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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林远把该准备的东西翻来覆去检查了七八遍——玉米棒子挑了最饱满的,红薯选了最大的,连包裹的布都换了三块,第一块太花哨,第二块太素净,第三块是陈婉儿从箱底翻出来的淡青色棉布,不艳不俗,刚好。短到一眨眼就到了赴约的日子,第三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脑子里像有一窝蜜蜂在嗡嗡地飞,怎么都静不下来。裂缝还是那条裂缝,从床头延伸到床尾,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但今天他看着那条裂缝,觉得它不像河流了,像一张嘴,一张在问他“你准备好了吗”的嘴。</p>

    陈婉儿还在睡,呼吸均匀,脸红扑扑的,像一朵刚绽开的玫瑰。七个月的肚子在被子里拱起一个小山包,她侧躺着,一只手搭在肚子上,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护着里面的宝贝。林远轻手轻脚地下床,没吵醒她,走到院子里打了一桶井水。井水冰得扎手,泼在脸上激得他打了个哆嗦,脑子清醒了一些,但胸腔里的那团堵着的东西没散,像一块棉花泡在水里,胀得越来越大。</p>

    桂花树上的鸟还没醒,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三次。第一次吸得太猛,呛了一下,咳了半天,咳得眼眶都红了;第二次缓了一些,气顺了,但胸腔还是闷;第三次刚刚好,不猛不缓,从鼻子吸进去,从嘴巴吐出来,像一条被搁浅了很久的鱼终于被水冲回了海里。</p>

    新衣服挂在衣架上,是陈婉儿前天去绸缎庄买的布、昨天连夜赶出来的——藏青色的湖绸,对襟,袖口绣着暗纹的云纹,领口镶了一圈黑色的包边,做工精细,针脚细密,密得像蚂蚁排着队走路。林远穿上,对着铜镜照了照,铜镜里的人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但他能看出来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精神——不是因为睡得好,是因为紧张。紧张的时候人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被擦过的玻璃珠。他把领口的盘扣扣好,又把袖口的褶皱扯平,退后一步看了看,觉得自己像个正经商人了,不像平时那个蹲在仓库门口啃烧饼的洋鬼子。</p>

    陈婉儿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披着外衣站在他身后,头发乱得像鸟窝,嘴角还有一道口水印子。她帮他把腰间的丝绦系紧了一些,又把领口的盘扣重新扣了一遍——他扣歪了一颗,自己没看出来。退后一步看了看,点了点头。</p>

    “行,像个正经人。”她说。</p>

    “我本来就是正经人。”林远说。</p>

    陈婉儿笑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她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动作很轻,像蝴蝶落在花瓣上,然后退后一步,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轻声说:“去吧,别紧张。总督也是人,又不是老虎。他要是凶你,你就想想我,想想孩子,就不怕了。”</p>

    林远握住她的手,手心有点凉,不知道是她的还是自己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松开手,拿起桌上的那个淡青色包袱,包袱不大,但沉甸甸的,里面装着几根玉米棒子和几个红薯,玉米须子从包袱缝隙里探出来,黄褐色的,像老人的胡须。</p>

    迭戈抱着毛球站在院门口,一人一猴都穿戴整齐。迭戈穿了一件新做的蓝色短褂,是陈婉儿前几天让小红给他做的,料子是细棉布,穿在身上像换了个人,不像平时那个邋里邋遢的跟班了。毛球头上戴了一朵新花,今天是红色的,陈婉儿说“红色喜庆,见总督吉利”。毛球的脑袋上顶着一朵大红绢花,看起来像个要去唱戏的小丑,但它自己很满意,挺着胸脯蹲在迭戈肩膀上,尾巴卷得紧紧的,像一根绷紧的弹簧。</p>

