝的。后来婆婆也死了，就剩何丽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儿子小宇。
一个寡妇，没有正式编制，在厂里只能干点扫地、打杂的零活，一个月拿几十块钱，怎么养孩子？
后来她一咬牙，去南方进了一批袜子和喇叭裤，晚上在厂大门口摆摊。那会儿做生意的少，她长得好看，生意确实不错，没过半年，手里的确实良衬衫就换成了呢子大衣。
这就把人眼红坏了。
最关键的是，厂里传出流言，说保卫科的刘科长经常去她摊子上转悠。刘科长那老婆是出了名的悍妇，在厂里闹过好几回。大家都心知肚明，昨晚王建军带人来泼漆，绝对是拿了刘科长老婆的钱。
“吱呀——”
就在外头议论得最起劲的时候，那扇挂满红漆的门，缓缓开了。
走廊里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门口。
何丽牵着小宇站在门槛后面。她身上还穿着昨天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眼睛底下全是青黑色的眼圈。她没哭，也没闹，甚至连看都没看周围的人一眼。
倒是小宇，那孩子才六岁，吓得死死揪着他妈的裤腿，把头埋在何丽大腿后面，浑身不停地打哆嗦。小宇的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书包松松垮垮地挂在肩膀上。
“看什么看？没见过不要脸的啊？”马翠花在人群里拔高了调门，阴阳怪气地喊了一句。
何丽的身子剧烈地晃了一下。她抬起头，那双原本好看的眼睛里，此刻一点光都没有了，死气沉沉的，活像两个黑窟窿。她死死盯着马翠花，又扫视了一圈周围那些看热闹的邻居。
我当时就站在人群后面，不知道为什么，被何丽那个眼神扫到的时候，我浑身白毛汗都立起来了。那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那是一种彻底凉透了的绝望，像是看一堆死人一样的眼神。
何丽没有说话，她弯下腰，把小宇背在背上，用两只手托着孩子的屁股。小宇趴在她肩膀上，转过脸来看向墙上那两个红漆大字。
“妈，那是什么字啊？”小宇小声问。
何丽没回答，深吸了一口气，踩着地上那些还没干透的红漆滴答，一步一步穿过围观的人群。人群像躲瘟疫一样，自发地给她让开了一条道。
在她走过的地方，水泥地面上留下了几个鲜红的脚印，黏糊糊的。
从那天起，何丽的生活彻底塌了。
厂里停了她的零活，说是“影响厂风厂纪”。她去大门口摆摊，刚把塑料布铺开，王建军就带着几个保卫科的红袖章过来，二话不说，一脚把她的货踹得满街乱滚，还恶狠狠地啐她：“呸，烂货，少在厂门口丢人现眼，再让我看见，连人带货都给你拉保卫科去！”
何丽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双白净的手在雪地里抠得全是血指甲，把那些被人踩脏的袜子一双双捡回来。
更作孽的是小宇。
小孩子懂什么？可大人的恶毒全传染给了孩子。厂小学的学生天天围着小宇转，往他课桌里塞死苍蝇，用粉笔在他衣服后面写“小烂货”、“野种”。小宇开始不去上学了，整天蹲在宿舍楼后面的垃圾堆旁，用木棍在地上画圈。
我有一次下班回来，正好看见小宇蹲在那。我这人嘴笨，但也觉得这娘俩太可怜了，就从口袋里摸出两个大白兔奶糖递过去。
“小宇，拿去吃。”
小宇抬起头，那张小脸瘦得就剩下一双大眼睛了。他看着糖，没敢接，而是小声对我说：“陈叔叔，我妈妈生病了。”
“生什么病了？”我心里一沉。
“她不睡觉，天天在门口洗墙。她说那墙上有血，洗不干净。”小宇的声音飘忽忽的，大冷天的，他连个手套都没有，一双手冻得像红萝卜。
我叹了口气，心里不是个滋味，把糖硬塞进他怀里，就急匆匆地上了楼。
那天晚上，大概是夜里十二点多。
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外面的风刮得呼呼响，吹得厂区的铁皮管道“啪嗒啪嗒”乱晃。就在这时候，我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刷……刷……刷……”
那声音很轻，很慢，像是有人拿着硬毛刷子在粗糙的砖墙上用力地来回蹭。
我披上衣服，凑到猫眼往外看。
走廊里黑漆漆的，但借着大门口那点微弱的光，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正跪在何丽家门前。
是何丽。
她手里拿着一把钢丝球，旁边放着个塑料盆，盆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她正在用汽油和钢丝球，疯狂地擦拭着墙上那两个“烂货”的字迹。
“刷，刷，刷……”
她的动作机械而僵硬，由于用力过猛，她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颤抖。那大白灰墙皮被她蹭下来一层又一层，和着红漆，变成了一种恶心的粉红色糊状物，顺着她的指缝往下流。
我看着都觉得手疼。那可是钢丝球啊，直接在水泥和砖头上干蹭。
