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 刀剪下的黑炭与病床上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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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人的疯魔劲儿，全营的弟兄们都看在眼里。</p>
没有一个人去嘲笑他们，也没有人敢去可怜他们。在这个营地里，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赢得尊重。</p>
大刘有一次看着大春从雪地里爬回来，裤腿上渗出一片殷红的血迹，忍不住上前想扶一把。</p>
大春一把推开大刘的手，咬着牙，额头上冷汗直冒，却硬是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p>
“刘长官，俺能走。这腿虽然缺了半截，但还没废。”大春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地挪进山洞。</p>
大刘站在原地，看着大春的背影，眼眶子有点发热。他转过头，对身边的几个新兵骂道：“都他娘的看见没？大春这腿都这样了，四百米外的木头桩子，他闭着眼空击都不带晃的。你们这帮全须全尾的要是再练不出来，干脆去跟老陆学打铁算了！”</p>
这五个残兵，不仅没有成为队伍的包袱，反而像是一把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剩下的七十多个汉子。谁也不敢喊苦，谁也不敢叫累。因为你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韩老六用那只残废的手，正把枪栓拉得咔咔响。</p>
这天傍晚，沈行和韩天喜站在岩洞深处的岔道口，看着角落里正在蒙眼练习拆解步枪的五个残兵。</p>
韩老六蒙着眼睛，用仅剩的三个指头，熟练地卸下三八大盖的枪栓，取出击针弹簧，然后再咔咔几下组装回去。动作虽然比别人慢了一点，但没有一丝滞涩。</p>
韩天喜看着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长长地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对沈行说：“长官，俺以前在东北军带兵，觉得只要能跑能冲就是好兵。遇上伤残的，大多给点安家费打发回乡下。俺真没想到，这几个兵，在您这儿，能硬生生熬出这等本事。”</p>
沈行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火光照亮了他的脸。</p>
“韩兄弟，这不叫熬。”沈行吐出一口青烟，看着那五个汉子的背影，“是这狗日的世道把人逼到死地后的反弹。他们知道自己身体有缺陷，知道如果枪打不准，在这世道里就只能是个废人。”</p>
“他们不想被当成累赘，不想被兄弟们护在身后。他们这是在拿命给自己挣尊严。”</p>
沈行拍了拍韩天喜的胳膊，语气里透着一股子由衷的敬佩。</p>
“这五个老伙计，现在是咱们营地里最硬的几块骨头。等开了春，外头的雪一化，只要把他们往那制高点上一放，他们就是最让人放心的哨兵。”</p>
阴历三月，老林子里的风已经不怎么刮骨头了。树杈上的残雪化成了水，砸在底下的枯叶子上，发出细碎的“滴答”声。</p>
转眼间，这已经是1935年的春天。</p>
关东军那场浩浩荡荡、号称要将长白山余脉犁地三尺的“冬季大讨伐”，在这漫长而残酷的四个月里，变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武装游行。几万名日伪军在这片几千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里来回穿梭，除了把几十个躲在深山里熬冬的无辜采参人和猎户当成“抗日分子”抓回去交差之外，连那支神秘队伍的影子都没摸着。</p>
大自然是一座公平的绞肉机。它不认黄皮子，也不认膏药旗。</p>
凤城警察署的警长，也就是那个满肚子牢骚的伪警察老褚，没能熬到听见冰雪融化的滴水声。</p>
一个月前，在老熊沟的一道背阴坡上。老褚连着吃了半个月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高粱面窝头，两条腿早就因为受寒和营养不良浮肿得像棒槌。队伍在爬一道结了冰的陡坡时，老褚脚底下的破棉鞋打了个滑。</p>
他连喊都没来得及喊出一声，整个人就像个破麻袋一样，顺着三四十米长的冰坡直直地滚了下去，最后“砰”的一声闷响，后脑勺重重地砸在坡底的一块花岗岩上。</p>
走在前面的日本兵听见动静，回头看了一眼。坡底下的老褚像一只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四肢抽搐了两下，脑底洇出一大滩暗红色的血，很快就被雪水冻住了。</p>
带队的日军分队长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那几十米深、连个落脚点都没有的滑坡，连一句“下去救人”的口令都没下。他只是转过头，对旁边的一个伪军排长挥了挥手：“死了一个向导。把他的名字划掉，继续前进。”</p>