    “哥,我跟你去。”迭戈说。</p>

    “你去干嘛?”</p>

    “我去帮你壮胆。”迭戈一本正经地说,“你一个人去,万一腿抖了没人扶。我在后面看着,你腿一抖我就咳嗽,你一听到咳嗽就站直了。”</p>

    林远想说你去了我更紧张,但看到迭戈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这弟弟,从西班牙一路跟到广州,风里来浪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他点了点头:“行,去吧。但别说话,别惹事,站在院子里等,别进正堂。”</p>

    “我保证不说话。”迭戈用手在嘴上比划了一个封条的动作,手指在嘴唇上压了压,像是在贴封条。毛球也跟着用爪子捂住嘴,吱了一声,然后捂得更紧了,爪子压在脸上,把鼻子都挤歪了。</p>

    从双槐巷到总督府,走路要小半个时辰。林远没坐轿子,没骑驴,走着去。他想在路上把要说的话在脑子里再过一遍——玉米的数据、红薯的数据、种植的方法、推广的步骤,一样一样地排好序,像士兵列队一样整整齐齐。但走了半天,脑子里还是嗡嗡的,像一锅煮开了的粥,什么都想不进去,光顾着紧张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抖,是那种细微的、像被风吹动的树叶一样的抖。他把手塞进袖子里,握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了一下,抖得没那么厉害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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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督府在城北,占地极广,灰墙黑瓦,门前两座石狮子,张着大嘴,露出两排石牙,威风凛凛的。石狮子身上有青苔,从脚底一直爬到肚子上,看起来像是穿了一件绿色的围裙。门口站着八个护卫,穿着崭新的军服,腰里别着刀,站得笔直,像八根栽在地上的木桩。他们的脸都被南方的太阳晒得黝黑,有的还长着青春痘,但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像是在参加谁的葬礼。</p>

    迭戈抱着毛球站在巷口的槐树下,不敢靠近,远远地朝林远挥了挥手,嘴巴动了动,没出声,但林远看口型知道他说的是“哥,加油”。毛球也挥了挥爪子,红花的影子在阳光下闪了一下。</p>

    林远走到门口,还没开口,一个护卫就伸手拦住了他。护卫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头红棕色的卷发上停了两秒,又在他怀里的包袱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p>

    “什么人?”</p>

    林远从袖子里掏出郑方送来的那封信,双手递过去,腰微微弯了弯,姿态恭敬但不卑微:“在下林远,奉总督大人之命前来拜见。”</p>

    护卫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印章——刘大夏的私印,朱红色,方方正正,印文是“大夏”两个字——态度立刻变了,从“拦路的门神”变成了“引路的小厮”。他侧身让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手臂伸得笔直,像一根路标。“林船长,请跟我来。总督大人在后堂等您。”</p>

    林远跨过门槛,跟在护卫后面。总督府比他想象的大得多,院子套院子,回廊连回廊,青砖铺地,花木扶疏,处处透着官家的气派但不过分奢华。院子里的桂花树比双槐巷的老榕树还粗,树冠遮天蔽日,把半个院子罩在阴凉里。树下种着一丛丛的兰花,叶子碧绿,花苞淡黄,空气中飘着若有若无的兰花香。他走得很快,脚步急促,像怕迟到了似的,实际上时间还早,但他就是想快点走到,快点见到,快点把这块石头从心里搬走。</p>

    护卫把他领到后堂门口,通报了一声,侧身让开。林远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跨过门槛。</p>

    后堂不大,但布置得很素雅。正中间摆着一张花梨木的长桌,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布上没有任何花纹,素净得像一张白纸,边角被熨得服服帖帖,连一个褶子都没有。靠墙放着几把椅子,椅背上没有雕刻,光溜溜的,漆面是哑光的,不反光,不刺眼。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清慎勤”三个大字,字迹端正,笔画有力,落款是“刘大夏”,旁边没有印章,只有一行小字——“自勉”。三个字,九个笔画,每一笔都像是用刀刻上去的,不是写上去的。</p>