突然，她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把手凑到嘴边，似乎是想用唾沫去润一下皲裂的伤口，但我借着微光看过去，发现她的指甲盖都已经翻起来了，十个手指头血肉模糊，全是红漆和鲜血的混合物。
她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突然自言自语地笑了一下。
那笑声在空旷、死寂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渗人，低低的，像是一只被掐断了脖子的母鸡在喉咙里咯咯作响。
“洗不干净……洗不干净啊……呵呵……”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头皮发麻，赶紧退回了床上，用被子死死蒙住头。那一晚，那“刷、刷、刷”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声沉闷的“噗通”声惊醒的。
紧接着，是楼下传来的一声凄厉的尖叫。
“死人啦！有人跳楼啦！”
我鞋都没穿好，连滚带爬地冲出家门，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往下看。
红星机械厂新宿舍楼是四层的小高层，顶楼是个露天的平台。此时此刻，楼底下的水泥空地上，已经围了一圈人。
何丽就躺在正中央。
她是从四楼顶上跳下来的。头朝下。
地上的场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第二眼。她的脑袋像个摔烂的西瓜，脑浆子和鲜血溅得满地都是。可最诡异的是，她身上穿的那件蓝布棉袄，此时此刻已经被大片大片的红色染透了。那不是血，或者说，不只是血。
在离她尸体不远的地方，滚落着一个塑料桶，里面残留着小半桶昨天她用来擦墙的劣质红漆。她跳楼的时候，似乎是怀里死死抱着这桶漆一起跳下来的。
油漆泼了一地，和她的血混在一起，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蔓延开来，粘稠、猩红，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腥气和化学恶臭。
她的小儿子小宇，就站在离尸体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他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那一滩红。
这时候，王建军刚好晃晃悠悠地从厂大门走进来，手里还拎着根油条。看到这边围了人，他扒开人群挤了进来。
当他看到地上的何丽时，脸色明显白了一下，但随即他又啐了一口，有些晦气地骂道：“妈的，一大早的真晦气！死就死吧，还弄得满地都是漆，保卫科呆会儿还得找人来冲地，操。”
他说完，转身就走，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围观的邻居里，有人叹气，有人摇头，但更多的是冷漠。马翠花甚至在人群里小声嘀咕：“作孽哦，这下干净了，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个野种没人管。”
何丽的尸体当天下午就被拉去火化了。没有葬礼，没有亲戚来。何丽那个远房的表舅过来，沉着脸把小宇领走了。听说走的时候，小宇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死死抱着他妈妈生前摆摊用的小塑料凳。
何丽死了，墙上的字还在。
厂里后来派了两个小青工，拿着白灰把何丽家门口的墙重新刷了三遍，总算把那些红字和漆印给盖住了。门也换了锁，重新漆成了绿色。
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厂里的人很快就有了新的八卦，谁家的小子偷了厂里的零件被抓了，谁家的姑娘跟人私奔了。何丽母子，就像两颗掉进臭水沟里的石子，连个水花都没激起来，就被所有人遗忘了。
除了王建军。
事情发生改变，是在何丽的头七那天。
那时候机械厂保卫科晚上得留人值班，预防有人来偷公家的钢材。那天晚上，刚好轮到王建军和我在一间值班室。
1994年的冬天过得特别慢，值班室里生了个生铁炉子，煤球在里面烧得通红，发出“噼啪”的声音。
王建军盘腿坐在木床上，手里拿着一瓶二锅头，正就着一盘花生米砸吧嘴。我坐在桌子旁看报纸，俩人谁也没说话。
“老陈，你闻着没有？”王建军突然放下酒杯，抽了抽鼻子。
我抬起头看他：“闻着什么？炉子漏烟了？”
“不是烟味。”王建军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扇，“一股子油漆味，刺鼻得厉害。你小子是不是偷摸把保卫科那几把刷子拿出来使了？”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我闲得慌啊大半夜刷墙？什么油漆味，我这只有煤烟子味。”