老褚就这么死在了荒山野岭里。他为了吃饱饭，套上这身狗皮给日本人卖命，最后在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里，连一具需要收敛的尸体都算不上。他的名字只是伪军名册上被红笔划掉的一个符号，家里那四口人，连半个大洋的抚恤金都拿不到。</p>
老褚死了，反倒是个痛快的解脱。而对于第一中队的上等兵高桥龙一来说，活着，却成了一场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凌迟。</p>
凤城，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野战医院。</p>
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石炭酸和腐肉发酵的腥臭味。高桥躺在一张散发着霉味的行军床上，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木纹。</p>
他的那场“大讨伐”，在半个月前就结束了。不是因为他找到了游击队，而是因为他的右脚在雪地里彻底冻坏了。</p>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走到高桥的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医用剪刀和一把手术钳。军医没有戴口罩，脸上带着一种见惯了伤痛的冷漠。</p>
“高桥上等兵，你的右耳廓已经完全坏死，发生干性坏疽。如果不切除，坏死组织一旦感染，会引发脑膜炎。”军医用冰冷的器械碰了碰高桥的右边脑袋。</p>
高桥没有说话，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p>
那只右耳，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黑紫色的、干瘪得像烧焦的木炭一样的东西。里面没有任何血液流通，连痛觉神经都已经坏掉了。</p>
军医见高桥没有反应，也没有打麻药。这种干性坏疽的切除，在野战医院里属于最基础的外科处理，麻药是留给枪伤和炮伤重病号的。</p>
军医拿起剪刀，顺着高桥右耳根部那条清晰的红黑分界线，“咔嚓、咔嚓”地剪了下去。</p>
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剪一块厚实的硬纸板。高桥只感觉到耳根处传来一阵轻微的拉扯感和隐隐的钝痛，那块黑色的死肉就被剪了下来，扔进了一旁的搪瓷盘子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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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人的疯魔劲儿，全营的弟兄们都看在眼里。</p>
没有一个人去嘲笑他们，也没有人敢去可怜他们。在这个营地里，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赢得尊重。</p>
大刘有一次看着大春从雪地里爬回来，裤腿上渗出一片殷红的血迹，忍不住上前想扶一把。</p>
大春一把推开大刘的手，咬着牙，额头上冷汗直冒，却硬是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p>
“刘长官，俺能走。这腿虽然缺了半截，但还没废。”大春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地挪进山洞。</p>
大刘站在原地，看着大春的背影，眼眶子有点发热。他转过头，对身边的几个新兵骂道：“都他娘的看见没？大春这腿都这样了，四百米外的木头桩子，他闭着眼空击都不带晃的。你们这帮全须全尾的要是再练不出来，干脆去跟老陆学打铁算了！”</p>
这五个残兵，不仅没有成为队伍的包袱，反而像是一把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剩下的七十多个汉子。谁也不敢喊苦，谁也不敢叫累。因为你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韩老六用那只残废的手，正把枪栓拉得咔咔响。</p>
这天傍晚，沈行和韩天喜站在岩洞深处的岔道口，看着角落里正在蒙眼练习拆解步枪的五个残兵。</p>
韩老六蒙着眼睛，用仅剩的三个指头，熟练地卸下三八大盖的枪栓，取出击针弹簧，然后再咔咔几下组装回去。动作虽然比别人慢了一点，但没有一丝滞涩。</p>
韩天喜看着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长长地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对沈行说：“长官，俺以前在东北军带兵，觉得只要能跑能冲就是好兵。遇上伤残的，大多给点安家费打发回乡下。俺真没想到，这几个兵，在您这儿，能硬生生熬出这等本事。”</p>
沈行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火光照亮了他的脸。</p>