    刘大夏坐在长桌后面,正在看一本厚厚的账册,手里拿着一支毛笔,笔尖悬在纸上,半天没落下。他没有穿官袍,穿了一件灰色的便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方巾,看起来不像一个从一品的大员,倒像一个在家读书的老秀才。他六十多岁,瘦削,花白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下巴的轮廓棱角分明,像刀削出来的。眼神锐利得像鹰,但嘴角的弧度是柔和的,像一条弯弯的河流——不汹涌,但很深。</p>

    他看到林远进来,放下毛笔,合上账册,靠在椅背上。目光穿过门口落在林远身上,在他的红头发上停了一秒,在他的蓝眼睛上停了一秒,在他怀里的包袱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惊讶,没有好奇,没有审视,只有一种“我知道了”的平静,像一面没有风的湖。</p>

    “进来。”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沉,像石头落进深水里,咚的一声,涟漪不大,但能传到很远。</p>

    林远跨过门槛,走到长桌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腰弯得很深,几乎跟地面平行。这是陈婉儿教他的——在大明,见大官要弯腰,腰弯得越深,表示越恭敬,但不能弯到九十度以下,那是跪拜,不是行礼,反而显得卑微。</p>

    “草民林远,拜见总督大人。”</p>

    刘大夏没有说话。沉默持续了大概有半盏茶的功夫,林远弯着腰,不敢直起来,后腰的肌肉开始发酸,从酸变成胀,从胀变成疼,但他不敢动。他能感觉到刘大夏的目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不锋利,但很重。</p>

    “起来吧。”刘大夏终于开口了,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你就是那个西班牙来的商人?听说你娶了中国媳妇,在广州安了家?”</p>

    林远直起腰,站直了,点头:“是。草民娶了泉州陈家的闺女,在城西双槐巷买了宅子,在广州住了快半年了。”</p>

    刘大夏嗯了一声,目光移到林远放在桌上的淡青色包袱上。他伸出手,手指细长,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常年握笔的手。他在包袱上点了一下,问:“这就是你说的玉米和红薯?”</p>

    “是。”林远解开包袱,从里面拿出几根玉米棒子和几个红薯,摆在桌上。玉米棒子是昨天刚从地里掰的,苞叶还是绿的,须子还是黄的,新鲜得像刚从梦里醒来的早晨。红薯是前天挖的,皮上还带着泥土,泥土是干的,一碰就掉渣,掉在白色的桌布上,洇出几个淡黄色的印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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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夏拿起一根玉米棒子,翻来覆去地看了看。他剥开苞叶,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玉米粒,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排排牙齿,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他用指甲掐了一粒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圆滚滚的,像一颗小小的金珠子;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甜香,不是那种浓烈的甜,是那种清新的、像雨后青草一样的甜。然后他把那粒玉米放进嘴里,慢慢嚼了嚼,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那种“嗯,确实能吃”的确认。</p>

    “这东西,亩产多少?”他嚼完了,咽下去,问。</p>

    林远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双手递过去。本子是他让王福帮忙整理的,封面用牛皮纸包着,边角磨得发毛,但里面的内容清清楚楚——玉米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每一天都有记录:播种日期、发芽日期、生长天数、株高变化、每株结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多少粒、总产量、亩产量,还有对比数据——同一块地种小麦的产量是多少,种玉米的产量是多少,差距一目了然。</p>

    刘大夏接过本子,一页一页地翻。他看得很慢,有时候停下来,用手指在某个数字上点一点,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算。翻到“亩产五百三十斤”那一页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在“五百三十”这几个数字上点了两下,然后继续翻。翻到对比数据那一页,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又松开,皱了一下,又松开,像有人在拉手风琴。</p>

    翻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在桌上,没还给林远。他拿起一个红薯,掰开,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瓤,瓤上有白色的汁液渗出来,黏黏的,沾在他手指上。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这次他嚼的时间比玉米长,眉头也没有动,但眼神变了——刚才看玉米的时候,眼神是“这东西能吃”,现在看红薯的时候,眼神是“这东西能当粮食”。</p>