王建军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又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走到窗户边上往外瞅。外面漆黑一片，机械厂的厂区静得像个坟场。
“妈的，真是奇了怪了。这味儿怎么这么冲，冲得老子脑门子疼。”王建军骂了一句，又坐回床上，端起酒杯灌了一大口。
我当时没当回事，以为他是酒喝多了，或者是白天在厂里哪蹭到了味。
可是到了第二天下班，我在食堂打饭，刚好又碰到了王建军。
他打了一份红烧肉，一份大白菜。红星厂食堂的红烧肉是一绝，肥而不腻，平时王建军最馋这个。可那天，他刚把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脸色突然大变。
“哇——”的一声。
王建军直接把嘴里的肉全吐在了地上。周围打饭的工人都吓了一跳，纷纷看向他。
“草他妈的！刘大坏你找死是不是？你在肉里下毒了？！”王建军猛地一拍桌子，指着打饭的师傅破口大骂。
打饭师傅也懵了：“王建军你满嘴喷什么粪？这肉大家都吃着呢，谁给你下毒了？”
“那这肉怎么一股子死油漆味？！又苦又辣，成心恶心我是不是？！”王建军眼珠子瞪得老大，额头上青筋暴起。
我当时就在隔壁桌，扫了一眼他吐在地上的那块红烧肉。酱红色的肉块裹着油水，好端端的，哪有什么油漆？周围的人也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有人小声说：“这王建军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王建军气得浑身哆嗦，连饭碗都没收，捂着嘴急匆匆地跑出了食堂。
那天晚上回家，我在楼道里碰到了王建军。他家在二楼，上下楼总能遇上。
他当时正站在他家大门口，手里拿着个手电筒，死死地盯着自家的墙壁。
“建军，看啥呢？”我顺口问了一句。
王建军没回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发颤，完全没有了平时的那股嚣张劲：“老陈……你过来，你帮我看看，这墙上是不是有东西？”
我疑惑地走过去，顺着他手电筒的光看去。
王建军家门口的墙壁上，原本刷的是普通的白灰。可现在，在手电筒那焦黄的光圈底下，那白灰墙皮竟然隐隐约约透出一股子暗红色。
那红色非常淡，淡得就像是皮肤下面渗出来的血丝。可它不是一大块，而是一条一条的，横平竖直，隐隐约约的，竟然像是一个字的笔画。
我看了一眼，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那笔画的走势，怎么看怎么像个“烂”字。
“这……这是不是以前的底漆没盖住，返上来了？”我强撑着笑脸说。
“返个屁的底漆！老子在这住了五年了，这墙天天是白的！”王建军猛地转过头，他的眼睛里全是不大正常的血丝，脸色青白交替，“而且……那股味又来了。老陈，你真闻不到？就在这，就在我鼻子上挂着呢！”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疯狂地抠着自己的鼻孔，用力之大，把鼻翼都抠破了，流出几缕鲜血。
我看着他那副近乎癫狂的样子，一股凉气顺着脚底板直接冲上了天灵盖。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何丽的头七。
“那什么……我家里还烧着水呢，我先上去了。”
我没敢再多待，低着头，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三楼跑。在经过三楼原本何丽家门口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往那边看了一眼。
那里新刷的白灰完好无损，绿色的大门紧闭着。
可在空气里，除了北方冬天特有的干燥冷气，我似乎……真的闻到了一股极其淡薄、却又极其刺鼻的，劣质红油漆的味道。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军彻底不正常了。
他没去上班，请了假窝在家里。据二楼的邻居说，王建军家白天黑夜地传出折腾的声音。有时候是拿铲刀铲墙皮的声音，有时候是他自己神经质的又哭又骂。
大伙儿都说，王建军是得了癔症，可能是亏心事干多了，遭了报应。马翠花倒是不信邪，还去王建军家门口瞅过一回，回来说王建军把自家的墙皮全铲了，露出了里面的红砖，整个人神神叨叨的。
我是第四天下午去见王建军的。
毕竟是一个厂的邻居，保卫科长让我顺路去瞧瞧他到底怎么回事，要是真疯了，厂里得考虑把他辞退。
我硬着头皮敲开了王建军家的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双布满血丝、肿得像桃子一样的眼睛在门缝后面死死盯着我。看到是我，他才把门拉开。
一进屋，那股浓烈到几乎让人窒息的红油漆味扑面而来。那味道太冲了，熏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险些直接吐出来。可诡异的是，王建军的屋里并没有油漆桶，也没有任何刷漆的工具。