“韩兄弟，这不叫熬。”沈行吐出一口青烟，看着那五个汉子的背影，“是这狗日的世道把人逼到死地后的反弹。他们知道自己身体有缺陷，知道如果枪打不准，在这世道里就只能是个废人。”</p>
“他们不想被当成累赘，不想被兄弟们护在身后。他们这是在拿命给自己挣尊严。”</p>
沈行拍了拍韩天喜的胳膊，语气里透着一股子由衷的敬佩。</p>
“这五个老伙计，现在是咱们营地里最硬的几块骨头。等开了春，外头的雪一化，只要把他们往那制高点上一放，他们就是最让人放心的哨兵。”</p>
阴历三月，老林子里的风已经不怎么刮骨头了。树杈上的残雪化成了水，砸在底下的枯叶子上，发出细碎的“滴答”声。</p>
转眼间，这已经是1935年的春天。</p>
关东军那场浩浩荡荡、号称要将长白山余脉犁地三尺的“冬季大讨伐”，在这漫长而残酷的四个月里，变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武装游行。几万名日伪军在这片几千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里来回穿梭，除了把几十个躲在深山里熬冬的无辜采参人和猎户当成“抗日分子”抓回去交差之外，连那支神秘队伍的影子都没摸着。</p>
大自然是一座公平的绞肉机。它不认黄皮子，也不认膏药旗。</p>
凤城警察署的警长，也就是那个满肚子牢骚的伪警察老褚，没能熬到听见冰雪融化的滴水声。</p>
一个月前，在老熊沟的一道背阴坡上。老褚连着吃了半个月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高粱面窝头，两条腿早就因为受寒和营养不良浮肿得像棒槌。队伍在爬一道结了冰的陡坡时，老褚脚底下的破棉鞋打了个滑。</p>
他连喊都没来得及喊出一声，整个人就像个破麻袋一样，顺着三四十米长的冰坡直直地滚了下去，最后“砰”的一声闷响，后脑勺重重地砸在坡底的一块花岗岩上。</p>
走在前面的日本兵听见动静，回头看了一眼。坡底下的老褚像一只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四肢抽搐了两下，脑底洇出一大滩暗红色的血，很快就被雪水冻住了。</p>
带队的日军分队长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那几十米深、连个落脚点都没有的滑坡，连一句“下去救人”的口令都没下。他只是转过头，对旁边的一个伪军排长挥了挥手：“死了一个向导。把他的名字划掉，继续前进。”</p>
老褚就这么死在了荒山野岭里。他为了吃饱饭，套上这身狗皮给日本人卖命，最后在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里，连一具需要收敛的尸体都算不上。他的名字只是伪军名册上被红笔划掉的一个符号，家里那四口人，连半个大洋的抚恤金都拿不到。</p>
老褚死了，反倒是个痛快的解脱。而对于第一中队的上等兵高桥龙一来说，活着，却成了一场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凌迟。</p>
凤城，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野战医院。</p>
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石炭酸和腐肉发酵的腥臭味。高桥躺在一张散发着霉味的行军床上，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木纹。</p>
他的那场“大讨伐”，在半个月前就结束了。不是因为他找到了游击队，而是因为他的右脚在雪地里彻底冻坏了。</p>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走到高桥的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医用剪刀和一把手术钳。军医没有戴口罩，脸上带着一种见惯了伤痛的冷漠。</p>
“高桥上等兵，你的右耳廓已经完全坏死，发生干性坏疽。如果不切除，坏死组织一旦感染，会引发脑膜炎。”军医用冰冷的器械碰了碰高桥的右边脑袋。</p>
高桥没有说话，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p>
那只右耳，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黑紫色的、干瘪得像烧焦的木炭一样的东西。里面没有任何血液流通，连痛觉神经都已经坏掉了。</p>
军医见高桥没有反应，也没有打麻药。这种干性坏疽的切除，在野战医院里属于最基础的外科处理，麻药是留给枪伤和炮伤重病号的。</p>
军医拿起剪刀，顺着高桥右耳根部那条清晰的红黑分界线，“咔嚓、咔嚓”地剪了下去。</p>
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剪一块厚实的硬纸板。高桥只感觉到耳根处传来一阵轻微的拉扯感和隐隐的钝痛，那块黑色的死肉就被剪了下来，扔进了一旁的搪瓷盘子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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