    “亩产多少?”他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p>

    “第一批六百多斤。”林远说,“土还没养熟,下批会更多。红薯不挑地,沙土地、黄土地、红土地,都能长。山坡旱地种水稻不行,种红薯正好。”</p>

    刘大夏沉默了。他把红薯放下,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嗒、嗒、嗒,节奏很慢,像一座老钟在走。他敲了十几下,停下来,看着林远,眼神变了——不是审视,不是打量,而是一种“后生可畏”的感慨,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恢复成了那种平静如水的表情。</p>

    “你说这东西不挑地,山坡旱地都能种。你亲眼见过?”他的语气不是在质疑,是在确认。当了十几年的总督,他见过太多说大话的人,也见过太多被大话骗了的百姓。他不怕人吹牛,他怕人吹了牛不兑现。</p>

    林远点头:“草民在广州城外西北角那片旱地看过。那片地有三四百亩,土质偏沙,水源不足,种水稻不行。但草民在非洲的圣赫勒拿岛种过玉米,那里的地比广州西北角还差,石头多,土薄,但玉米照样长,亩产四百多斤。红薯更皮实,种在沙地里,浇几遍水就能活。”</p>

    刘大夏站起来,负着手走到窗前,背对着林远,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如盖,遮出一大片阴凉,树下的石桌上放着一把紫砂壶和一只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残茶,茶水已经凉了,颜色发褐。树下有几个书吏在整理文书,低声交谈,声音隐约传来,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语气很轻快,像是在聊中午吃什么。</p>

    “林远,”刘大夏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布在说话,“你从西班牙到广州,漂洋过海,九死一生。你图什么?”</p>

    林远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沈万山问过他,胡大海问过他,郑方问过他,每个人都问过他。他的答案每次都不一样——对沈万山说的是“赚钱”,对胡大海说的是“糊口”,对郑方说的是“活着”。但对刘大夏,他知道不能这么说。这个老头在广东当了十几年总督,什么人都见过,什么话都听过,你骗不了他。</p>

    他想了想,说:“总督大人,草民图的是心安。”</p>

    刘大夏转过身,看着他。</p>

    林远继续说:“草民在西班牙是个穷光蛋,上了船,出了海,一路走到广州。这一路上,草民见过太多饿肚子的人——非洲的、印度的、马六甲的,都有。草民不是圣人,救不了所有人,但草民手里有玉米,有红薯,这些东西能让人不饿死。草民把它们带到广州,种在院子里,收了一茬,证明它们能活、能长、能填饱肚子。草民把种子给胡大人,给沈老板,给总督大人,推广出去,种到更多的地方去。种一亩,救一村人;种一百亩,救一县人;种一万亩,救一府人。草民图的就是这个——心安。”</p>

    刘大夏看着林远,看了很久。他的眼神变了——不是审视,不是打量,不是感慨,而是一种“你这年轻人我认了”的认可,但那种认可不是长辈对晚辈的喜欢,而是两个经历过风浪的人之间才会有的那种默契。他走回桌前,坐下,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不烫了,甚至有点凉,但他一饮而尽,把空杯子放回桌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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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说了一个字,只有一个字,但那个字很重,像一块石头压在桌上,压得桌面都好像微微陷了一下。</p>

    林远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一半。</p>

    刘大夏拿起那根玉米,又看了看,放下;拿起那个红薯,又看了看,也放下。他把林远的小本子翻开,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有一张林远画的简单的地图——广州城外西北角那片旱地的示意图,标注了土壤类型、水源距离、种植面积。他看了一会儿,手指在地图上点了点。</p>

    “你说的这片地,本督知道。沙地,存不住水,种什么都长不好。你要是能在那片地上种出玉米和红薯,本督就信你。”</p>

    林远抱拳:“草民愿意一试。”</p>

    刘大夏点头,从桌上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盖上自己的私印,递给林远。“这是本督的手令。你去那片地,随便种,没人拦你。种出来了,本督给你请功;种不出来,本督也不怪你,至少你试过了。”</p>