屋里的白灰墙已经被他用菜刀和铲子刮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斑驳的划痕，露出一块块粗糙的红砖。
再看王建军，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短短几天时间，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眶深陷，头发蓬乱得像个鸡窝。最可怕的是他的嘴。
他的嘴唇干裂得不成样子，上面结着一层层暗红色的血痂。而且他说话的时候，上嘴唇和下嘴唇似乎粘连在了一起，每张一次嘴，都能听到“啪嗒”一声肉体撕裂的声音，嘴角甚至会直接崩开，流出暗红色的黏稠液体。
“老陈……你来了……”
王建军说话的声音变得极其古怪，发音含糊不清，发黏，就像是嘴里含着一大口化不开的胶水。
“建军，你这是咋了？去医院看看吧。”我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
王建军死死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冰凉，一点活人的温度都没有。他的力气大得吓人，掐得我生疼。
“去医院没用……医生说是化学灼伤……操他妈的，老子天天搁家里待着，上哪去灼伤？！”王建军一边说，嘴唇一边撕裂，那暗红色的液体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
他伸出另一只手，那手指甲已经被他自己咬得光秃秃的，全是血。他开始疯狂地往自己的嘴里抠。
“这里面有东西……老陈……这里面有东西！”
王建军瞪大了眼珠子，把两根手指死命地往嘴里捅。他的喉咙里发出“呕、呕”的干呕声，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随着他的动作，我震惊地看到，他从自己的牙缝里、舌头根底下，竟然真的抠出了一些红色的、黏糊糊的小碎块。
那些碎块落在地上，散发出刺鼻的、让人作呕的红油漆味。
“老陈……她来找我了……”
王建军突然松开手，整个人瘫软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谁？谁来找你了？”我颤声问。
王建军缓缓抬起头，那张脸上全是不正常的惊恐，他的嘴角咧得大大的，露出了里面被染得通红的牙齿。
“何丽。我每晚都梦见她。她就站在我床头，手里拿着那个刷墙的滚筒……她把我的头摁在地上，拿着滚筒一下一下地往我脸上刷红漆……”
王建军用手比划着，身体剧烈地抖动：“那漆是活的……它顺着我的鼻子、我的嘴巴往里钻……她边刷边问我：‘好看吗？王建军，好看吗？’我想喊，可是那漆太稠了，把我的嗓子眼全堵死了……老陈，我喘不上气，我每晚都快被憋死了！”
看着地上的王建军，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冬天的太阳落得早。那一刻，我看着周围那些被刮得露白、泛红的墙壁，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天晚上，何丽跪在地上擦墙的声音。
“刷……刷……刷……”
我再也待不下去，一把推开王建军，近乎逃命似的冲出了他家。
身后，传来王建军含糊不清的、带着哭腔的怒吼：
“不是我！是马翠花给的钱！是刘科长那个死婆娘让我干的！你们找她去啊！找她去啊！”
那声音在阴暗的过道里回荡着，混杂着扑鼻而来的油漆味，久久散不去。
我一口气冲上三楼，回到自己家里，把大门“砰”的一声死死关上，反锁。
坐在沙发上，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一样。1994年的国营厂，大楼里的人情原本是热乎的，可现在，我只觉得这栋楼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条缝，都透着一股让人骨子头发冷的凉意。
人性要是恶起来，真比什么都毒。王建军为了几个臭钱，马翠花为了点捕风捉影的嫉妒，生生把一个活人逼上了绝路。
就在这时候，隔壁，也就是原本何丽家那间空屋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响动。
“啪嗒。”
那声音很轻，但在死寂的傍晚显得格外清晰。就像是……有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放下了一个塑料桶。
我浑身一僵，死死地盯着和隔壁相连的那堵墙。
紧接着，那个我这几天最害怕、最抗拒的声音，再次毫无征兆地从墙壁那边传了过来。
“刷……”
“刷……”
极其缓慢，极其沉重。那不是用钢丝球擦墙的声音，而是……有人拿着一把大刷子，蘸饱了黏稠的液体，在墙壁上狠狠地、大面积地涂抹的声音。
每一次涂抹，都伴随着“咕哧、咕哧”的液体搅动声。
那声音，正顺着墙壁，一点一点地，往我家大门的方向延伸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