    林远接过那张纸,手有点抖。纸很薄,轻飘飘的,但上面的字很重,印很红,像一团火在纸上烧。他把纸折好,塞进怀里的暗袋,贴着胸口。</p>

    刘大夏站起来,负着手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槐树。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中显得很瘦,肩膀窄,腰板直,像一棵在风中站了很多年的老树,风把叶子吹掉了,把枝条吹弯了,但树干还是直的。</p>

    “林远,你跟别的西洋人不一样。”他没回头,声音从窗前传过来,像是自言自语,“葡萄牙人来过广州,趾高气扬的,觉得我们大明落后,觉得我们好欺负。你不一样。你娶了中国媳妇,说中国话,穿中国衣服,把我们当人看。”</p>

    林远站在他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沈万山说过类似的话——“你把心掏出来给我看,我也把心掏给你看”。大明的人,讲究的是一个“真”字。你真,他们就真;你假,他们比你还假。他不是故意要“真”的,他是不会“假”。他在前世就是个不会装的人,穿越之后更不会装了。</p>

    刘大夏转过身,看着林远,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这年轻人我记住了”的微表情,转瞬即逝,但林远捕捉到了。</p>

    “行了,回去吧。”刘大夏摆了摆手,“玉米和红薯的事,本督会上心。你在广州做生意,只要不犯法,本督不会为难你。”</p>

    林远抱拳行礼,腰弯得很深。“多谢总督大人。草民告退。”</p>

    他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刘大夏在身后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高了一些,像是在喊一个走远了的晚辈。“林远,下次来,把那个玉米饼带几个。本督尝尝。”</p>

    林远愣了一下,回过头,看到刘大夏已经坐回了椅子上,拿起了那本厚厚的账册,毛笔悬在纸上,像是在准备写什么。他没有看林远,但嘴角的弧度比刚才大了一点点——不是在笑,是在等一个回答。</p>

    “草民一定带到。”林远说。</p>

    他走出后堂,穿过回廊,穿过院子,走到总督府的大门口。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晒得地面的青石板发白,热气从地面蒸上来,像一层透明的薄膜在跳动。他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像一条被搁浅了很久的鱼终于被水冲回了海里。他的腿在发抖,手也在发抖,嘴唇也在发抖,浑身都在发抖,但他的嘴角翘得老高,翘得比总督府门口的飞檐还高。</p>

    迭戈抱着毛球蹲在巷口的槐树下,一人一猴都伸长脖子往里看,脖子伸得像两只被拎着的鹅。看到林远出来,迭戈猛地站起来,腿都蹲麻了,趔趄了一下,差点把毛球甩出去。毛球爪子抓着他的衣服,挂在半空中荡了两下,吱吱叫着被拽回来。</p>

    “哥!怎么样?”</p>

    林远竖起大拇指,没有说话。</p>

    迭戈的嘴巴裂开了,裂得能塞进一个拳头。毛球的嘴巴也裂开了,露出两排尖尖的小牙,吱吱叫了两声,声音尖锐得像哨子,在巷子里回荡。</p>

    “走,回家。”林远说,“你嫂子还等着呢。”</p>

    他走下台阶,脚步轻快得像踩在云上。巷子里的阳光很暖,照在他身上,把藏青色的长袍晒得发烫。他摸了摸怀里的那张手令,纸片贴着胸口,硬硬的,凉凉的,像一小块冰。</p>

    迭戈抱着毛球跟在后面,跑得气喘吁吁。毛球趴在迭戈肩膀上,回头看了总督府一眼,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再见”。</p>

    巷口的老槐树下,一只黄狗趴在树根上,伸着舌头喘气。看到林远走过来,耳朵动了一下,没起身,继续趴着。林远走过它身边的时候,它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尾巴,又趴下去了。</p>

    阳光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三条在石板路上延伸的河流。林远走在最前面,影子最长,一直延伸到巷口的拐角处,像一条指向远方的路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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